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与科举的双向互动

翰林院因科举而起,也随科举而亡。在唐之时,翰林出身并无限制,扩大了科举取士范围。两宋以还,翰林多由科举出身,尤以进士为主。逮至明代,始对新科进士进行馆选考试,遂有庶吉士制度。清代沿用明制,进一步完善,而有“朝考”“大考”之制。翰林之设,原是“天子私人”,实现科举分流。唐宋先官后选,极大地发挥了翰林的才能与效用。明清则先选后官,注重辞章习写,放大了翰林的词臣本色,枵腹之徒充斥其间,反噬了它存在的功用与价值。究之根本,翰林制度是帝王用以制衡、集权的工具,借此笼络士心,为己所用;士子则视其为青云之梯,奔竞不止。这种双向的互动,因时代不同,所产生的正负影响亦呈殊别。

《明代翰林馆课研究》评介

张婷婷的《明代翰林馆课研究》一书,系天津古籍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的有关明代科举史领域的最新力作。该书主要是围绕明代庶吉士制度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考核方式——明代翰林馆课,进行研究和分析。其创新之处主要在于:一是将现存明代翰林馆课汇编进行了摸排;二是对明代翰林馆课的命题情况进行了合理分类;三是从翰林馆课的角度对明代高级文官培养制度——庶吉士制度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解读。

李白居翰林及赐金放还考辨

居翰林及赐金放还,是李白研究中很重要的环节。李白居翰林时的真实身份,是翰林供奉。但开、天时期是翰林供奉向翰林学士过渡阶段,也是二者共存阶段,并没有绝对严格的区分,翰林学士和翰林供奉混称的现象,屡见不鲜。二者虽有身份差别,但比较细微。李白被赐金放还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他在翰林院期间的交游,一定程度上为当朝权贵所不喜。除此以外,李白的家世、与执政者的关系、行政历练、自我定位等因素,是他仕途上的一系列障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赐金放还一事的必然性。

金代翰林学士院与史学关系之演变及其影响

金朝中后期,翰林学士院频繁且长时间地承担纂修史书的任务,翰林官员逐渐成为修史的的主要承担者,至金朝末年,翰林官员兼史职已经形成了惯例。同时,由于统治者的有意排斥,金朝后期翰林学士院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日趋下降,与中枢政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越来越多地承担修史任务则是其疏远政治的具体表现。元初建立的翰林国史院,从制度、机构和职能上将翰林学士院和国史院合二为一,完成了金朝中后期以来翰林学士院的这一发展趋势,翰林机构转变成为一个以修史和草词为主要职务的普通文翰机构。

《永乐大典》遭劫难的真相

《永乐大典》在明代隆庆元年 (15 6 7年 )抄录完成、分为正副本后 ,正本下落不明 ,副本原储于皇史 ,清初移至翰林院。到庚子事变前 ,主要缘于国人监守自盗之故 ,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只剩下了八百余册。 190 0年 6月 2 3日 ,翰林院遭到围攻使馆的国人的焚烧 ,其所藏《永乐大典》一部分被英国使馆移出 ,一部分被使馆区内之人盗掠 ,另一部分被焚毁或弃置。 190 1年 6月 11日 ,英国使馆交回了《永乐大典》330册。这些交回的《永乐大典》 ,后来又被那些监守自盗者瓜分 ,以致 1912年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 ,只剩下了 6 4册。翰林院被焚时所直接焚毁的《永乐大典》 ,并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多。我们有理由对找到更多的《永乐大典》残卷充满希望。

闽中诗派对明代翰林诗歌创作的影响

闽中诗派是明初诗歌创作的重要力量,其成员高棅在翰林二十余年,编选《唐诗品汇》,为明代的翰林院诗歌创作确立了宗师对象,影响深远。闽中诗派因其科举繁荣而作家成员众多,在正统以前,深刻地影响了翰林院的诗歌创作。

明代朝廷的典藏及其管理

我国是世界上保存图籍最为宏富的国家之一,这与历代重视典籍分不开,自汉、魏以来就设立秘书监进行专职管理。明代对此有所因革,朝廷典藏改由翰林典籍管理。其初由于朝廷重视,典籍发挥了身处翰林的特定优势,进展良好;自明中叶后,随着政局转坏,典藏亦渐趋衰败。其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旧京词林志》著者及文献价值述略

《旧京词林志》是明代浙江宁波人周应宾所编的南京翰林院志。该书是记载明代南京翰林院文献留存不多的志书之一,可以补充参证明代黄佐所修的《翰林记》。《旧京词林志》在修成之后即被很多书目和笔记纷纷引用,显示了此书记录文献的真实性、客观性的特点。是继唐代李肇《翰林志》之后,又一部具有较高文献利用价值的古代翰林院志书。

“法体汉唐”与明初政体的设计思路——以明代通政使司、翰林院为对象

明初的政体设计比较清晰地体现了'法体汉唐'的基本思路。通过梳理明代翰林院与通政使司两个机构的下属部门的整合过程并分析其职能的调整,可以看出这两个机构是有意模仿唐代之中书、门下省而创立的。明初政治集团的这种政体设计思路显然是为了摆脱金、元两朝政体的影响,而回归到唐宋以来形成的以皇帝为核心的决策机构与行政机构相分离的政治模式之中。虽然明初几朝的政治风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种思路的走向,但是以皇帝为核心的内阁、六部相分离的政治框架的形成,已经把'法体汉唐'的制度精神嵌入其中。

