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生成研究的认识论批评:兼论恢复真相的方法

对于后真相的分析批评而言,现有研究已经转向后真相现象生成的认识论。恢复人们对真相的信心,已经成为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一道难题。从批评后真相现象生成的认识论看,当前后真相现象研究中有两个关键“遗忘”和两个关键因素的“忽略”,从而导致对后真相生成的认识论批评的不彻底。关键“遗忘”指向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对后现代,特别是对解构主义知识的遗忘,对后真相“泛化式抽象”的表达方式的遗忘。关键因素“忽略”指向对后真相现象生成中的作用因素:对人类传播活动意义的无限推崇,对经济符号资本控制逻辑的滥用。为此,要破除后真相,恢复真相,应当从多维知识体系出发,以社会治理为手段,重塑自媒体舆论秩序。

数字技术重塑社交格局:逻辑机制与现实挑战

社会交往指社会成员或个体之间基于持续的信息收发、接触、试探、沟通乃至互动而形成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以及交换与往来关系的过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层面来看,社会交往对个体与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工具性、情感性和结构性的逻辑机制,以“产消播合一”为内核的数字技术,通过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理念重塑着当今时代的社会交往格局。数字技术的发展,突破了行为者的时空区域、身体所在、地位阶层等物理性和社会性因素对社会交往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社会交往的可能性,也让网络世界进入了“后真相时代”。但是,现实挑战亦如影随形,一系列社会交往的分割现象正在凸显“社会个体化”,如梦如幻的媒介和亦真亦假的信息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利用。这些现实挑战,需要通过整个社会全面倡导更具平等导向、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交往文化,强化对行为主体现实辨析能力、现象质疑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自我反思能力的培养等措施来应对。

“后真相”时代大学生的信任危机与消解

信任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而“后真相”时代的到来颠覆了传统的社会信任模式。大学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后备军,在社会信任体系的有机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真相”时代,网络社交中的信息茧房现象,信息过剩、无序反转现象,公共媒体在舆论场中的滞后现象以及社群化、圈层化社交结构的影响,致使大学生群体出现情感依赖型、网络脱域型、媒体狂欢型的信任危机现象。消解信任危机需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作用,教育者应积极融入大学生的圈层,提高大学生群体的媒介素养,加强高校网络空间治理以弥合信任裂痕。

后真相时代主观程序正义及其程序改造

后真相时代公民对正义的理解与主观息息相关,建立在法感情理论、知情意行的心理结构与情本体的中国人性格特点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比客观程序正义理论更能应对时代挑战、符合中国国情。凭借主观程序正义的引入,程序正义理论能够得到非教条化的、人性化的重构。将主观程序正义具体应用到程序之中,应通过算法对主观程序正义标准动态把控,同时对程序交往进行人格化改造,对询问与陈述理念进行叙事治疗视角改造,重构司法传播之维使法官与当事人角色互视,并在司法社工协同机制中嵌入社会心理服务。最终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达成纠纷实质解决目的。

作为真实世界模拟器的媒介与后真相时代的“拨乱反正”——以Sora为例解析数字文明时代的媒介新范式

媒介中介了人们与客观经验世界的关系,使关于“真实”的问题作为元价值问题被提出。近年来,受社交媒体赋权和媒介的个性化分发等因素影响,后真相成为热词,文本认为,后真相实际是当前人类文明与技术文明断裂下时代症候的特有产物,应从媒介演化的视角看待这一现象。文本以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为例,从互动的过程视角看待作为真实世界模拟器的Sora促成何种方式的社会连接和传播权力结构的重组,分析媒介连接对本真性和后真相的影响,并提出在新的数字文明时代如何在媒介域、技术域和社会域的互构中实现“共识的黄金时代”。

“后真相”的形成机制与消解之道:AIGC时代新闻真实的重建——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探讨

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多元行动者涌入新闻生产与传播领域,主流媒体构建真实的权威被进一步消解,后真相时代陷入去真相的困境。本文在信息生态理论框架下,试图从信息技术、信息本体、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参与者及信息环境的互动共生中厘清新闻真实消解的内在机制。其中,重点考察了AIGC作为信息系统新变量、信息真假杂糅带来传播秩序的变革、新闻机构与个体用户的话语竞赛以及去真相困境下社会信任瓦解。同时,本文从AIGC技术可供性的角度尝试从自动化事实核查、在线行为干预、情感识别与分析三方面探讨以AIGC技术之力重建新闻真实的可能与路径。

