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隐秀'思想在油画创作中的美学表现

'隐秀'对于美术绘画中有着深远的美学影响.'隐'是含蓄的,而'秀'是精致而工巧的.这种思想在当代油画作品中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隐秀'两者都要合乎妙处,绘画中就是需要注意一种恰到好处之妙用.其次,坚实的基础是一切优秀作品产生的源泉,是绘画创作的动力.最后,文中提到的优秀作品都是情思和文思自然造成,反映到绘画上就是绘画需要绘画者自身的情感投入与绘画技巧的结合.'隐秀'思想在绘画上的影响十分深远,对当代油画创作及作品欣赏与批判都有着指导性的作用.

“道德”与“有情”:从《水浒传》到《石秀》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石秀》,运用精神分析法对传统文本进行了现代性反叛,解构了传统文本中的儒家礼教和伦理道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山辟疆的作用。《水浒传》中石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智勇双全的英雄好汉,是“忠义”伦理道德的捍卫者。而施蛰存以“俄狄浦斯情结”来构建石秀形象,使其对义嫂产生不伦之恋,给予这种隐秘情欲以正当性、合理性,并不作善恶道德评价,是对复杂人性的展示和深挖。《水浒传》将潘巧云贬低、丑化为恶毒淫妇,是“贞节”伦理道德的背叛者,而《石秀》中潘巧云是热情爽朗、多情风流的美艳妇人,并体现出都市新女性的特质。《水浒传》中杨雄护兄弟,斩淫妇,是“忠义”伦理道德的践行者,而《石秀》却凸显杨雄杀妻的盲从和麻木,以此揭露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桎梏和扭曲。从《水浒传》到《石秀》单一的道德文本位移为丰富的人性文本,以三种形态展示了“有情”与“道德”的激烈冲撞下复杂多样的人性,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超越古代小说单一、道德化的人物塑形去建构人性。

《国朝闺秀正始集》浅探

恽珠编选的《国朝闺秀正始集》刊刻于清道光年间,是一部较为严格意义上的闺阁女性诗歌总集。以闺阁女性的身份编选闺阁女性的作品,体现出编选者试图以传统诗学的方式呈现并阐释,在男性主流社会文化中,闺阁女性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才能、文化旨趣和美学理念,同时也揭示出等级观念对古代性别文化生成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意义。

从反省现代性到服膺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思想新论

欧战前后,中西方都各自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但是,因时代的落差,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热衷于以欧洲19世纪的文明为范本,猛烈批判传统文化之时,欧洲人却正致力于反省自己的资本主义文明。其反省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并兴,不仅标志着西方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变动,而且也给其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虔诚地追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到认同反省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再到信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这一共同的思想进路,既合乎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同时也集中代表和凸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思潮变动的鲜明主线。他们最终归向马克思主义,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善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中国的必然结果。

“秀”新产生的用法调查

对近年来"秀"产生的新用法进行了调查。就"秀"在作动词、名词以及形容词的时候,新产生的用例分别作了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在考察用作动词的"秀"时,运用了配价语法理论。"秀"新产生的用法主要出现在本世纪初,在互联网及现代传媒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可以灵活地出现在多种语言环境中。

两汉之际儒学与政治关系探论——桓谭与刘秀关系的再考察

反对谶纬只是桓谭被贬斥的表象,深层原因则是没能理解刘秀重儒的政治目的,以"道"自认,一味分析现实、批评现实,违背了刘秀圣化汉室复兴的政治需要,是"道"与"势"碰撞的结果。刘秀重儒,"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是为了"吏化"儒生;以谶决事是以谶纬控制谶纬,防止西汉后期儒生以谶纬为工具怀疑汉家统治的再发生;"亲执讲筵"是以"柔"的方式钦定学术标准,统一思想,使儒家学说规范化、工具化。这是东汉一代有经学无"思想"的深层原因。

从身体到狂欢:“维多利亚的秘密”时装秀中的传媒美学

"维多利亚的秘密"时装秀通过现代媒介推广自身品牌,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现象。为了深入探究"维多利亚的秘密"时装秀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原因,本文借助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从身体与消费、娱乐与狂欢两个方面剖析该时装秀为达到传播效果而设计出的趋附于现代传媒的美学特征,最终分析出该时装秀从身体营销到狂欢场域的形成过程。

汉儒价值观念变迁的几个问题——答陈启云先生

本文从理论方法到史实系统地回答了陈启云先生的批评。认为用“心态史”的方法、按照“学理”来“联贯”分析汉代儒生价值观念存在着重大不足,得出的结论背离了历史真实。文章以史实为依据,从社会变迁对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的互动关系入手,对汉代儒生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吏化”的发展、西汉末年儒生追随王莽的原因、东汉清议与党锢的政治理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同时对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的正确理解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论。

南宋道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从真德秀与张忠恕的冲突与“和解”出发

道学思想对南宋从朝中到地方政治的影响是个有待深入开展的课题。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前后,道学传人真德秀与张忠恕在江东路发生了激烈矛盾,焦点是赈灾、地方赋税问题。理宗宝庆元年(1225)二人同在临安任官时,又在丧礼、人伦、帝王之学、收召名流等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甚至可能因此和解。他们的矛盾与和同,可以从道学政治理论的两截来理解。所谓两截,一截是修身以成“先觉”,另一截是“絜矩”(政事)以实现“天下平”。前者落实在朝廷中,就是所谓“正君”;后者落实在地方治理中,就是合理与公正的赋役以保障民众的财用。真德秀和张忠恕在“正君”问题上取得了高度一致,而在“絜矩”层面产生了分化与矛盾。“一贯”的、内部自洽的道学思想体系可在朝中、地方衍生出不同乃至矛盾的实践方式。

