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主观程序正义及其程序改造

后真相时代公民对正义的理解与主观息息相关,建立在法感情理论、知情意行的心理结构与情本体的中国人性格特点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比客观程序正义理论更能应对时代挑战、符合中国国情。凭借主观程序正义的引入,程序正义理论能够得到非教条化的、人性化的重构。将主观程序正义具体应用到程序之中,应通过算法对主观程序正义标准动态把控,同时对程序交往进行人格化改造,对询问与陈述理念进行叙事治疗视角改造,重构司法传播之维使法官与当事人角色互视,并在司法社工协同机制中嵌入社会心理服务。最终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达成纠纷实质解决目的。

“后真相”的形成机制与消解之道:AIGC时代新闻真实的重建——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探讨

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多元行动者涌入新闻生产与传播领域,主流媒体构建真实的权威被进一步消解,后真相时代陷入去真相的困境。本文在信息生态理论框架下,试图从信息技术、信息本体、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参与者及信息环境的互动共生中厘清新闻真实消解的内在机制。其中,重点考察了AIGC作为信息系统新变量、信息真假杂糅带来传播秩序的变革、新闻机构与个体用户的话语竞赛以及去真相困境下社会信任瓦解。同时,本文从AIGC技术可供性的角度尝试从自动化事实核查、在线行为干预、情感识别与分析三方面探讨以AIGC技术之力重建新闻真实的可能与路径。

网络舆论“后真相”化高校辅导员开展思政工作的挑战与应对

网络与“后真相”的契合带来了新的生态,网络社交媒体兴起导致传统媒体第一把关人的角色末置,“圈群化”强化了偏见认知。在“后真相”时代,高校辅导员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应激性反应加大了舆情引导的难度,参差不齐的信息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判断,民粹化情绪扭曲大学生的政治态度。高校辅导员在着力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辨能力的同时,应强化自身的媒介素养,努力净化网络环境,提升思政工作的有效性。

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理念的教育路径研究——基于高校新闻专业的教育教学

后真相时代背景下高校新闻专业的教育面临挑战,要抵御其产生的消极影响,矫正新闻伦理的失范行为,高校应对的有效路径是:将新闻价值理念教育贯穿整个教育教学体系,将其与人文教育、价值观教育相融合,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解决舆论治理问题,同时加强新闻教育的实践性教学,探索构建新闻教育的长效化机制,着力打造高层次新闻专业教师队伍,从而提升高校的整体抗压水平及风险抵御能力,提高学生的新闻专业素养和直面后真相的思辨能力。

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风险防范与安全治理

后真相时代情绪主导事实,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传播中面临着四大风险:片面真相削弱主流价值共识凝聚的风险、主观真相分化主流意识形态大众立场的风险、人造真相遮蔽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威的风险以及未知真相破坏主流意识形态舆论生态的风险。四大风险背后的生成动力主要包括网络亚文化、算法权力、网络民粹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治理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风险,需要做好风险预警与防范工作、风险认知与评估工作、风险舒缓与控制工作、风险化解与善后工作,建立长期有效的舆情防控体系,准确研判公众情感传播动向,研究规制数据正义的算法伦理,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亲近性基因。

“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图像叙事:困境与纾解

在“后真相”浪潮与视觉图像技术的双重挑战下,“有图有真相”这个曾被深信不疑的铁律一夜崩塌。“后真相”的滋生蔓延与图像谣言的肆意传播严重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构建。必须在认清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洞察“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所面临的风险挑战,牢牢把握图像编码、图像传输、图像解码的各个环节,实现对“后真相”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困境的“破局”。

“后真相”时代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后真相”时代作为第三种现实,个人的情感优先于事实的真相,导致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认同面临巨大挑战,主要包括内外部风险冲击主流价值认同、群体极化造成道德判断失衡、“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异化信任关系。面对这些挑战,必须“健全法律体系与价值引导双管齐下”“提高网络道德素养,恪守网络行为底线”“推进主流媒体建设,重塑公信力”,从而增强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认同,减少“后真相”时代的负面影响。

