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安市平行岭谷区地下水化学特征及控制因素分析

广安市渠江以东是川东典型的平行岭谷区,具有独特的水文地质条件,为探寻该区域地下水化学特征及控制因素,运用Piper三线图、Gibbs图、Phreeqc软件、离子比例系数图及Pearson相关性分析等方法,结合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综合分析区域地下水化学组分空间分布特征、水岩作用类型、地下水化学组分来源及其主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内浅层地下水主要为低溶解性总固体(total dissolved solids,TDS)的淡水,浅层地下水阴离子主要为HCO_(3)^(-)、SO_(4)^(2-),阳离子以Ca^(2+)、Na^(+)为主,地下水类型以HCO_(3)^(-)-Ca^(2+)型、HCO_(3)^(-)-Ca^(2+)·Mg^(2+)型和HCO_(3)^(-)-Ca^(2+)·Na^(+)型为主;地下水水化学组分主要来源于碳酸盐岩及硅酸岩溶滤,盐岩对地下水影响小;地下水中的钾盐、石膏、硬石膏、盐岩、萤石均处于非饱和状态中,地层中相关矿物是地下水中相关离子的主要来源;地下水化学组分主要受到溶滤作用、正向阳离子交换、煤矿开采及农业活动控制。研究结果可为研究区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成渝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增广贤文》中的纺织服饰信息源考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目前《增广贤文》中关于纺织服饰的信息解读存在着一些误解,这些误解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纺织文化的传播。文章基于文献考据和考古实物相结合的二维互证研究方法,对《增广贤文》中关于纺织服饰的信息进行再研究,研究认为:第一,“红粉”并不是指红色的粉,而是指胭脂和粉妆。第二,“假缎染就真红色,也被旁人说是非”一句,其实是被人篡改了,“缎”应该是“饶”字,此句是一种反面警示教育,告诫即使有真本事也会被人诋毁。第三,“种麻得麻,种豆得豆”一句中的麻是指麻籽,而非麻纤维。第四,“会使不在家豪富,风流不用着衣多”“有钱堪出众,无衣懒出门”涉及“衣”的解读两句看似相互矛盾,但二句反映的是中国君子对于自己的内心强调的是淡然,对外则强调“光前裕后”,强调“礼”在生活中的重要,同时强调礼只有通过心才能起到作用。第五,“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句,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纺织与世界观、宇宙观的联系。第六,“一毫之恶,劝人莫作。一毫之善,与人方便”中的毫是重量单位。

竹枝词的“诗体汇流”现象与“广竹枝”概念的生成——兼谈“历代竹枝词全编”之构想

竹枝词是中国诗歌长河中一个非常复杂的体式概念,它既向外散射分流,又向内吸纳汇流,形成了密如织网的水系结构。这是自宋代至晚清的诗人们有意将各种诗体向竹枝词附丽追认而形成的结果。其中,竹枝词记讽功能大幅上升的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竹枝词作为风土诗歌的属性。鉴于这一判断,我们有必要重新厘定竹枝词的边界,并以“遵实归名”为原则,提出一个“广竹枝”概念,辨体从严,收录从宽,站到今人的文体立场上去动态地认识符合文学史事实的“竹枝词”内涵与外延。由此而言,编纂一部全、新、精、善兼备的“历代竹枝词全编”已经具有了良好的基础与契机。

数字人文视域中的元代江韵诗研究

在对《全元诗》进行全面统计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全元诗》中共有207位诗人创作的456首江韵诗。通过对韵脚分布、出韵情况、韵脚组合、次韵分韵、诗风与用韵关系等方面的考察,会发现元代江韵诗的情况与唐宋两代相似,也存在核心韵脚、常见韵脚组合等现象。这同样使元代的江韵诗风以平易为主,同时也有篇幅长、用韵僻、构思奇的奇崛之作。明清两代的江韵诗中,应当也有核心韵脚与常见韵脚组合的情况。到了清代,逞才之风发展到极致,三江全韵诗大量涌现。