青春期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特点研究进展

青春期子宫内膜异位症(EMs)是EMs的一种特殊类型,与育龄期妇女相似,可引起痛经、慢性盆腔痛、不孕等症状。该病发病原因不明确,发病机制复杂多样,目前学说认为与经血逆流、遗传、血源播散等因素相关。其中逆流经血中包含子宫内膜样干细胞的观点近年来引发热议,即子宫内膜样干细胞通过经血逆流入腹腔,发生异位种植、侵袭、生长,从而导致EMs。目前诊断EMs的金标准为腹腔镜手术及病理检查,但由于发病时间早,且易于复发,是妇科的一个棘手问题。综述青春期EMs的流行病学资料、发病机制、相关高危因素及临床特点,继续深入研究有助于加强对青春期EMs的预防,做到早诊断,早治疗,减少日后EMs并发症的发生。

日本江户汉诗评价基准与文化自觉

江户时代的汉诗是日本"汉学"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对这一时期日本汉诗的评价,日本经历了从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和臭"到树立中日相对化的"和习"的评价坐标的变迁。然而"和臭"与"和习"仍旧是以中国/日本或者外部/内部的二元对立为基准的评价方式,而取而代之的突出日本自身优越性的"和秀"观念,不仅意味着日本自身的"文化自觉",也代表着日本文学中一种新的评价基准的树立。只有重新审视江户时代日本文人创作的汉诗以及当时日本文人的文学评论复现日本文学中中日文化融合的现象,才能理清日本文人对日本汉诗乃至整个汉学的评价观念的历史演变,昭示江户时代日本"汉学"逐渐脱离中国文化影响,走向文化自觉的内在脉络。

影响烤烟良种培育与推广的原因及对策

烤烟品种单一、NC89品种退化严重、后备品种匮乏的问题已严重制约烟草生产的发展。笔者分析了河南省烤烟品种培育与推广中的问题，剖析了影响烤烟新品种选育与推广的原因，指出了加快烤烟新品种选育和推广的途径。

释古文字中的“杪”及相关字

古文字中有一个“木”上加符号“∧”的字,一直未能得到准确释读。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近来有学者提出了释“矛”的新说。文章指出这个释“矛”的字可能为“杪”字初文,并将另一个从“禾”上加符号“∧”的字形作为不同字看待,认为将这个字释作“秀”的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文章尝试对有关古文字材料进行新的解读。

“秀”族结构的认知构式研究

本文以认知构式语法为视角,探讨"秀"族结构的构式属性及其显现的认知理据。研究表明:"秀"族结构是表述特定意义的图式构式,其理据性体现在四方面:构式义的压制、顺序扫描的驱动、类推的促动及认知经济性的要求。

向秀的处世之道

魏晋玄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主流观点认定向秀主张名教即自然,致力于名教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和。然而,据传世文献征引的向秀《庄子注》及向秀仕宦经历判断,向秀并无意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他的处世之道或可概括为"顺名教而任自然"。顺名教只是手段,任自然才是目的。此处世之道导源于庄子的"顺人而不失己"。从任自然的角度看,向秀的"顺名教而任自然"更接近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而远离于郭象的"与世同波而不自失"。向秀"顺名教而任自然"的处世之道在东晋南朝时代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

从词臣背景看真德秀与理学的关系

有宋一代,理学之士与词学之臣是两个长期存在文化分野的士大夫群体。南宋晚期,随着理学的官方化,理学义理与词臣词学开始呈现融合之势。真德秀以词臣出身提倡程朱之道,成为复振理学的关键人物。然而在词臣履历仕宦的背景下考察真德秀与理学的实际关系,可以发现其早先词科入等,是依靠韩侂胄党派人物的指教与提携,与理学门墙存有深刻分野;后来韩氏被诛,真氏出于政治需要提倡理学,由此进入馆阁,但在文化上难以与理学义理契合;再后他退居地方社会,在文化上真正接受理学,但仍与纯粹的理学学者存有隔阂。词臣词学与理学义理在真德秀的文化立场中呈现共存相拒之势,此种情况一直延续至其重回朝廷担任翰林学士。

东亚海域前期倭寇与朝贡体系的防控功能

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是东亚海域史中倭寇的活跃时期,学术界把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的倭寇称为前期倭寇。文章考察了高丽、明朝围绕前期倭寇,与日本南北朝以及室町幕府之间的交涉活动,认为高丽在14世纪后期与日本南北朝以及明朝之间,在倭寇情报和防范、解救被掳他国人口、帮助缉捕海洋犯罪逃犯等方面,开始有了初步合作。而到15世纪,随着明朝与朝鲜王朝、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之间封贡关系的建立,在防范、控制和打击倭寇活动方面有了进一步合作。因此,15世纪的朝贡体系曾是维护东亚海域秩序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