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立其诚”考辨

"修辞"包含"修饰言辞"与"经营内容"两个方面;"立其诚"指的是讲究精审准确、深刻独到、信实可靠、行事敬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立其诚"是"修辞"的出发点与基本要求,也是修辞的目的之一。

“诚斋体”与“活法”诗论

杨万里“活法”作诗的艺术实践与吕本中的“活法”诗论不谋而合。“活”的主张与实践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新方向,也是“诚斋体”的显著特色。“活”的精神体现在诗歌语言、艺术构思、思维方式以及艺术体验等各个方面,它的实质是对诗坛凝固、僵化风气的矫枉。“诚斋体”表现形式上的俗化倾向,亦“活法”之一方面,正是其艺术个性所在,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

从来前贤畏后生——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

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章学诚在伦理观方面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无法理解戴震对程朱学术的批评;二是章学诚在历史哲学方面持动态的发展观,从道的历时性角度揭示了道的开放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批评戴震的"道在六经"的观点,有其学术的合理性;三是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方面批评戴震的地方志思想。因为二人的地方志观念不同,各有所是,故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从“诚”到“理”——蒙元初期在文学本原上的认识变迁

金元之际文坛领袖元好问所提出的"诚"本说,在当时有相对较高的理论价值。而随着理学影响在北方的逐步扩大,代表性文论家如许衡、郝经、姚燧等所持的"理"本说,成为蒙元初期更具影响力的观点。然而,两相比较,"诚"本说却比"理"本说更符合文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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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与刘知幾、謎裕峁呈费е笃缆奂遥段氖吠ㄒ濉酚搿妒吠ā贰ⅰ锻ㄖ咀苄颉芬嘤ξ呈菲乐H酥校踔獛资卓艘澹i怎嗉讨卵С显虻钅┳芙帷8饔胁恍啵缘妹遥峁费非啊⒅小⒑笃谧吭街怼F渲窝А⑿郧榧笆贝秤鲆嘤芯笾嗨拼Γ疚牡痛舜致跃倮约耸菲牢耙抵骺凸垡蛩亍?

《孔子诗论》第七简考论——以“诚Ⅹ之也”为中心

《孔子诗论》第七简"诚Ⅹ之也"这种句型是典型的判断句。"诚"并非指"真诚"这种品德,而是一表态副词,乃"确实"之意;"之"为指示代词,代指前面讲过的话或情况。此种句型所要强调的是"Ⅹ"字,而非"诚"字。

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的内在转向

清代考据学发展到了乾嘉时期,过于偏重对经典作客观实证的研究,而缺乏对其思想意义的关怀,与清初的经世学风相比,考据学形式下的经学实为一套知识体系而非价值体系。乾嘉学者中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也对考据学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判。而章学诚对考据学的批判与这些人基本相类,甚至在学术路向上与汪中、凌廷堪等考据大家也有趋近之处。这反映出,清代中期的考据学自身在发生着某种内在转向,章学诚对考据学的批评与这一"转向"遥相呼应,他的思想是清代考据学思想的"综合"和"会通"。

白菊‘精诚’离体快繁技术研究

以日本独头白菊‘精诚’植株的顶芽、带腋芽茎段为外植体进行离体快繁研究。结果表明:以0.1%Hg Cl2为表面消毒剂,最适消毒时间为5 min,初代培养中,顶芽的培养效果比带腋芽茎段更好;以顶芽为外植体,初代培养的最适培养基为MS+0.5 mg/L 6-BA+0.1 mg/L NAA,其平均有效芽诱导数为5.87;在增殖培养中,以带腋芽茎段诱导丛生芽,其最适增殖培养基为MS+1.0 mg/L 6-BA+0.3 mg/L NAA,增殖系数为6.92;以叶片切段诱导不定芽,其最适增殖培养基为:MS+1.0 mg/L 6-BA+0.3 mg/L NAA,增殖系数为3.59;以叶柄诱导不定芽,其最适增殖培养基为:MS+1.5 mg/L 6-BA+0.15 mg/L NAA,增殖系数为0.49;最适生根培养基为:1/2MS+0.35 mg/L IBA,生根率100%。本研究结果可以为日本独头白菊‘精诚’的工厂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吉林方言程度副词“诚”的考察

目前对吉林方言程度副词"诚"的研究层面过于零散,学界几乎没有对其进行具体、全面的研究。根据张谊生(2000)对程度副词的分类,将程度副词"诚"划分到"高量级"程度副词类别中,语义上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很、非常、特别、十分",从程度副词"诚"的使用地域分布入手找寻规律,分析其语义、句法功能和语用特征,简要分析程度副词"诚"的语法化历程。

“修辞立其诚”内涵流变及对汉语修辞学和修辞实践的影响

“修辞立其诚”如何客观解读,学界认识并不一致,综合各家说法,大致可以理解为“(更好地)修整(或修治)语辞(包括言语和文辞)以有效表达真意建立诚信”。“修辞立其诚”作为一种观点,在文学、哲学、辞章学、翻译学等诸多学科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发生了内涵流变。作为汉语修辞学的重要学科命题,引发了系列讨论,如“修辞立其诚”是否为汉语修辞学的学科之源、“修辞”实践是否必须遵循“立诚”原则等。作为名言熟语,在言语实践中被广泛引用,以展示古文功底和文采,增强言语表现力和说服力,但大多仅就字面理解为写作之法或为人之道,这种修辞实践可看作“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的主观发挥和充分利用。

