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瓠社词人“赋比兴”抒情方式探析

瓠社是晚清光绪年间6位福州词人组织的词社,共计有330首词作传世。这6位词人的词作使用灵活多样的抒情方式,既有“赋”的直接抒情,也有“比兴”的曲折表达。在以比兴寄托手法书写的作品中,多数是“有寄托”之词,能够以雅化、诗化的面貌来传达文本的双重内涵;亦有少数达到了“无寄托”的境界,通过营造文本意义的多义性、开放性,带来“见仁见智”的阐释空间和“可解不可解”的美感体验。瓠社词人凭借蕴蓄在文本中的真挚情感和对抒情方式的精巧运用,足可成为晚清闽词史上不应遗漏的一环。

《葛覃》的主旨与“归宁”的本义

正确解读“师者”“葛”“归宁”的含义是理解《诗经·周南·葛覃》主旨的关键。由“师者”可以推断主人公是一位贵族女子,“葛施中谷”“黄鸟集木”只是兴起嫁娶之义。“葛”在《诗经》时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制葛成衣”是女子出嫁前的必修课,属于妇功的范畴。在礼乐制度尚未完全崩坏的《诗经》时代,已出嫁的贵族女子回家省亲不合礼法,“归宁父母”应当被解为“出嫁以安父母之心”。

汪榕培《诗经》英译中的“赋比兴”

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了叶嘉莹的心物论作为研究方法,将“心”理解为作者的主观认知和表达方式,将“物”理解为原文中的环境、背景等客观要素,以分析汪榕培的《诗经》翻译。通过主客观的统一,探讨汪榕培译本的准确性、贴近度、对于《诗经》研究的意义等方面的问题,以期对于汪榕培的《诗经》翻译以及《诗经》研究领域做出一定的贡献。在传统诗学中,作为“诗之法”的“赋比兴”手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艺术表现方法,而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且具有特殊性的诗学理念。汪榕培的译本很好地把握住了英文诗歌的结构和节奏,使得原文中庞杂的画面变得整洁和有条理,这是其译诗的难能可贵的优点。

感兴美学的艺术符号表征问题初探

“兴”和“感兴”是中华古典美学最重要的元范畴,“兴”渗透于中国古代艺术的各种媒介、符号、修辞、文本、形态,表征于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形态之中。感兴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一个源远流长的美学传统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兴”有起情和譬喻二义,感兴美学包括感物兴情和感兴表征这两个方面。但学界对感兴符号表征研究相对薄弱。文章着力研究感兴美学的符号表征诸问题,以期深化感兴美学研究,推进感兴美学进入中国当代美学和艺术学基础理论。

刘勰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由于忽视《诠赋》篇文脉,以及《比兴》篇所举之18例证,学界多未能挖掘出刘勰关于《诗经》赋比兴论述的真正内涵。刘勰关于《诗经》之赋的理论阐释,其内涵就是通过大量罗列文辞去描写事物的艺术手法。然而刘勰并未明确《诗经》之赋的概念的外延,因此他对《诗经》之赋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刘勰所说“兴”实为“比”,他认为《诗经》之比就是明喻和暗喻,是符合《诗经》实际的。

联合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护理

目的探讨吡柔比星、长春新碱、强的松联合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护理方法,避免和减少化疗期间出现的并发症和毒副作用,提高治疗的疗效。方法回顾性总结46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病人化疗期间的护理经验。结果病人的并发症和毒副作用得到及时处理和有效的控制。病人治疗有效率84.8%。结论良好的护理工作是保证白血病病人化疗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科学的护理方法可避免和减少化疗期间出现的并发症和毒副作用,提高治疗的疗效。

语言与文字之华:“隐喻”·“比兴”

以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从语言文字角度,提纲挈领地研究了"隐喻"、"比"、"兴"的异同,得出以下结论:这三个概念虽共有类比性、暗示性,但"比"中"源范畴"与"目标范畴"的关系较"兴"更显明且逻辑性强,与"隐喻"一致。相较于隐喻"两点一线"的逻辑认知功能,"兴"的工作机制呈现为多维的、并置呼应的直觉共鸣,反映出中国二元互动有机思维。同时,西方的"象征"因其"象"与所"征"约定俗成关系,类似中国"香草美人"手法,所以同于"比"和"隐喻"而异于"兴"。

论孔颖达的比兴观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从“作文”的角度,认为比和兴是两种表现方法,在具体的疏解中,总结了比和兴的形式特征,使用了“象”和“人事”等概念,并一一指出了“象”和“人事”之间的“大义”。

“把中国的还给中国”——“隔与不隔”与“赋、比、兴”的一种对位阅读

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说源于叔本华对概念与直观的区分,源于近代西方美学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思想传统,它与中国古代诗学"赋、比、兴"的批评范式是错位和矛盾的。正是这种错位和矛盾,使王国维把比、兴斥为隔。长期以来,我们不仅未能意识到王国维诗学内部存在的这种断裂,把"意境说"看作中西美学的某种融合,而且进一步用image等西方的诗学范畴来阐释和重构中国古代诗学,称之为对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阐释",这种方式造成对传统诗学的某些最重要的精神和价值的遮蔽和压抑,应当进行认真的反思。

《周易》中的赋、比、兴及其思维基础

《周易》卦爻辞具有诸多文学因子,可看做是一部原始歌谣集,具有一定的文学意蕴。同时,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界定,可以发现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早在《周易》中就已初现端倪,只是《周易》中赋、比、兴的运用还略显稚嫩,并不成熟,赋体多是短章,兴体数量也较少,往往比、赋,比、兴合用。《周易》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并非偶然,因为其思维基础是《周易》中的取象思维方式。