网络舆论“后真相”化高校辅导员开展思政工作的挑战与应对

网络与“后真相”的契合带来了新的生态,网络社交媒体兴起导致传统媒体第一把关人的角色末置,“圈群化”强化了偏见认知。在“后真相”时代,高校辅导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应激性反应加大了舆情引导的难度,参差不齐的信息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判断,民粹化情绪扭曲大学生的政治态度。高校辅导员在着力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辨能力的同时,应强化自身的媒介素养,努力净化网络环境,提升思政工作的有效性。

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修辞进路

讲好中国故事是提升国家对外传播效能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中国故事的传播,是一种融通中外的“国家对话”。根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话语具有社会实践性,话语携带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中国故事的叙事修辞策略必须重视故事叙事的交互性、主体间性、话语间性和“后真相时代”的话语特点。

社群真知: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符号伦理反思

新闻价值概念的有效性一直以来都被动地受制于媒介环境、市场需求和受众趣味的变化,新闻价值内涵的流动性不仅引发了新闻学自身的学科焦虑与合法性危机,甚至还触及到整个人类理性主义和公共正义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后真相时代“情感”取代“事实”的逻辑下被无限放大。这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价值标准选择基于经验观察的偶发事件,这种价值标准在后真相时代加速了主体意识的破碎和瓦解,为了对抗这种危机,新闻价值的研究必须实现从“社会事件”向“符号文本”的转向,让新闻文本进入“阐释社群”的公共话语空间,在意义的生成过程中探寻获得身份认同和共享价值观的“社群真知”。“社群真知”是在新闻文本的意义阐释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具有“真知品格”的新闻文本建构内在地受到公共叙述伦理的规约。

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理念的教育路径研究——基于高校新闻专业的教育教学

后真相时代背景下高校新闻专业的教育面临挑战,要抵御其产生的消极影响,矫正新闻伦理的失范行为,高校应对的有效路径是:将新闻价值理念教育贯穿整个教育教学体系,将其与人文教育、价值观教育相融合,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解决舆论治理问题,同时加强新闻教育的实践性教学,探索构建新闻教育的长效化机制,着力打造高层次新闻专业教师队伍,从而提升高校的整体抗压水平及风险抵御能力,提高学生的新闻专业素养和直面后真相的思辨能力。

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风险防范与安全治理

后真相时代情绪主导事实,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传播中面临着四大风险:片面真相削弱主流价值共识凝聚的风险、主观真相分化主流意识形态大众立场的风险、人造真相遮蔽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威的风险以及未知真相破坏主流意识形态舆论生态的风险。四大风险背后的生成动力主要包括网络亚文化、算法权力、网络民粹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治理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风险,需要做好风险预警与防范工作、风险认知与评估工作、风险舒缓与控制工作、风险化解与善后工作,建立长期有效的舆情防控体系,准确研判公众情感传播动向,研究规制数据正义的算法伦理,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亲近性基因。

“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挑战·优化

随着自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成熟,舆情的生成与传播呈现出新特征。一方面,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传播模式变革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空间,另一方面,信息传播的异化催生了网络空间的“后真相”时代。信息的非理性传播、网络舆情两极反转以及算法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使“真相”扑朔迷离。意识形态纷争、网络参与的大众化、资本逻辑的宰治以及非线性的信息传播模式等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造成一定冲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面临挑战。通过筑牢意识形态阵地、构建交互式线上课堂、更新话语内容与表达、法治教育助力等途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质量,提升“后真相”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图像叙事:困境与纾解

在“后真相”浪潮与视觉图像技术的双重挑战下,“有图有真相”这个曾被深信不疑的铁律一夜崩塌。“后真相”的滋生蔓延与图像谣言的肆意传播严重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构建。必须在认清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洞察“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所面临的风险挑战,牢牢把握图像编码、图像传输、图像解码的各个环节,实现对“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困境的“破局”。

“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后真相”时代作为第三种现实,个人的情感优先于事实的真相,导致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认同面临巨大挑战,主要包括内外部风险冲击主流价值认同、群体极化造成道德判断失衡、“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异化信任关系。面对这些挑战,必须“健全法律体系与价值引导双管齐下”“提高网络道德素养,恪守网络行为底线”“推进主流媒体建设,重塑公信力”,从而增强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认同,减少“后真相”时代的负面影响。

