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答周钧韬先生

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

论《金瓶梅词话》的骗局叙事

《金瓶梅词话》描绘市井世俗,依据社会世象展开叙述,其中设局行骗是作者重点关注的一个行为,围绕情欲、金钱和报复等展开的骗局故事多达数十起。通过对施骗、受骗双方的着力刻画,人物形象得到了传神写照,情节设计曲折多变、详略得当,加强了全书结构的严整性,文学功能突出。骗局叙事鞭笞了人性的丑恶,使晚明社会的黑暗现状暴露无遗,进一步加深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力度,在明清小说的同类描写中具有典型意义,对后世小说尤其是《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生产、图像与观者:《金瓶梅》插图与《清宫珍宝皕美图》的空间想象

本文将原本依附于小说的《金瓶梅》插图作为核心视觉材料进行研究,选取了两个典型版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和《清宫珍宝皕美图》(乾隆本),比较两版图像如何通过视觉想象重塑小说的空间意蕴。研究参考视觉文化理论的分析框架,经由“生产—图像—观者”这一路径:从生产角度的图式来源导向具体的图像分析,分别从视点选择、形态建构与物境布置3个向度比较了两版图像空间再现体系的差异,最后引入观者视角,进一步挖掘了面向不同社会阶层所映射的空间想象,即插图本蕴含着晚明上层文人对园林景致的偏爱,而清宫本则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居室环境的关注。

《金瓶梅词话》“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再议

学界对《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中重叠的武松—潘金莲故事之关系,有五种观点:繁本→《金瓶梅》说、《水浒》繁本+简本→《金瓶梅》说、《水浒》简本→《金瓶梅》说、同源异流说、增益回流说。通过对两部小说用语习惯的辨析,可以确定《金瓶梅》中的武-潘故事当是由《水浒传》流入;而《水浒传》版本的简、繁概念,当以情节完整度、故事流畅度区分;以此为标准,并结合《金瓶梅词话》中有部分字形具有建阳刊本风格的现象,可以推断,《金瓶梅》所抄改的《水浒传》应是一种属于繁本系统的建阳刊本,约刊刻于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

《金瓶梅》中的镜意象叙事的“技”与“道”

《金瓶梅》中的“镜”意象的出现多达七十八次,有照镜梳妆、作为陪嫁之物、官员往来送礼等用途。镜子在小说中起到的叙事作用有人物对镜叹红颜易逝,抒闺怨情思;映衬人物形象;作为男女交欢场合的特殊存在,成为富有暗示性意象;使情节前后呼应;用于正面刻画人物形象,影射作品主题的功能。因镜子与佛道二教的关联,全书体现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与道教的涤除污垢以保持心灵纯澈的思想文化意蕴。

虚幻与救赎:《金瓶梅词话》中梦的宗教文化意蕴探究

《金瓶梅词话》先后共记梦17则,呈现出数量多、内容丰富的特点。《金瓶梅词话》中的梦受原始宗教、道教、佛教等思想的影响,表现出灵魂崇拜、浮生若梦、梦显因果、梦示轮回的思想。这些梦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意蕴,寄托了作者创作的心理情感动因,表明了作者对于天命、鬼神的崇拜,展现了作者对生与死的宗教关怀。而对于梦的处理方式,或用传统的梦占吉凶,或用道门符咒厌梦,则是明代民俗及道门科仪的真实再现。

《金瓶梅词话》卜筮书写意蕴论

卜筮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习俗,《金瓶梅词话》中多回都有卜筮活动的描写。与早期的卜筮活动相比,《词话》中的卜筮活动无论是地位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词话》中卜筮活动的功利性以及市民对卜筮的态度也反映了明代卜筮活动世俗化这一特点,体现了卜筮活动在明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在艺术方面,卜筮活动的书写也起到了叙事上的预叙作用,是小说结构的纲之所在,卜筮活动的书写也使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丰富、立体。

