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环境下的组织韧性——以“健康扶贫行动”在缅北的生存与发展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在冲突环境下的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合作乃至建设和平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在冲突环境急剧变化、逆境丛生的状况下,为何一些非政府组织呈现出更强的生命力?本文引入“韧性”概念,提出基于“认知—行为—关系”互动的组织韧性进程模型,用以解释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环境下不仅能够反弹恢复生存,甚至实现改进发展的原因。缅北地区长期遭受战乱,社会发展迟滞,民众流离失所,近年来又成为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的“温床”,是名副其实的边缘地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非政府组织“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致力于一个最贫困与最边缘化的人群享有卫生权利的世界”,进入高风险的缅北地区并持续运营30年,体现出强劲的生存能力和发展势头。无论是在缅甸军政府统治时期,还是在民主化转型时期,抑或是在紧急状态时期,“健康扶贫行动”都能够及时调整自身认知、改变行为模式、构建关系网络,展现出较强的韧性能力,有效应对缅北地区既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跨越式发展。其韧性能力也不断进行迭代,最终达到韧性治理的结果。

教育家陈时的办学镜鉴——民办高等教育的路径探微

陈时是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创办者,是中国近代民办高等教育的先驱。陈时在40年的办学过程中沉淀了一套宝贵的办学经验,以士志于道的使命自觉固大学之本,以业精于勤的精神建构塑大学之魂,以苞桑之固的制度磐石立大学之治,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方略谋大学之特,以风不鸣条的时代气候筑大学之基。陈时的办学历程为研究中国近代民办高等教育史提供了有益参考,也为推进当今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智慧。

公立医院一体化运营管控体系建设路径思考

公立医院运营管理信息化是智慧管理建设的重要内容。本研究通过将公立医院各部门的资源要素和各业务流程环节进行整合和优化,将资源要素与业务流程相耦合,在数字孪生医院的场景化业务基础上增加管控规则,达到构建一体化运营管控体系的目的。该体系可以提升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有助于降低医院的运营成本,提升运营效益,从而推动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对“闽安-2024”地震应急综合演练的评估与思考

通过对“闽安-2024”地震应急综合演练的现场调研和沟通交流,科学全面的对演练各要素设置、脚本编写、科目设置等进行梳理,分析各级指挥部的指挥调度、各参演单位的联动协作能力,总结此次演练亮点,分析演练暴露的问题和不足,针对演练特点罗列评估项目和主要评估内容,开展演练评估,并提出改进建议。

夏代王朝体制的建立与内外服制的形成

尧舜禹时代洪水迫使长江、黄河、淮河、济河下游的人群向中原迁徙,奠定了中原的中心地位。在治水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建立起跨地域跨血缘的政治联盟,并向早期国家发展。禹和启在早期国家的基础上,经过强化天下共主观念,建立起中央王朝。早期中央王朝缺乏强制力和控制力,只能依据地域和融合程度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内外服制。

双线改革联动: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何以适配——以广东省Y区数字政府建设为例

在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的适配是以二者获得“刚柔兼备”的可互构性为前提的。作为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具有重要能动性的机制,党的引领统合机制与印象政绩激励机制,分别具有调节政府组织刚性、提升数字技术弹性的功能。借助双线改革联动的关键契机,这两种功能互补的组织能动性机制在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的交互过程中共同作用,促成适配。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纵深推进,是对地方政府自身变革能力的一种考验,需要改革者充分考虑政府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有意识地形成改革合力,促成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自身改革的同频共振、联动互补。

以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谋划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距离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要求仍有差距。未从根本上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事责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适应、政府间事权和财力不相匹配问题,是影响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的核心因素。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亟须以推进政府间事权划分为统领,在明晰划分和配置政府间事权、事责、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财政支撑。