电影《保你平安》:温暖现实主义的叙事表达

电影《保你平安》基于网络暴力等社会现象,揭示了虚假信息对社会的危害。影片融入了温暖现实主义,成功探寻到底层人物与社会之间的道德生存路径。电影采用“施暴者”和“反暴者”双叙事线索,通过“马”与“网络暴力”的隐喻关系、荒诞喜剧下的底层英雄叙事逻辑,展现出底层人物在处理社会网暴时的感人方式,从而有效传达了影片中温暖向善的价值观。

后真相时代深度伪造技术的信任问题与信任重构

在后真相时代,信任被异化,人们很难追究信息的真假,而在碎片化的表象和情绪化的斗争中,依据自身的情感与信念建立一种主观的、非理性的评判。在此背景下,深度伪造技术快速发展,并带来了一系列信任问题,包括行业混乱导致媒体信任度降低、政府组织逐渐陷入塔西佗陷阱、社会诚信体系遭到侵害和腐蚀等。为推进后真相时代深度伪造技术的信任重构,可从建立市场行业的道德共识、塑造行业自律能力,完善社交媒体的监督措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培育社会公众的信息素养、加强民众鉴别能力,规范技术自身的发展方向、加大协同共治力度等方面,探讨后真相时代深度伪造技术信任重构之对策。

元现代艺术理论初探

生态危机、金融危机和地缘政治危机等全球性危机正持续地影响着当代社会文化的变化,由此推动欧美文化、艺术和情感结构逐渐走出后现代主义而走向元现代主义。元现代艺术产生于元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以“振荡”“中位”为核心的艺术策略,如“新深度”“新真诚”“后真实”的出现、“非托邦”的建构等。当代艺术家和批评家借助互联网、数字信息技术的优势,从创作层面到批评层面审视并践行这些策略,探讨和揭示了元现代艺术的独特面貌、深刻内涵、审美价值和超越性维度。而通过在反思基础上总结元现代艺术理论将有助于改变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构过程中思想疲软和话语重复的状况。

游移的“真相”:媒介再现中的“人与人工智能”之辩

智能技术新范式正在全面重塑社会基础设施、重塑着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由此“人—机”文明也因机器智能这一新变量的引入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视野,观照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媒介再现及其引发的公共讨论,可以揭示出多元传播主体及其复杂话语策略背后蕴含的“真相”游移:一是新闻真相,二是技术真相,三是政治经济真相,四是哲学真相。游移的“真相”表征了人与技术关系的陌生化以及共识的断裂,出现人工智能技术观念场域的“后真相”症候。通过建构新型媒介社会效益机制和科学传播机制,以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蔽技术价值无涉,增强技术传播中的哲思维度,可以应对“后真相”症候。

网络舆论“后真相”化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治理

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发展增强了网民舆论聚焦度,网络社会多元主体对网络公共事件的爆炸性参与使网络舆论日益呈现“后真相”化特征。“后真相”借助网络空间掩盖真相、利用真相、有预谋地选取真相,依托情感和情绪的表达引起网友共鸣、助推谎言和谣言的传播以误导受众,最终促成资本和利益的双重共谋。“后真相”化的话语传播体系不断放大网民简单而夸张的“感性”言论,给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传播和认同实践带来极大的风险和挑战。克服网络舆论“后真相”化,助推“真相”之“真”,推动“真相”愈“真”,需要不断冲破、利用、改造“后真相”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

当代科学视域下的真理之辨

在当代科学领域,传统的真理认识面临着一些问题。真理问题的产生既有认识论根源,即科学检验标准失效、缺乏对科学方法的正确理解,也有本体论根源,即对象本身的不确定和发生变化。对“真理”词源的考察揭示,真理的含义包括了本体论真理与认识论真理,本体论真理是认识论真理的基础。只有包括本体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的当代真理,才能充分表达当代科学所揭示的变化对象本身。当代科学的特点无法用“后真相”来表达,post-truth应该译为“后真理”,而不是“后真相”。后真理是当代真理的一种形态。当代真理具有客观性、实践性、不确定性、全体性、共识性和诠释性。当代真理是实践本体论真理与实践认识论真理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