中华电子佛典的数据库建设与文字学应用——以《广弘明集》为例

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主持的CBETA中华电子佛典数据库是目前流通最广、使用最多、贡献最大的佛教典籍全文数据库。以《大正新修大藏经》的数字化为中心,介绍中华电子佛典的数据库建设情况,进一步讨论中华电子佛典的文本分类依据,并阐述中华电子佛典的文本信息标注方式。以《广弘明集》为例,通过梳理和分析XML标记语言在中华电子佛典的一般呈现方式,揭示中华电子佛典提供的佛教文献文本信息,以验证中华电子佛典在文字学研究方面的重要参考利用价值。

罗光思想对孝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当前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使得重归孝文化建设成为势在必行的需要。本文梳理了罗光的孝道思想,其思想融汇中西文化,认为中国传统孝道重在“敬”,西方孝道重在“爱”,各有偏颇,将这两者结合形成新的孝道观更为有益。罗光的新孝道观是一种生命的孝道观,既避免了传统孝道的“父权专制”,也避免了西方文化权利义务观带来的父子之间的淡漠,使孝道变得柔和可近。罗光的孝道精神值得借鉴,面对老龄化严重的社会需要,要大力弘扬传统孝文化,使其从象牙塔尖的理论变为布衣日常的行为,使人人知孝,人人懂孝,人人行孝。

西汉昌邑王国辅臣规谏刘贺的政治意蕴

西汉昌邑王国国主刘贺的两大辅臣王吉、龚遂,基于儒士本色和自己的政治追求,积极规谏刘贺以止其非,教导刘贺成为积极有为的王国之主。值刘贺被权臣霍光选为嗣君并登帝位之时,两人又着力规谏刘贺要恪守家国的忠孝礼制,和好霍光。王吉、龚遂因各自的性格和人生履历,规谏刘贺的内容与方式虽不尽相同,但都富含作为王国辅臣的能力与智慧,特别是在刘贺被选为嗣君的关键时刻,他们向霍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输诚的心声,从而在刘贺政治失败后只是受到了较轻的刑罚。王吉、龚遂规谏的刘贺言行及其政治宿命,从一个特别的层面揭示出西汉武帝尊崇儒术后对地方王国政治的深刻影响,以及昭宣之际的霍光政局的政治文化性格。

王士性《广志绎》所见民族接触现象解析

明人王士性一度在西南诸省任职,对当地的民族关系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这在其史料笔记《广志绎》中可以看出。梳理《广志绎》的相关史实,从民族接触的形式、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揭示该书所反映的明代西南地区民族接触的真实情况:不同地区民族接触的形式、程度不一;政治政策、经济贸易等是推动民族接触的积极因素,自然地理环境则有可能阻碍民族接触;民族接触对语言词汇、习俗等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这既可以凸显史料笔记在民族接触研究上的价值,也可以为民族之间的语言接触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语料。

朱子门人黄榦与辅广并称考——兼谈崇德的勉斋书院与传贻书院

朱子门人黄榦与辅广为何并称“黄辅”,本是关系朱子门人后学与朱子学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事实上,黄、辅二人之间曾有过交游与论学,特别集中于性的善恶之辨。此外他们都曾在浙江崇德(今桐乡)任官或讲学,后人为了纪念又分别建有书院。黄榦在崇德石门酒库曾有近三年的任职经历,除了专心酒务外,还关心灾荒等事,亦留下许多诗文,故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创设勉斋书院。辅广安家于崇德县城,晚年担任县学主学并创办传贻堂,传贻堂后来成为绵延七百多年的传贻书院,为浙北历史最为悠久的书院且影响深远。

国际中文教学视域下的范围副词“光”“净”研究

范围副词“光”“净”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中属于中高级学习词汇,对学生的语言能力、目的语文化背景的了解程度以及语境的分析能力等要求较高。通过比较“光”“净”在语义、句法、语用三方面的异同,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得出目的语知识负迁移是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产生语用偏误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创设合理的情境,强化“光”“净”语言点的对比,在实际运用中弱化目的语的负迁移。