产业共性技术跨组织合作研发激励模型研究

本文研究了一个由高校院所进行基础研究和制造企业负责后续商业开发的共性技术跨组织合作研发激励模型及其选择问题。本文将政府支持与合同激励放在同一框架,运用博弈论方法为制造企业设计产出导向单一激励模型、产出导向+过程监控激励模型及“政府支持+”综合激励模型以激发高校院所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同时解析了激励模型选择、影响因素及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支持+”综合激励模型是三种激励模型中的占优模型、产出导向+过程监控激励模型优于产出导向单一激励模型;双方收益分享系数具有促进和抑制高校院所认真履责行为的双重作用,且对其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企业后续商业开发行为及预期收益有“倒U型”影响;高校院所基础研究的影响系数在双方收益分享系数对制造企业后续商业开发努力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对高校院所和制造企业的合作研发行为具有明显的正向激励作用;惩罚系数可有效抑制高校院所的机会主义行为。

世界温州人民间外交的内在逻辑及其政策启示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外交倡导“民心相通”。世界温州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各类民间交往活动具有鲜明的民间外交特性。世界温州人的民间外交行为并非孤立的,而是与其组织的社会与文化特征紧密相联的整体行为。世界温州人网络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其中,文化资本以泛家族主义的共同体意识为主要特征,社会资本以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为主要内容。三重资本之间的互动与相互转化是理解世界温州人民间外交活动的关键所在。世界温州人的民间外交行无意间践行着新时代“国之交在民相通”的外交理念,对我国持续推进“民心相通”的外交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

以改革试点推动全局财税体制改革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远超过之前的改革,这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应以改革试点为先导,这既可以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探索最优改革路径,又可以降低改革风险。本文总结了需要改革且适合试点的领域:税收分享体系改革试点、地方财政收入结构改革试点、分类转移支付改革试点、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试点、横向政府间事权合作改革试点、预算编制改革试点、预算透明公开改革试点、地方债改革试点。这些均涉及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财税领域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因而可以通过试点探索全局性改革方案。同时,改革试点应建立有效沟通机制,确定各方参与和协调,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和行政主导,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探索权,共同促进财税体制改革。

人口普查遗漏的组合式估计方法

以人口普查标准时点上的人口总体(全国、全国以下各行政区)为研究对象,研究如何利用对总体登记的普查人口名单和覆盖调查人口名单构造的组合式遗漏估计量估计人口普查遗漏人口数。目前各国政府统计部门在人口普查遗漏估计中主要使用单重遗漏估计量,但该方法未包括同时遗漏于这两份调查人口名单的双重遗漏人口,低估了总体普查遗漏人口数。组合式遗漏估计量除了包括单重遗漏人口外,还包括了双重遗漏人口,避免了单重遗漏估计量的缺陷。采取抽样估计和数理模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单重遗漏估计量、双重遗漏估计量和组合式遗漏估计量,理论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组合式遗漏估计量在抽样估计精度和遗漏人口数估计上优于单重遗漏估计量,尤其是在分析双重遗漏人口特征和改进未来人口普查登记工作等方面;在使用刀切法近似计算总体的组合式遗漏估计量的抽样方差时,不能忽视等概率人口层之间的协方差,否则可能低估或高估其抽样方差;单重遗漏估计量和组合式遗漏估计量属于有偏估计量,要使用均方误差比较其估计精度。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利用原始数据全面演示了单重遗漏估计量、双重遗漏估计量和组合式遗漏估计量及其抽样方差估计量等的详细计算过程,同时讨论了其统计性质,尤其是利用设置的数据模拟了有偏性,有助于中国人口普查遗漏估计方案的科学制定及估计精度的提高。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环保回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2014—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作为实验组,其他类型企业作为对照组,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考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常态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够促进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常态化能够增强政府环境监管力度和提高企业绿色治理绩效,通过这两类环保回应行为可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大和受政府干预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且绿色投资者能够强化这种作用。

人道援助:北京民间筹赈日灾义演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强烈地震及引发的次生灾害造成日本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援日行动开始后,知名艺人梅兰芳很快倡导全国同人义演筹赈。梅兰芳的号召得到北京各界民众的积极响应,梨园艺人、学界及票友等民间人士纷纷发起义演筹款行动,将募捐款项转交日本灾民、在日留学生和华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日本遭受严重灾害时,中国人民搁置仇恨、施以援手,日本人民应记住这份恩情。中日和平交往,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两国人民的努力方向。