《金瓶梅词话》“倚夜”结纂的层次及其意义

《金瓶梅词话》具有鲜明的“倚夜”结纂特征。小说中大量的涉夜文本,呈现为写实、修辞、象征三个层次的文本形态。它不仅是日常夜生活的生动写照,也有意识地运用月、灯烛等光源构建小说叙事,摹写人物形象,营造小说氛围。此外,小说还透过夜宴、元宵观灯等渲染夜晚的瞬息繁华、如梦似幻,彰显“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悲凉意蕴,赋予小说鲜明的“寓言”特征。可以说,“夜晚”是我们阅读《金瓶梅》、打开小说之门的一把钥匙。

明清《金瓶梅》接受现象中的互文性特征分析

明清《金瓶梅》接受现象呈现显著的互文性特征:早期读者通过以《诗经》《史记》等经典为参照标榜小说的功能与成就;痴迷文法的评点家们一方面通过细读破解文本内部对应结构的隐喻,一方面围绕同类问题展开文本之间的对话;世情小说的作者们则通过建构新故事对原作进行主题诠释与艺术演绎。这种对文本之间以及文本内部各种关联的执着探寻是由国人特殊的“互系性”思维方式,祖述前圣、显隐互补的创作原则,以及交相引发、旁征博引的阐释习惯等合力造成,不仅存在于《金瓶梅》的接受互动中,也普遍存在于国人的文学阐释传统之中。

雷威安法译本《金瓶梅》中副文本的翻译解读

本文对法译本《金瓶梅》使用的副文本进行梳理,分析这些副文本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这些副文本是法国汉学家和译者雷威安在翻译过程中重构意义的重要手段,充分体现了他尊重原著、服务读者的翻译立场,丰富了译本的立体形象,赋予译本更多的潜在价值。

《西游记》与《金瓶梅词话》中的货币与物价状况比较研究

《西游记》与《金瓶梅词话》都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的佼佼者,且二者成书年代非常接近。尽管题材相去甚远,但两书都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包含较为丰富的货币和物价信息。两书中货币流通状况总体相似,都反映出明代后期白银货币化的趋势;同时也存在一些细微差异。《西游记》中的物价状况,与嘉靖晚期的实际情况较为吻合;《金瓶梅词话》中的物价状况,与万历前期的实际情况高度吻合。两书中货币与物价状况比较的结果,基本支持《西游记》成书早于《金瓶梅词话》的观点。

明代书函交际与《金瓶梅》叙事结构

书函交际是《金瓶梅》故事建构的重要载体,主导了以西门庆家庭为叙事中心的结构脉络,推动了世情小说全新建构体系的建立与成熟。《金瓶梅》书函语言及使用情境与明代日用类书所收录的供市民使用的书函具有极高的相似性,这为研究《金瓶梅》作者身份提供了新视角。在《金瓶梅》叙事建构中,书函交际具有私密性、粘连性与隐匿性三大特征。其中,私密性成为《金瓶梅》的结构基础,粘连性和隐匿性分别推动了《金瓶梅》显性结构与隐性结构的形成。书函的局限性则为反思《金瓶梅》所暴露的明代女性处境提供了新视野。

法与礼的虚无:《金瓶梅》中的社会乱象透视

《金瓶梅》以写实之笔,勾画出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由于作为治国手段的法与礼同时陷入有而若无、实而若虚的虚无状态,致使整个社会乱象丛生。在法律层面,虽有严刑峻法而不能落到实处,《金瓶梅》中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无视法律最为核心的公正原则,或贪图金钱贿赂,或任意曲从人情,公堂之上徇私枉法,胡乱判案。而礼制管辖畛域虽广,却形同表演,并不能安顿人心、导民向善,社会上下均奉行一套以金钱为基础、完全有悖道德礼义的价值系统。权力凌驾于礼法之上,是造成明规则失效、潜规则盛行的根本原因。《金瓶梅》既呈现了因礼法虚无而来的种种社会乱象,也在表里相悖的冲突对比中,点破人性的贪婪和世情的虚伪,而书中最深层的批评则指向了纵奸残民、矫情自饰的权力上层。