社群真知: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符号伦理反思

新闻价值概念的有效性一直以来都被动地受制于媒介环境、市场需求和受众趣味的变化,新闻价值内涵的流动性不仅引发了新闻学自身的学科焦虑与合法性危机,甚至还触及到整个人类理性主义和公共正义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后真相时代“情感”取代“事实”的逻辑下被无限放大。这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价值标准选择基于经验观察的偶发事件,这种价值标准在后真相时代加速了主体意识的破碎和瓦解,为了对抗这种危机,新闻价值的研究必须实现从“社会事件”向“符号文本”的转向,让新闻文本进入“阐释社群”的公共话语空间,在意义的生成过程中探寻获得身份认同和共享价值观的“社群真知”。“社群真知”是在新闻文本的意义阐释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具有“真知品格”的新闻文本建构内在地受到公共叙述伦理的规约。

电影《保你平安》:温暖现实主义的叙事表达

电影《保你平安》基于网络暴力等社会现象,揭示了虚假信息对社会的危害。影片融入了温暖现实主义,成功探寻到底层人物与社会之间的道德生存路径。电影采用“施暴者”和“反暴者”双叙事线索,通过“马”与“网络暴力”的隐喻关系、荒诞喜剧下的底层英雄叙事逻辑,展现出底层人物在处理社会网暴时的感人方式,从而有效传达了影片中温暖向善的价值观。

网络舆论“后真相”化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治理

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发展增强了网民舆论聚焦度,网络社会多元主体对网络公共事件的爆炸性参与使网络舆论日益呈现“后真相”化特征。“后真相”借助网络空间掩盖真相、利用真相、有预谋地选取真相,依托情感和情绪的表达引起网友共鸣、助推谎言和谣言的传播以误导受众,最终促成资本和利益的双重共谋。“后真相”化的话语传播体系不断放大网民简单而夸张的“感性”言论,给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传播和认同实践带来极大的风险和挑战。克服网络舆论“后真相”化,助推“真相”之“真”,推动“真相”愈“真”,需要不断冲破、利用、改造“后真相”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

游移的“真相”:媒介再现中的“人与人工智能”之辩

智能技术新范式正在全面重塑社会基础设施、重塑着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由此“人—机”文明也因机器智能这一新变量的引入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视野,观照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媒介再现及其引发的公共讨论,可以揭示出多元传播主体及其复杂话语策略背后蕴含的“真相”游移:一是新闻真相,二是技术真相,三是政治经济真相,四是哲学真相。游移的“真相”表征了人与技术关系的陌生化以及共识的断裂,出现人工智能技术观念场域的“后真相”症候。通过建构新型媒介社会效益机制和科学传播机制,以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蔽技术价值无涉,增强技术传播中的哲思维度,可以应对“后真相”症候。

元现代艺术理论初探

生态危机、金融危机和地缘政治危机等全球性危机正持续地影响着当代社会文化的变化,由此推动欧美文化、艺术和情感结构逐渐走出后现代主义而走向元现代主义。元现代艺术产生于元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以“振荡”“中位”为核心的艺术策略,如“新深度”“新真诚”“后真实”的出现、“非托邦”的建构等。当代艺术家和批评家借助互联网、数字信息技术的优势,从创作层面到批评层面审视并践行这些策略,探讨和揭示了元现代艺术的独特面貌、深刻内涵、审美价值和超越性维度。而通过在反思基础上总结元现代艺术理论将有助于改变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构过程中思想疲软和话语重复的状况。

后真相时代深度伪造技术的信任问题与信任重构

在后真相时代,信任被异化,人们很难追究信息的真假,而在碎片化的表象和情绪化的斗争中,依据自身的情感与信念建立一种主观的、非理性的评判。在此背景下,深度伪造技术快速发展,并带来了一系列信任问题,包括行业混乱导致媒体信任度降低、政府组织逐渐陷入塔西佗陷阱、社会诚信体系遭到侵害和腐蚀等。为推进后真相时代深度伪造技术的信任重构,可从建立市场行业的道德共识、塑造行业自律能力,完善社交媒体的监督措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培育社会公众的信息素养、加强民众鉴别能力,规范技术自身的发展方向、加大协同共治力度等方面,探讨后真相时代深度伪造技术信任重构之对策。

当代科学视域下的真理之辨

在当代科学领域,传统的真理认识面临着一些问题。真理问题的产生既有认识论根源,即科学检验标准失效、缺乏对科学方法的正确理解,也有本体论根源,即对象本身的不确定和发生变化。对“真理”词源的考察揭示,真理的含义包括了本体论真理与认识论真理,本体论真理是认识论真理的基础。只有包括本体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的当代真理,才能充分表达当代科学所揭示的变化对象本身。当代科学的特点无法用“后真相”来表达,post-truth应该译为“后真理”,而不是“后真相”。后真理是当代真理的一种形态。当代真理具有客观性、实践性、不确定性、全体性、共识性和诠释性。当代真理是实践本体论真理与实践认识论真理的统一。