简析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的四个男性形象

亦舒的都市言情小说影响了无数少男少女的爱情观、人生观和时尚观。根据亦舒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以独特的视角,让观众看到城市中的红男绿女、爱恨情仇,比之原作中的人物更多了亲近感和现实感。该剧讲述了一个家庭主妇罗子君遭遇婚变之后,从底层做起,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故事。与之纠葛的四个男人——可怕的老实人老金、又穷又渣的白光、前夫陈俊生、青年才俊贺涵也各有特色,他们是现实社会中男性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文旅融合视角下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

广西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民族成分众多,拥有12个世居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和谐共生。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广西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作为重要的吸引物,持续发挥区域旅游吸引功能,使各民族在旅游活动中通过充分的互动,助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在民族文化旅游的驱动下,旅游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地镌刻在民族文化丰富的内涵中,为其更好地铸牢提供新的路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广西通过积极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可借鉴推广的实践价值。

基于SRP模型的广东省林地生态脆弱性评价

综合评价广东省林地生态脆弱性等级,掌握广东省林地生态脆弱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可为公益林布局优化和生态修复提供理论支持。以广东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林草湿综合监测成果、生态保护红线成果、石漠化监测成果、DEM数据、气象数据、土壤数据等为基础数据,选取人口密度、单位建设用地、耕地占比、植被覆盖度、石漠化严重地区、年均降水量、植物净初级生产力、生物丰度等17个评价指标,基于3S技术,结合SRP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方法构建广东省林地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广东省林地生态环境脆弱性以微度、轻度、中度脆弱为主,占全省林地总面积的92.02%;从行政区划来看,重度脆弱区和极度脆弱区主要分布在清远市、韶关市、梅州市、河源市、肇庆市、茂名市、揭阳市7个市;从空间布局来看,重度脆弱区和极度脆弱区相对集中分布在石漠化区域、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和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珠江三角洲人口密集区以及沿海基干林带和周边岛屿。

优质高产早熟杂交水稻新组合广8优1090的选育与应用

【目的】选育优质高产早熟杂交水稻品种,满足贵州省中高海拔地区水稻生产的需要。【方法】安顺市农业科学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及广西兆和种业有限公司联合,选用水稻不育系广8A与恢复系安恢1090组配,经6年12代定向育种,成功育成优质高产早熟籼型三系杂交稻广8优1090。2022年通过贵州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黔审稻20220017)。【结果】广8优1090在贵州省2020—2021年杂交水稻早熟组区域试验中,2年平均产量10118.7 kg/hm^(2),比对照(香早优2017)增产8.21%,2年累计增产点占78.6%;平均生育期158.2 d,较对照晚1.9 d。2021年生产试验平均产量9482.7 kg/hm^(2),比对照(香早优2017)增产9.45%,增产点率100.0%。广8优1090的出糙率79.6%,精米率69.9%,整精米率62.5%,粒长6.8 mm,长宽比3.4,垩白粒率25%,垩白度6.7%,胶稠度82 mm,直链淀粉14.4%,碱消值4.5,透明度1级;食味综合评分80.19分,优于对照(80.0分)。【结论】广8优1090高产稳产、耐冷性强、熟期早、食味好,适合在贵州省中高海拔地区种植。

苏轼《薄薄酒》及宋代续作中的丑妇书写

在以丑妇为核心的宋诗谱系中,苏轼《薄薄酒》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轼《薄薄酒》中之丑妇,成为诗人志于栖隐、戒慎疏远之个体价值的自我观照;黄庭坚续作中的丑妇则与莱妻形象同构,被赋予避世者乐道闲居的意涵,与苏诗中之丑妇相呼应,皆是北宋文士转向内在自我展示的一种方式。苏、黄诗中的丑妇,隐然透露出北宋党争的激烈图景,也表明北宋文士将目光转向个体化的价值时对妇德形成的高度自觉意识。而南宋续作中之丑妇更具现实感,也与“妇德”等特质相联结,充分体现了诗人在私人领域中诉诸寻常日用来实践内化之道德的生活态度。南宋受苏轼《薄薄酒》影响而以丑妇为主题的诗作,标志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即妍妇真正成为恶的象征,丑妇则是善的代表。男性作家对丑妇的认可,对美人的扬弃,意味着南宋文人的不俗与道德自许。南宋对丑妇的价值肯定,也反映在以孟光为女性典范的诗词书写中,对美色的超越与对妇德的追求成为主流价值,而这正是围绕着美丑的思辨所构成。