兼采、求实、致用:曾国藩经学改革的三条路径

与时人和前贤相比较,曾国藩的经学研究,呈现出鲜明而独特的学术特点,主要有汉宋兼采、以实证经、通经致用三个方面。第一,曾国藩在解经之时,常常用宋明理学即宋学的话语体系来进行阐释,但并未摒弃汉学家所惯用的声训、形训和义训等手段,有时候既采用汉学家惯用的考据方法,同时又融入宋学家的义理分析,刻意将汉宋二学调和整合,体现了鲜明的汉宋兼采经学倾向。第二,曾国藩对经学著作的诠释,特别注重求实,一是以“诚”“实”为义理旨归,二是在训释词语时特别注重用实际情况来予以佐证,使之通俗易懂。第三,曾国藩对经学著作的解读,也非常注重“经济”亦即经世济用这个维度,主张将经书义理应用于社会政治生活,以解决长年积累之流弊,而《周易》所提出的“研幾”工夫,也就是对事情即将发生而尚未发生之时的体察可以有效解决流弊,因而极其重要。

林徽因的文学观和她作品中的徐志摩

林徽因的文学观主要表现为"诚":一是指对文学的诚实态度;二是指"主观所体验"的情感的真诚。两者共同聚焦于心灵的"诚"。由此出发,她将与徐志摩之间的情感体验有意无意间写进了作品。

多维历史视野与“立体式”著史

司马迁继承了先秦史学的成就,并且加以大大发展。《史记》著史体系气魄宏伟,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而成,承载了丰富生动的内容,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则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时间维度;人物活动维度;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运用"多维度历史视野"这一新概括,无疑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史记》何以被称为著史的"极则"。探讨这一课题还具有突出的当下价值,能更加恰当地评价《史记》历史编纂成就对20世纪史家的深远影响。

《史记·项羽本纪》襄城地望纠误与考实

襄城是秦末农民起义中项羽攻打并制造第一次坑杀事件的城市。襄城在哪里,唐人司马贞《索隐》引韦昭注、张守节《正义》均注为颍川郡襄城或许州襄城(今河南襄城)以来,至今沿袭无异义。通过军事史实、交通、地理环境及地名诸方面研究可以肯定,今河南襄城并非项羽所攻之襄城,《索隐》、《正义》所注谬误,清代迄今学者未得深究。项羽攻打之襄城应是秦朝泗水郡治相县,位于今安徽淮北市。襄、相音同义近,可以互训通用,河南襄城改称过相城,安徽相县也曾有过相城、襄城的地名。

“六经皆史”说的理学渊源及其意蕴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只有诉诸理学的语境才能获得完全的理解。程朱理学在道器的层面区分了形上之经学与形下之史学,内在地割裂了经、史的关系,最终导致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术流弊。从史学史上看,理学自发端以来所倡导的"经以载道"及"经本史末"不仅没有影响史学的发展,反而促成了史学的理学化转型。史学的理学化不仅在史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宋代史著别具一格的理学特色,而且还在史学理论方面衍生出明代王世贞的"《六经》,史之言理者也"以及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通过对"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系统阐释,打破了理学家"经以载道"的观念,开启了以史明道的新路向。通过追踪经、史关系自理学以来的演变过程,本文最终厘清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学渊源及其真实意蕴。

尹焞心性思想阐微

尹焞是程颐晚年最为得意之弟子,他对当时学界核心话题心性论进行阐发。他突出心性之别,肯定"生之谓性",重视诚、敬工夫,将二程开创的道学话语进行推阐,使其更加明确。他的思想虽然开创性不足,但却是程颐之学得以发扬、朱子建构哲学体系所不可缺少的。

《荀子》校释札记三则

《荀子》一书词义颇为灵活，有所谓“奥谊艰辞”之称，历代注家各执一辞，多有分歧。笔者选取众家分歧较大而至今尚无定论的若干条词语，参照杨倞、王氏父子、郝懿行、刘师培等人的旧注加以辨析，对于各家说解均不合《荀子》文原旨的而发表己见。试提出几条以就教于方家。

“发现”章学诚与经史学的异轨分途——以张尔田、内藤湖南的交往为线索

张尔田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以章学诚为纽带,成为惺惺相惜的学术知音,旗帜鲜明地倡扬章学。作为彼时中日学界名望颇重的学者,他们有关章氏之学与中国经史传统的看法,构成一种潜在的跨文化对话关系,为讨论章氏之学的越境受容与思想学术的古今之变留下了空间。就思想理路而言,他们有关章氏之学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对中国经史传统的认知亦存在新旧之别。张尔田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脉络,持一种内生性的视角,对“六经皆史料”与“目光皆骛于外”的学风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内藤湖南怀揣现代学术意识,以“史料”论“六经皆史”,以对象化的、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从外部打量、摆置中国学术,构成辨伪疑古风尚的先声。内藤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具有新型方法意识的“支那学”的体现,潜在地蕴含着“帝国”的视角,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威权重建之际的人事与政争:蒋介石与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先后起用吴国桢和陈诚对台湾省政府和行政院进行改组。但陈吴二人改组伊始即生嫌隙,改组后的省、院又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冲突。国民党政权原本的政治常态是行政院向地方省政府发布命令,省主席对行政院负责。但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却颇有例外,可谓"异态"。本文梳理国民党政权在退台初期"一岛两府"的特殊环境下,蒋介石与吴国桢、陈诚之间围绕省政府与行政院的人事、职权等问题的互动博弈。在考察蒋介石处理省院纷争之决策经纬和心路历程的同时,探讨政治设计、执政理念、人物个性等因素对当时省院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