明初翰林院江西籍作家传承研究

明代初年,江西刘崧为代表的西江派影响了明代的翰林院作家。江西籍作家成为有明一代翰林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西江派成为庙堂文学的机缘,在于杨士奇成为内阁重臣,长期主持文坛,影响一时的创作风尚,培养大批作家,在文学上形成多条衣钵传承关系。

法式善《同馆试律汇抄》与清人试律诗之研究

清代科举考试以制义为主,试律诗也拥有一席之地。法式善的《同馆试律汇抄》所收试律诗就是翰林士子的乡试、会试、朝考、召试及馆课之作。考察该书,可以了解清代科举考课、清人试律诗所表现的雅正诗学观和试律诗在清代兴盛的原因。

从翰林院作家的身份看杨慎的诗学理论

杨慎是明代学识最为渊博、著述最为繁富的作家,著有《升庵诗话》等诗歌理论著作。自少年起,杨慎受业于以文章名天下的一代宗师、内阁大学士李东阳;状元及第迄至中年遭流放以前,杨慎任职于翰林院,以博学名闻天下。杨慎评议唐宋诗,阐发"夺胎换骨"的理论、学习六朝和晚唐诗歌,形成独特的诗歌风格以及运用实证的方法解诗等三方面诗学理论,都与他曾经在翰林院任职的经历有关。

《与同年诸翰林论文书》作者辨误

黄宗羲编选《明文海》、《明文授读》时,误将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徐显卿所作的《与同年诸翰林论文书》一文置于成化至正德时期的徐祯卿名下,后来许多研究者便据此认为徐祯卿的诗文理论"充满悖论",并试图为他这种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悖论"强行解释,这是不可能成立的。

元初翰林国史院的职能与文人构成

元初翰林国史院合并唐宋以来分置的翰林、国史两院,并延续蒙古时期必阇赤体系,职能在继承的基础上扩大,有六大职能:修史记事、撰写诏书文书、备顾问、译写诏书典籍、出使祭祀、选荐人才。与职能相应,在文人构成上具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蒙汉并存多民族融合。翰林国史院以汉人、南人为主,蒙古翰林院则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主。第二,以东平文人为主的格局。学术与职能相契合,加上文人间的引荐、师承,共同促成了东平文人为主的格局。第三,蒙古人、色目人地位高、影响大,汉人则表现出政治功能渐弱、文学功能增强的趋势。职能及文人构成特色,对元代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翰林国史院有引领文坛的作用,大批文人聚集大都,文人的聚集促进了文化中心的形成。而多民族文人间的交往、唱和,为形成多民族文人群体的元代文坛风貌奠定了基础。

大理国翰林制度探析

大理国时期,也仿照唐朝和宋朝,设置了翰林学士院之类的机构,其属员有翰林学士和翰林郎等。大理国的翰林制度与宋朝基本上一样,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任职者也是通过科举选拔,为皇帝草制诏、备顾问的文学优长之士,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章之道”如何“复归词林”——论明代嘉隆之际的馆阁文学

嘉隆之际,徐阶努力恢复内阁的正常运作,并以此净化馆阁的政治、文学生态。在他和继任首辅的一再申敕下,重道轻文、讲求实用的馆阁文学指导理念得到强化。而复古思潮同时在中下级馆阁作家间涌动:袁炜向新翰林大力灌输前七子的文学理论,殷士儋、赵贞吉等在教习庶吉士时也有意将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与馆阁文统有机结合。这引导年轻一代的馆阁作家向郎署复古派靠近,不但取得了可观的文学成就,也燃起了重振馆阁文学的信心。

宋代翰林图画院画学招考制度的影响与启示

宋代翰林图画院画学依据中国传统绘画的"格法"在对物写生时追求"形似",以及根据诗意的命题进行绘画创作的招生考试体制,对我国现行的美术高考具有很好的启示与借鉴。目前,我国现行的美术高考对考生文化课要求较低;过分关注考生的对物摹形能力;考生潜在的创造力无法得到体现。通过借鉴翰林图画院画学的招考制度,美术高考应从"动态调整、适度提高考生文化课录取分数线;设置贴近专业特点的考试科目;增设命题创作"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周必大《玉堂杂记》的文献价值

《玉堂杂记》为南宋周必大所作,是根据他在孝宗朝任翰林学士期间的随笔记录整理编辑而成的。《玉堂杂记》详细记录了南宋学士院建置、典制名物、学士职掌诸情况,以及翰林学士的活动与心态,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为后世揭示了宋室南渡之后学士院的发展和独特之处,是研究南宋翰苑制度最重要的史料。笔记还保存了南宋孝宗时期政治、制度、人物、诗歌方面的丰富史料,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北宋翰林图画院画家制度略述

两宋翰林图画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依的官方画院,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完备的绘画机构,这种完备不仅体现在其自身有着完整的机构设置,还在于其对于画家有着一套严格而规整的管理制度。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宋代并不是一个对画院画家有着优厚待遇的朝代。相反,两宋画院画家所面临的是地位低、待遇差、升迁难等一系列问题。

唐宋翰林院天文官演变考

为及时获得天象信息,历代内廷中多设有相关的天文人员,以备皇帝咨询.唐宋时期此类人员多隶属于翰林院,在唐代主要为天文类的翰林待诏,宋代则称翰林天文.由唐入宋,翰林院中的天文官在名称、选任等方面皆发生了较大变化.唐代的天文类翰林待诏多从僧、道等民间人士中选拔,且可出任外朝各级职官,宋代的翰林天文则多由外朝司天监(太史局)中的艺业优秀者出任,其选任和管理体现出专业化和外朝化等趋势.诸般变化与唐宋之际天文管理政策的调整、天文官群体整体地位的降低以及天文观念的改变等因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