魏源诗学思想与湖湘地域文化——以《诗古微》、《诗比兴笺》为论述中心

魏源是晚清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有力提倡者和实践者,是来自湖湘的有识之士。《诗古微》和《诗比兴笺》是魏源的两部重要学术著作,前者是一部经学研究著作,后者是一部特色鲜明、具有诗论性质的诗选,却集中体现了魏源的诗学思想。这两部著作表明,魏源的诗学思想除受当时今文经学思潮影响之外,还深受湖湘地域文化传统的熏染,后者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先秦屈骚的崇拜与追慕,对清初王夫之《诗广传》的大量引用,以及对近代湖湘经世学风的自觉传承。

赋比兴的发生与心理辨析

原始语言在表现形式上是直言其事,在表现内容上是物我同一。随着理性精神的兴起,比得以诞生,原始语言由此分裂为赋与兴。赋放弃了物我同一的原始精神,承担起直言其事,直抒其情的责任,兴继承了原始思维的模式并使物我比附演化为审美认知与艺术表现方式。原始精神消亡后,兴的表现方式固化为写景+抒情的结构模式,审美认知则演化为含蓄深厚的美学品格。比是理性精神的产物,它通过对比物的相似点来认知与抒情,是理性时代的认知方式与艺术表现方式。比、兴具有相同的心理基础,因此比中有兴,兴中有比。

比兴在信天游中的运用及其翻译对策

陕北民歌信天游在艺术脉络上传承了《诗经》中的比兴创作手法,一般是托物传情,以他物拟人,而且虚写的他物与实写的抒情之间经常呈现出非理性、非逻辑的关系,由此增加了翻译的难度。通过实例讨论信天游中的比兴手法及其翻译,并提出了三种翻译策略,即再现原文的外在衔接、再现原文的内在关联和建构新的寓意关联。

“意象”与“比兴”碰撞融合的意义——以《文心雕龙》为例

考察了《文心雕龙》中"意象"、"比兴"两个概念,认为两者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为后来的"兴象"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指出,这种现象是因为"比兴"理论自身的缺陷造成的,"意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比兴"理论的缺陷,并且为诗歌的意义别开生面,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

论明清之际的比兴诗学——以朱鹤龄、冯班、贺裳、吴乔四家为例

在明末清初的江南诗坛上,朱鹤龄、冯班、贺裳、吴乔等人由于不满意前代七子诗学与竟陵派诗学师古与师心的偏颇,通过一系列诗学批评和反思之后,开始以"学古人用心之路"为号召,以比兴思维为理论核心,在调和与平衡师古与师心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新型的比兴诗学。这套诗学,以追求结构的多重性、审美的内向性、格调的正统性以及诠释的比附性为典型特征。经由诗学争鸣与师友传播等途径,迅速影响清初的诗坛,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诗学批评中有关政教美刺精神、唐宋诗优劣、李商隐诗学地位的重新界定以及诗重比兴等重要问题的大讨论。

《诗比兴笺》诗学思想与嘉、道之际学术思潮

《诗比兴笺》是晚清出现的一部具有诗论性质、特色鲜明的诗选著作。作者魏源是清末今文经学的健将,其《诗比兴笺》虽是一部诗学著作,却体现了魏源今文经学的基本思想和学术方法。《诗比兴笺》追求"复古"与"微言大义"的思想立场,重视讽谕功能的"比兴"观念和随意取舍诗歌文本的文献观念,都是今文经学影响的重要表现。今天研究魏源《诗比兴笺》的诗学思想和学术方法,应该注意"致用"与"求是"的差异,注意其社会政治动机的历史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从而才可能做出历史主义的科学评判。

《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的比兴视野

作为清代阳湖文派的代表人物、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对赋也深有造诣。在乾隆后期浓烈的汉学氛围下,他编选《七十家赋钞》彰显自己的赋学复古理念,并以赋体为《赋钞》作序,还对其中的部分作品作了评注。序中他强调以志统赋,同时也不反对物象的铺陈,认为赋应通过穷其物、尽其象以言其志,并对22位赋家的源流得失作了评析。评注和他对"志"的追求相一致,多是对比兴和讽谏意义的揭示。他的赋学思想以后进一步延伸到词中,遂成常州词派。

“易象通于比兴”论的理论传统与美学意义

当代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应当重视民族文化传统和美学精神的探源性研究,“易象通于比兴”论的美学研究即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探源性研究。“易象通于比兴”论美学传统滥觞于先秦两汉,提出于魏晋南北朝、拓展于唐宋元明,而更为系统地理论化于清代,赓续与创新于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之中,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中国美学理论传统。“易象通于比兴”论贯通了中国古典哲学意象与诗歌审美意象,揭橥了《易》之象与《诗》之比兴之间的内在相通性。“易象通于比兴”论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铸就了中国古代美学哲思与诗魂的统一,成为中华美学精神走向理论自觉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古典诗歌之美感特质

古今中外,诗歌都注重形象与情意的结合。西方的文学理论更注重表达的技巧,把形象与情意的关系分别得非常仔细,像明喻(Simile)、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象征(Symbol)等。而中国古典诗歌的美感特质在于兴发感动的作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就很好地概括了中国诗歌形象与情意之间的这种关系。中华古典诗歌最基本、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诗歌的感发生命,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的宝贵特质,也是中国诗歌最美妙的地方。吟诵是得窥中国古典诗歌之美的重要法门。

论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

汉代儒家对《诗三百》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种文学接受的“异化”现象所以出现,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看,是由于汉儒普遍遵循一种先在的接受策略——这就是政治教化的接受取向,“美”、“刺”的理解模式和“比”、“兴”的释义方法。对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进行透视,有助于从技术的层面上把握汉儒造成文学接受全面异化的具体步骤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