城市湿地公园消落带景观生态重建模式探讨——以南昌市马兰圩湿地公园为例

消落带区域因季节性淹没与裸露,水流反复冲刷,加之人类活动频繁,是城市生态系统的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前人相关研究多聚焦于三峡库区或大江大河的消落带土壤、植被、生境与污染物等方面,较少关注城市湿地公园的消落带,尤其是其生态重建与生态恢复方面。以南昌市马兰圩湿地公园消落带为例,系统分析了其消落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基于此提出了湿地公园消落带的生态重建原则与模式,以最大限度地恢复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功能,从而为城市湿地公园的消落带生态恢复与重建提供参考。

破“五唯”背景下国内公立医院临床研究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及发展策略建议

目的对国内公立医院临床研究评价体系建设现状进行总结回顾,提出评价体系现存问题,并提出发展策略建议。方法对近五年(2018—2022年)相关文献、政策进行检索,阅读标题进行人工筛选后,查看入选论文共52篇全文及其参考文献,并进行总结归纳。结果“五唯”指标长期以来一直是公立医院临床研究评价的重要指标,但在当今科研环境和政策环境下,“五唯”评价体系已显露其功利性的弊端,逐渐演变为科研工作的羁绊。亟需突破“五唯”导向,建立“以成果转化应用”为导向的临床研究评价体系。结论临床研究评价体系应打破以往科研评价以数量为导向的“五唯”评价模式,可借鉴英国REF卓越框架模型,在研究成果、影响力、环境三个一级指标框架下,结合美国转化潜力近似值指标(APT)体系和中国医院科技量值(STEM)的指标维度,探索多成果形式评价,融入发展性指标,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指标体系及应用方法,促进公立医院临床研究的发展。

省级政务大数据平台建设模式研究与启示

建设高质量政务大数据资源平台是实现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政务信息集成融合,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数字智能化水平的重要基础工程。首先,回顾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历程,并总结出传统省级政务大数据平台的3种建设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即数据鲜活性低、数据一致性差、业务协同管理难、基础支撑力弱和总体投入高。其次,对江苏信用一体化信息资源管控平台进行案例分析,阐述以江苏案例为例的原因,针对传统建设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对应的解决思路和总体架构设计,并梳理出江苏案例的4个借鉴价值。最后,在总结江苏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归纳出5点建议,为各省研究、制定省级政务大数据平台的建设指南等政策性文件提供参考。

政府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机制和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将政府资助政策纳入企业研发决策过程,拓展了传统的R&D投资模型,利用中国创新企业调查数据,基于多时点DID方法,分析了政府资助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机制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资助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部门的投资比例,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激励效应”,在非高新技术行业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政府资助提升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机制在于通过引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企业研发过程存在“干中学”效应,企业的知识存量水平增加,从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动态影响。本文研究为更好发挥政府资助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以及设计有针对性的创新扶持政策,提供了一定借鉴和启示。

天津市某三级医院日间手术的运行实践与思考

目的分析天津市某公立医院日间手术实施情况,以问题为导向,为日间手术开展数量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对天津市某公立医院2020—2022年日间手术实施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该公立医院3年间开展的日间手术术式以二级手术(43种)和三级手术(28种)为主。各专业学科实施完成的日间手术以肛肠外科、泌尿外科、骨科开展数量最多,其中肛肠外科日间手术人数占70.76%(2285/3229)。结论在专业学科发展、日间手术管理体系、医疗服务保障方面仍需进一步健全,加强对日间手术管理路径中的薄弱环节建设,提升日间服务的覆盖范围和可及性。

区域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政策执行为何受阻——基于长三角地区的案例研究

作为辖区内“一网通办”的延伸与扩展,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政策执行呈现出较为明显且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当前,我国“跨省通办”政策执行不仅面临体制性束缚,还遭遇技术性难题。同时,执行过程中各执行主体、执行网络之间的互动以及重要事件都会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因此,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政策的顺利执行,应在加强顶层设计、打破网络边界、坚持网络治理等方面采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