孔尚任《桃花扇》人物、本事四考

孔尚任的“舅翁”秦孟岷和秦光仪、“舅”秦生镜与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等有极为重要的关系,可惜他们的资料极罕见,而《秦氏家谱》与《百城烟水》中却有较丰富的关于他们的资料。同时,《桃花扇》在立意、人物塑造及情节上受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影响较大。

论《金瓶梅》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明代小说《金瓶梅》对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影响深远,本文从作品的语言表达、人物塑造及格调手法三个维度出发,探寻张爱玲小说与《金瓶梅》之间的血缘关系,以便窥见张爱玲通过对《金瓶梅》的借鉴与继承,彰显其作品“融汇古典”的文学特质。

梁斌的小说创作与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以《红旗谱》与《金瓶梅》为例

梁斌的小说创作注重向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学习,很大程度上凸显了红色经典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其代表作《红旗谱》所受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的影响中,《金瓶梅》是重要的艺术资源,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白话口语的语言运用上、日常生活的寓意书写上、情节的直接模仿上以及意象叙事等方面。因为借鉴诸如《金瓶梅》等中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多方面的艺术资源,《红旗谱》获得了较大的艺术魅力。

《金瓶梅》中的“鞋”意象及其叙事功能

“鞋”意象在《金瓶梅》小说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首先,“鞋”是小说行文的重要标记性意象,直接与人物性格产生联系,鞋的样式转变也与小说情节的炎凉转换相关联;其次,“做鞋脚”是女性世界的度量衡,鞋既是私密的闺阁社交针线,也是女性地位和人格的外在表现,小说的叙事节奏与循环往复的做鞋过程紧密相关。对鞋的关注,体现了一种普遍的对女性身体的理解方式,“鞋”意象与女性角色的生命建立了一种映射关系。小说的叙事围绕着中心意象“鞋”展开,在鞋的制作、交换与失而复得中循环前进。

黄金铺地——《金瓶梅》货币描写研究

货币描写贯穿了世情小说《金瓶梅》,经济语词使用上数量丰富、准确生动,极大地丰富了世情小说的真实性体验。文本如实记录了经济语词进入日常话语的语词移用现象,呈现出将人商品化、货币化,将货币拟人化的趋向。聚焦经济行为的描写,作为叙事单元参与了文本的构建,金钱作为线索和道具勾连了不同的情节,不仅丰富了文本内涵、增加阅读趣味,还展现了更为复杂的角色性格和人物关系。

水浒的融入:两部清代《金瓶梅》传奇戏曲考述

郑傅本和傅图本是清代两部有关《金瓶梅》题材的传奇戏,分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傅斯年图书馆,又见于《古本戏曲丛刊》和《俗文学丛刊》。两剧版式行款相同,卷数相连且情节前后贯穿、照应,应为同一部《金瓶梅》戏曲残存的前三卷部分。剧中所引水浒戏有《双飞石》和其他佚名戏曲,其中《双飞石》的部分情节存在改写现象,而所引《金瓶梅》戏曲的具体剧目尚待进一步考证。剧中各出戏的顺序安排和两条叙事线索的情节发展相互对应。此剧作者有意尝试使用两条叙事线索,在正反对比中宣扬贞洁观念。水浒的融入成为清代《金瓶梅》戏曲值得关注的一种改编现象。

城市娱乐和《金瓶梅》中的元宵节庆

元宵节庆的娱乐活动在小说《金瓶梅》中有相当多的篇幅。通过描写主要人物在城里的观灯等一系列娱乐活动,揭示了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他们的个性,并以花灯的脆弱和节庆的短暂,暗示了人物和家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