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蝎止痛胶囊联合董氏奇穴对寒湿痹阻型膝骨关节炎患者的临床疗效

目的 探讨参蝎止痛胶囊联合董氏奇穴对寒湿痹阻型膝骨关节炎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80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0例,对照组给予董氏奇穴,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参蝎止痛胶囊,疗程1个月。检测临床疗效、中医证候评分、LKSS评分、WOMAC评分、NRS评分、AIMS2-SF评分、sIL-4R、TNF-α、HMGBl、TLR-4、BALP、BGP、β-CTX变化。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2组中医证候评分、WOMAC评分、NRS评分、sIL-4R、TNF-α、HMGBl、TLR-4、β-CTX降低(P<0.05),LKSS评分、AIMS2-SF评分、BALP、BGP升高(P<0.05),以观察组更明显(P<0.05)。结论 参蝎止痛胶囊联合董氏奇穴可抑制寒湿痹阻型膝骨关节炎患者机体炎症反应,改善骨代谢,缓解膝关节疼痛及临床症状。

传统聚落中的资源共享、治理模式及现代重构——以芋头侗寨为例

为了追溯人类聚落中“共享”活动的源流,以湘西芋头侗寨为典型案例,对传统聚落中资源共享的治理模式进行解析。首先,从“经济互惠”“社群合作”和“空间营建”角度,相关文献指出共享活动是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芋头侗寨的案例揭示了传统聚落中共享行为的动因机制、资源类型及相关制度的建立与维护;再次,传统社群中的共享必须依托有效的“共享制度”设计和供给,形成明确的“正负向激励机制”,才能成功构建并维系社群的“共享文化”。最后,原生共享文化可以通过嵌入式、搭接式和传承式现代重构,发掘传统聚落的地方治理和传承智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

广东省三级综合医院优质护理服务评价指标的构建

目的构建广东省三级综合医院优质护理服务评价指标,为促进优质护理服务评价工作和规范优质护理服务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文献检索的基础上,应用头脑风暴法并借鉴国内已有的相关制度、标准和政策构建出评价指标条目池和问卷初稿;采用德尔菲法对评价指标进行两轮专家函询。结果两轮专家函询的回收率分别为80.00%和91.67%;权威程度系数均为0.93,医院部分Kendall协调系数W分别为0.128和0.116,病区部分分别为0.193、0.10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第2轮函询医院各指标的重要性均数为(4.43~5.00)分。第2轮函询病区各指标的重要性均数为(4.59~5.00)分。构建的广东省三级综合医院优质护理服务评价指标包括医院和病区两个部分,其中医院部分包括一级指标8项、二级指标22项、三级指标65项,病区部分包括一级指标9项、二级指标23项、三级指标50项。结论本研究编制的广东省三级综合医院优质护理服务评价指标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有利于完善优质护理服务管理制度,引导优质护理服务健康发展。

文学实验与时代“呐喊”——论东西《回响》的当代性

东西是一位不断突破自我、发现世界的成长型作家,他通过创作超前抵达历史的现实。从对现实的追索、对情感的质疑、对人性的勘探几个角度来思考,《回响》是这个时代与青年厚重且有力的一次“呐喊”,更是东西大胆的文学实验。东西将自己对真相的追寻、情感的质疑、人性的思考全部寄于其中,多方面展现了现实主义书写的当代性。他围绕女警察冉咚咚对生活隐秘和工作真相的探索,凸显出时代精神危机之下人对情感的质疑与缺失,最终在时代与历史的发酵之下,人性的深刻性、多维度渐渐显露。

肇兴传统侗寨聚落群整体性保护与发展研究

传统村寨聚落群较之单一的村落更能反映一定区域的传统文化、传统经济、传统习俗、传统伦理、传统艺术和传统生态等要素,以及由诸多要素构建而成的传统社会。肇兴侗寨聚落群有着“侗都”的美誉,对其保护与发展对其他侗族聚居区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建构与层累:汉末以来董奉形象变化考述

