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理论反思

审判中心主义改革是我国近期出现的一场重大司法改革运动。但为推动这一改革所出台的实施意见,却只是对现行制度做出了再次强调和重申,而少有真正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这次改革没有触动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没有贯彻真正的直接和言词原则,没有真正树立法院定罪证明标准的最高权威,没有确保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的辩护。近期新出现的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还有可能使审判中心主义陷入新的困境。对于审判中心主义改革,我们确有进行全面反思的必要。

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重大问题研究

就职务犯罪的调查、追诉与审判而言,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如铁路警察般"各管一段",两法之间的衔接至为重要。这种衔接在法理上并无矛盾,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都属于宪法之下的基本法律,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与法律效力。两者的衔接具有实体标准与程序建构两个维度,前者要求明确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边界,不能以政务处分代替刑事追究,后者则涉及如何对接审判中心主义、刑事诉讼上的证明标准、实施非法证据排除等,并需要实现逮捕与留置措施的对接。

审判中心视阈下庭前会议功能探析

我国庭前会议制度呈现出"职权性"、"形式化"相结合的"协商模式"特点。此种模式不仅有悖于提高庭审效率、促进庭审实质化的立法初衷,而且也难以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强化程序控制的基本要求。改革方案应当从推动"法院主导"向"当事人协同"转变入手,理顺庭审程序与庭前会议之关系,准确定位庭前会议乃"准备"程序之实质,在严格区分案件实体与程序基础上,构建实体准备与程序控制的二元功能结构。

“以审判为中心”与刑事程序法治现代化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化、权力内敛化、社会市民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程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已然成熟,应当把握司法规律、探索中国道路,并将其上升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加以认识。刑事程序法治现代化的基本要义包括人权保障、程序正义、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二战结束至今,"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在全球范围内逐步确立,足以说明"以审判为中心"体现刑事程序法治现代化之精义,符合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程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当直面"以侦查为中心"的中国问题,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方案。

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与贯彻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对该原则作出明文规定,但是诸多司法解释均对此作出了规定,在政治领域也得到了党的文件的肯定。可以说,证据裁判原则在我国已经逐步确立发展起来。立足于我国的司法实践,要贯彻证据裁判原则,需要厘清"以事实为根据"与证据裁判的关系,审判中心主义与证据裁判的关系,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严格证明标准等。

法院中心、庭审中心与法官中心: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认识框架

基于"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要素,有"法院中心"、"庭审中心"、"法官中心"三种具体模式。"法院中心"是国家权力分配的结果,"庭审中心"强调庭审的程序正当,"法官中心"则强调发挥法官在审判中的能动性。三者具有递进式的内在逻辑,"法院中心"是第一位阶的,之上的是"庭审中心","法官中心"属于最高要求或者理想型的"以审判为中心"。认识到"以审判为中心"在不同语义和语用下具有不同意义,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改革中找准位置、定好目标和选好策略。目前司法改革的目标实际既不是"法院中心",也不是"法官中心",而应是"庭审中心",不过"庭审中心"属于过渡模式,法治所期待的应为"法官中心"模式。

审判中心内涵再讨论--基于理论、制度及实践视角

国内法学界对于审判中心这一范畴的理论阐释存在理论逻辑不清晰的缺陷,对审判中心内涵的理论阐释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对于审判中心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的探讨陷入了方法论立场上的实用主义。审判中心在理论层面称为审判中心主义,主要指以居中裁判职能发挥作用为指引的反映刑事诉讼程序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规律的程序结构思想。制度层面的审判中心称为以审判为中心,即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践层面的审判中心称为庭审实质化,主要是保障判决基础来源于法庭。

审判中心主义概念的展开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任务。这里的审判为中心在学术上被概括为审判中心主义。在肯定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符合国情的前提下,如何理解审判中心主义则需要深入的分析。本文从历史、本体、理论基础、现状及背景几方面对审判中心主义进行了探讨。

民事庭审程序优质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民事庭审方式改革历经了庭审规范化改革和庭审实质化改革两个阶段,目前进入到了庭审优质化改革的更高阶段。庭审优质化改革要解决庭审走过场等诸多"病症"。为此有必要在庭审改革上实现若干转变,并建立程序分流机制、具体诉答机制、审判预备机制、争点整理机制、平等保障机制、法庭对审机制以及裁判说理机制等,此外还要建立若干配套制度。

审判中心模式下庭前会议程序的再造研究

本文以审判中心模式为视角审视庭前会议程序的制度状态与绩效,对其价值理念进行再平衡;从法律明确规定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优化庭前会议的启动主体、赋予庭前会议的程序性效力、强化庭前会议的诉讼权利保障机制,对其实践进路进行合理的再构建,目的是将有损庭审顺畅展开的障碍性程序问题于庭前排除,确保集中审理和庭审实质化。