钟广玲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用药特色探讨

【目的】采用数据挖掘方法探讨钟广玲教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组方用药规律,为中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提供参考。【方法】收集近5年钟广玲教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有效病例的门诊处方,对纳入的处方中药的用药频数、性味归经进行统计,并对其高频用药进行关联规则分析及聚类分析。【结果】共纳入处方164首,使用中药达168味。用药频次居前10位的药物依次为牛膝、川芎、地龙、炙甘草、秦艽、当归、熟地黄、桃仁、香附、红花。所用药物的药性以温、平药为主,药味以苦、辛为主,主要归肝、肾、脾经。药物功效归类主要为补虚药、祛湿通络药、活血化瘀药。关联规则分析结果得到10组药对,聚类分析得到6个核心药物组合。【结论】钟广玲教授采用中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以补虚扶正为主,从肝、肾、脾入手,滋养肝肾,调理脾胃;注重活血化瘀,同时辨证配伍祛湿通络、清热等祛邪之药,寓攻于补,攻补兼施。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探讨龙运光教授辨治痹证的用药规律

目的:基于中医传承计算平台(V3.5)挖掘龙运光教授治疗痹证的遣方用药特点及规律,为痹证的中医临床诊治提供参考。方法:筛选龙运光教授辨治痹证的相关医案并提取方药,以中医传承计算平台(V3.5)软件作为数据挖掘工具,对方药进行四气五味、归经功效、频次统计、组方规律、关联规则,以及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结果:共纳入龙运光教授辨治痹证方剂261个,涉及中药273味。四气以温性为主,其次为平、寒、凉、热。五味以甘味为主,其次为苦、辛、酸、咸。归经以肝经、脾经和肾经为主,常用核心药物组合16组,通过方剂聚类分析得到可能的新方组合5首。结论:从龙运光教授辨治痹证的相关医案中整理出方药,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总结出龙运光教授治疗痹证多从肝、脾、肾出发,药物以祛风湿类、活血化瘀类和补虚类为主,临床疗效较好,挖掘出的新方组合可为痹证的治疗提供一定参考。

《广韵》206韵来源考

《广韵》206韵是怎么来的?历来聚讼纷纭,经分类详列各家的观点,再比较现有材料,得出结论如下:《广韵》是以开元本孙愐《唐韵》204韵,再加上敦煌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上声五十一广与去声五十六严两韵而来的;《广韵》的韵数发展历程应为“193-204-206”,而非其他。

山东省设施农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提升对策

山东省设施农业无论生产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产业优势和地位突出,但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存在区域种植集中度不足、基础设施结构性矛盾、机械化发展不均衡以及智慧农业高水平样板少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结合“寿光模式”内涵与发展经验,提出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定相关生产和建造标准、推进装备科技创新、加强智慧农业样板示范推广等对策,以期为山东省设施农业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霍光故事”:霍光事迹的记忆与失忆

从汉代开始,“故事”成为治国理政的新依据,它的一个来源是历史人物的事迹。霍光历仕汉武帝、昭帝和宣帝三朝,其生前和身后事迹被后人根据不同情境,有选择性地以“霍光故事”名义作为处理类似事件和达到个人目的的参照,并频繁出现在从《东观汉记》到《资治通鉴》的诸多史籍中,是霍光影响的具象化。“霍光故事”是汉代“故事”形成的一种模式,反映了汉代“故事”的诸多特征:应用领域广泛、地位模糊、形成主体多样和传承中去情境化。在汉代历史上,“霍光故事”在平帝时首次被提出用来解决现实问题,在东汉时成为援引次数最多的四个“故事”之一,是“故事”运用于治国理政的体现。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看,汉代“故事”尚不具备法律地位,也不是“道德权威”,但这预示了汉代“故事”地位的提升空间和演变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