董奉是一位汉魏之交长期活动于江南一带的民间巫师,在庐山归隐终老后,被后世塑造成一位道教仙人的形象,与华佗、张仲景并称“建安三神医”,其标志性符号有“福山”“杏林”等。然而,董奉的形象并非一直以“神医”得以彰显,而是经历了从神仙到神医的转变。自汉末以来,董奉的人物形象经历了三次建构:从葛洪《神仙传》中的道教仙人形象记载,到唐宋时期对其仙人身份的官方敕封和道教徒推广,再到元代以后逐渐由文人士大夫对其医者形象的再次书写,董奉的形象经历了民间巫祝—官封神灵—仁心良医的转变。董奉形象的第一次建构缘于早期道教争取官方与民间支持的发展策略筹划;第二次建构则缘于唐宋时期国家意志与地方传统结合下地方宗教对合法获得收益与支持的认识实践方式;第三次重构的原因主要是元明时期医者地位的提升,以及文人士大夫赞誉医者或借喻标榜自身德行的儒医结合倾向的具体表现。但在这几次形象建构中,董奉的超自然属性没有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有新的神迹,而且因后人加注而屡遭失载,进而限制了董奉信仰的广泛流传。经过这三次人物形象建构后,与华佗、张仲景不同,董奉在元代之后甚至未成为十大名医配飨三皇。而民间、官方对董奉的态度,也从魏晋时期的民间崇拜,至唐宋时期官方认可并大加敕封,南宋后已变为“事迹失注”,最终成为元以来文人士大夫赠答歌颂的良医标杆,并被固定下来至今日。在董奉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完成了从神仙到神医的转变,体现了历史人物建构的复杂过程。

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水定城:侗族水文化与生态实践研究

水作为侗族的生命依托和文化源流,孕育和成就了侗族水文化多层次的内涵。侗寨、风雨桥、稻鱼鸭共生模式、水笕、水车、水井等具有侗族水文化代表性的元素符号,在构建水文化生态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侗族“城”与“水”的关系为切入点,依托共生于侗族聚落中的水观念、水技术和水制度来探讨侗族水文化在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实践价值,以期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建设提供民族地区的参考样板。

论东西长篇小说的“重复”叙事

东西作为晚生代作家,近三十年先后创作了《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回响》四部长篇小说以及诸多中短篇小说,“重复”叙事是其文本的重要美学特征。重复不仅体现在小说细部中,更是根植在东西创作意识中,成为一种本能,彰显出独有的叙事秉性。重复既可发生于一部文本之中,也同时存在于多部文本之间,形成主题、结构的不断超越性建构。重复是东西对于社会语境以及个人存在的思考方式,是对人类痛苦经验的呈现,是对线性逻辑的消解,更是对孤独处境的关怀。重复对于东西而言,是直面现实、捕捉社会历史与个体成长的执拗,亦是对存在世界的深度勘察。探寻东西重复叙事的意义,便是探寻东西如何透过日常生活经验提炼时代的奥义,以及如何建构人类的生存寓言。

辫状河—曲流河河型转换前后砂体差异性研究——以东营凹陷东辛地区东二段为例

不同河流相砂体形态特征和分布规律差异较大,河型的转换主控了不同时期砂体平面分布特征、几何参数及纵向叠置关系,进而决定了不同河流相类型储层的油气勘探与开发策略。基于东营凹陷东辛地区东二段岩心、测井曲线、三维地震等资料,借助定量岩心沉积构造、定量地震地貌等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东二段4,3,2砂组主要发育辫状河沉积,1砂组主要发育曲流河沉积。2)东二段4,3,2砂组辫状河平均河道深度分别为17~52,20~59,19~52 m,平均河道宽度分别为1589~11602,2154~14597,1862~11923 m,定量地震地貌分析指示河道带宽度介于1000~7000 m;1砂组曲流河平均河道深度为11~30 m,平均河道宽度为665~4221 m,定量地震地貌分析指示河道带宽度介于700~3000 m。3)东二段4,3,2砂组辫状河砂体垂向以接触叠置式、下切叠置式为主,横向以独立接触式、侧切接触式、对接接触式为主;1砂组曲流河砂体垂向以分隔叠置式为主,横向以独立接触式为主。明确砂体几何形态及时空切叠方式,为东辛地区东二段河流相砂岩储层的勘探与开发提供了实际支撑。

蜘蛛纹与侗族民族形象建构研究

立足新时代国家形象战略,探索文化认同视域下侗族民族形象的构建策略。运用文献研究、田野调查、实证分析和归纳演绎,挖掘侗族纹样的精神内涵,探析侗族形象建构的底层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策略。以增强文化认同为基点、深化民族形象为宗旨,从自塑、他塑与共塑深入剖析蜘蛛纹之侗族形象建构的路径和方法,归纳侗族形象建构策略,洞察侗族形象之未来发展方向。以蜘蛛纹为据,提炼新时代侗族民族形象建构策略,推进侗族民族文化本真性传承,发挥侗族纹样符号的形象功能,打造广泛认同的文化标识,凸显侗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对侗族民族形象进行民族化、重复化、现时化的展示与传播,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

听障生媒介素养提升研究

对听觉受损的听障生来说,媒介为他们获取知识、沟通世界、参与社会提供了便捷途径。听障生的媒介使用呈现出以视觉媒体为主、媒介互动被动化、媒介使用娱乐化等特征。听障生媒介素养在“董宇辉事件”中呈现出信息搜集和选择能力被动化、信息理解能力表面化、信息分辨和评估能力感性化、信息创造和制作能力一般化等问题,表明亟待提升其媒介素养,以适应信息社会的时代需求。为此,应从课程、教师、实践三个方面提升听障生的媒介素养。