公诉案件庭前程序的省察与追问——兼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仅限于"审判为中心"的培育,也非简单地在理论上确立以审判为中心诉讼的位置,而应侧重于"以审判为中心"框架下的"诉讼制度改革",通过"诉讼制度改革"来确立"审判中心"的核心地位。对公诉案件庭前程序过度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审判为中心"的落实,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时需要对刑事诉讼法"恢复"案卷移送制度、庭前审查制度、庭前会议制度等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虑,这种考虑不仅需要对原有的制度架构深刻反省,还需要适时地进行批判性追问,以期在诉讼制度改革中"一体推进",以免架构的审判中心制度会因相关制度的侵蚀和制约而达不到改革的预期效果。

论我国补充侦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补充侦查是依照法定程序,在原有侦查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查清事实、补充完善证据的诉讼活动,是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补充侦查制度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多个节点,在不同诉讼阶段中,补充侦查的内容不尽相同,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补充侦查制度的格局有所变化。补充侦查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是检察权能的一个重要载体,为实现侦查活动的目的提供了必要保障。《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细化了相关规定,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创新,对于提高补充侦查质效、规范补充侦查制度运行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应当落实司法改革的要求,结合具体实践需要,对补充侦查制度作出进一步完善。

补充侦查性质分析

补充侦查作为一种初次侦查的补救性措施,其本应体现出收集证据的补充性和样态方面的例外性,可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却利用补充侦查措施作为案件期限的延长工具,导致实践中大量运用补充侦查,使被追诉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建议从统一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标准、规范补充侦查提纲、严格限制补充侦查措施的运用及提升办案人员的素养等方面努力,让补充侦查措施的性质回归本位。

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侦查工作绩效评价机制研究

对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业绩评价,关系到被追诉人及其亲友对刑事司法公正性的评价,关系到社会各界对司法的信任,关系到司法权威的确立。所以说,绩效评价机制是一个导向机制,对某一项工作的奖惩,会鼓励或者抑制人们向某个方向的努力行为。在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选择对侦查工作合适的绩效考评方法,运用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会正确引导侦查工作。

审判中心主义与刑事诉讼构造革新

审判中心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公认的刑事司法基本准则,也是今后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的基本方向。它强调的是审判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决定作用,其内在机理在于分权制衡理论和无罪推定原则,其最主要的价值追求是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公民人权。当下,我国重提审判中心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防范冤假错案、树立审判权威和推进司法改革。为了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应革新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一要重申并贯彻决定刑事诉讼构造的基本原则,二要重新理解并定位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与职能,三要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我国庭前证据移送方式及相关制度改革之联动——以庭审实质化为视点

庭前证据的移送方式决定着审判人员庭前审查的范围以及能否对案件产生庭前预断的效果。我国庭前证据移送方式改革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庭前证据全案移送方式的重新确立,是我国庭审实质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该制度目的的实现有赖于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完善。

疑罪从无与司法文明

司法文明是人类在长期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法律文化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总和,是文明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疑罪从无是现代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原则,在促进人权司法保障、防范和纠正冤错案件、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司法公正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实践中疑罪从无贯彻与实施的情况并不理想,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疑罪从押等现象损害了司法公正,侵蚀了司法权威。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从司法文明理念入手,重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取消不合理的考核制度等,为实现疑罪从无创造理性的环境,推动了司法文明的进步。

以审判为中心与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确保证人出庭,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证人出庭制度的相关规定之间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仍不容乐观。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确保证人出庭为关键要求,这就为完善证人出庭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指引。逐步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证人出庭制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审判为中心。

认罪认罚程序的中国模式:“起诉中心主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用的是一种“起诉中心主义”模式,即认罪认罚程序通过侦查引导、检察“预决”、法院审核,形成了一种公诉权主导下侦诉协作、控辩合作、控审协同的新程序样态。该模式既具有域外认罪案件“检察官司法”的动力机制,又植根于我国刑事司法现实场域,更加契合职权传统和线性诉讼结构,更能确保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也能避免审辩协商可能产生的胁迫,但是,亦潜藏一定的诉讼风险。“起诉中心主义”模式既受审判中心的统摄,又是为了实现非认罪案件的审判中心。当务之急,应认真对待“起诉中心主义”模式,通过相关制度建设谨防检察官权力滥用、有效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化解其对刑事正当法律程序的消解等,避免“起诉中心主义”的失范化。

证据是审判中心的基石

以审判为中心,从提高案件质量的角度说,可理解为以证据为中心,即审判、起诉、侦查应当紧紧围绕证据认定、证据审查、证据收集开展工作,在面对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时,法检公三机关应当自觉排除不当干扰,坚决从严认定证据、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坚决捍卫疑罪从无;自觉严格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法治精神,由审判组织独立对证据作出认定、对案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