清末陕西郃阳董常义劝善作品内容及其价值

自20世纪20年代起,善书就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如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等对善书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涉及善书的思想内涵、价值观、宗教信仰、社会实践等方面。然时至今日,关于清代陕西善书代表人物董常义的研究尚无展开。通过全面梳理董常义代表作品《荒年歌》和《字不离谱》的版本和内容,不仅肯定了其在劝善教化方面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积极意义,而且阐述了其作品在历史、文学和语言学上的价值。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刍议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来源于《公羊传》,并在理论方面进行了系统阐发和深化。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有两种内涵,在《春秋繁露》中,“大一统”之意,为以一统为大,而一统,就是三统中的一统,所以“统”为“统绪”之意;而在“天人三策”中,“大一统”有了“大统一”的蕴含,以迎合汉武帝雄才大略,欲统一政治、思想领域的需求。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汉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两种内涵皆有学者加以秉承和延续。随着历史的演进,“大一统”的“统绪”之意日渐模糊,而“大统一”之意占据了主流。

贵微重始:董仲舒“元机说”发微——从《春秋繁露·二端》及卢注说起

“端”在董仲舒思想中具有鲜明的基要性意涵,乃至成为其通识天之本体的必要关节。在由“端”及“无端”的理论进路中,本体之元机得以开显,借是进而建构起天、地、人三本的内在相通性。是故,“肃慎三本”实为崇尚精一之元机,以此诱掖人君治国理政当类天地化生而万物皆应之情,即在“本天元”之域为政,从而于无为而为以达至“君化若神”之状。

布依语“蜈蚣”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运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以表格形式列举了布依语91个方言点“蜈蚣”分布情况,展示“蜈蚣”的语言形式,并对“蜈蚣”的相关语义概念认知的语言现象作出解释。布依语“蜈蚣”一共有8种语音类型,第一类为θip及其变体,其形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8种类型中除一些地区的“蜈蚣”表达方式为双音节词外,单音节形式的“蜈蚣”塞音韵尾/-p/、/-t/保留较为完整,与同语支的壮语、傣语相比,布依语“蜈蚣”的表达在内部各土语点一致性较弱。

关东草原文化(前郭尔罗斯)形态、特征研究

关东文化区属于中国地理文化区中北方狩猎—游牧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部农耕文化区和西部游牧文化区的交错地带。关东草原文化(前郭尔罗斯)是关东文化的典型代表,呈现的是以草原文化为底蕴,多个民族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共同创造的,由采集文化、渔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碰撞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和合文化。关东草原文化(前郭尔罗斯)具有地理区位独特、形成过程独特、多民族融合、文化形态独特四大典型特征。

论董仲舒的社会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社会教育思想颇具特色,包括“性有善质恶质”“性待教而善”的社会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教主法辅体系中社会教育的作用;君主以身作则,选拔贤才充实各级政府机构,普设学校,富民为先的社会教育方法。董仲舒能够提出这些思想,既吸收了前人所积淀的丰富的思想养料,又离不开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得益于其较高的学术素养。这些社会教育理论由于与天道阴阳相结合,具有了神圣性和不可违背性,得到了王权的认可,而由理论走向现实化、实践化,进而对当时及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情”的层面对梁衡的阐释——从董岩《孤帆觅渡》一书谈起

梁衡对于读、对于写、对于研的情感反应,均已达到“痴”的程度,产生了诸多新闻名作、散文名作以及新闻、文学新的理论,被选入中小学课本与其他教材的《晋祠》《夏感》《青山不老》等达70多篇次。尤其在“政治散文”上独擎一帜,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渠道,《觅渡,觅渡,渡何处?》与理论之作《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兼谈文学与政治》等文引发了轰动。他待人以善、待人以诚的友情之健康、之纯净以及友情延伸到微观层面的职业情、乡土情,宏观层面的民众情、民族情、国家情等之浓郁,均有可赞的社会价值。

论儒家人性学说的卵茧之喻

为了对人性问题做出描述、论证,儒家学者发明了大批“妙喻取譬”“辞喻横生”的譬喻。其中,以卵、茧对人性做出比喻,在先秦两汉时期得到学者的广泛使用。学者用其阐明恶之来源、论证政教秩序的合理性、标著归复善性的路径,使得卵茧之喻成为与儒家人性论关系密切、体系完备的譬喻。持此说者既有儒家经生,也有道家哲人。两汉之后,这一譬喻消沉千余年,在明清时期重新得到儒家士绅、学者的热烈讨论。卵茧之喻的隐显起伏,蕴藏着学者对人性论关注重点的转移轨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