后真相时代基于敌意媒体效应的观点演化建模与仿真

后真相时代群体立场的对立加剧和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导致敌意媒体效应凸显。为揭示敌意媒体效应对舆论形成的影响,探究舆论群体和大众媒体之间的互动机制,提出一种考虑媒体敌意和意见领袖的观点演化模型,并进行仿真实验。仿真结果与分析表明,媒体的真实观点、群体与媒体的交流概率、极端意见领袖的比例等因素都会调节群体的极化程度。结果从定量角度揭示了敌意媒体效应的存在会对舆论形成,尤其是群体极化的加剧造成重要影响。

祛魅与超越:“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及破解之策

“后真相”在网络空间的蔓延给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通过对“后真相”语境的分析与本质探源,不难发现其困境主要表现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遭遇减蚀;网络意识形态舆情监管面临考验;西方社会思潮觊觎我国思想文化主阵地。破解“后真相”语境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困境需要采取多元化、系统化的措施,以及防、导、控、疏等综合性策略:倾听民众呼声,纾解各方因利益诉求纷争而引发的网络乱象;强化媒体监管,消除弥漫在网络空间中恢诡谲怪的价值观念;提升辨识能力,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批驳各种错误社会思潮。

后真相时代的政府公信力构建

在后真相时代,政府公信力的构建面临来自信息本身、传播过程、公众信息解码三个方面的挑战。即信息噪音带来的政府信息干扰,信息传播规律影响下的政府信息弱势传播,公众特性导致的政府信息解码偏差。技术发展带来信息噪音放大,社会发展和转型带来的公众信任异化,政府与公众互动过程中的不足带来的政治不信任扩大是政府公信力面临挑战的原因所在。基于此,后真相时代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核心议题就是通过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构建政府与公众长期稳定的良性信任关系。

“后真相”时代高校图书馆如何利用模因培养大学生的元素养

后真相时代,假新闻甚嚣尘上,以批判性思维为核心的元素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文章论述了模因与元素养模因的概念,利用模因开展元素养教育的优势以及在鉴别假新闻中可利用的元素养模因:假新闻的类型模因、信息评估模因、信息来源评估模因、读者的自我觉察模因。通过总结浙江大学图书馆利用元素养模因开展抵制假新闻的教育实践,探讨实践成效与待改进之处,以期为高校图书馆利用模因开展元素养教育提供参考。

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的伦理风险与虚无困境

以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为代表的生成式AI的创造力和技术想象力正在以“数字化身体”为焦点,重塑数字生活世界。一方面,数字化身体以一种数据信息流的方式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传播和应用,塑造了高度流动性的场景。另一方面,在全景展示社会中,数字化身体不断建构符号化、流程化和同质化的主体暴露美学,为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技术叙事和场景叙事提供了可供性。基于数字化身体景观的涌现,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强大的“数字世界再造”导致生物识别数据隐私泄露和自主性丧失、社会信任危机与群体分化、政治舆论变异和社会民主破坏、后真相与本体性安全丧失等伦理风险。进而,在超真实的数字化世界中,现实世界被虚拟世界遮蔽而引发人的认知、伦理和生存的虚无化,从而走向真相与假相的内爆、真相衰退与认知无能、图像制造的道德悖论以及主体性剩余的虚无困境。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内在的虚无主义力量,关键不在于确定性世界和确定性观念的建立,更重要的是以一种生存论哲学视角去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即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人的本质存在,其带来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技术对人的单向度地反噬和异化,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自我建构不断扬弃的历史过程。

“后真相”时代高校网络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研究

网络传播技术的日臻完善为各类媒体借助新叙述方式分享信息提供了便利,但也为其利用信息受众立场的不同营造“情感大于真相”的舆论氛围创造了条件。主流意识形态权威在“后真相”铺天盖地的失实舆论中被不断消解,网络作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域,“后真相”现象不断蔓延滋生极易导致大学生价值判断出现偏差,沉溺于情感的宣泄而非真相的探寻,对高校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严峻挑战。因此,必须深入剖析“后真相”时代高校网络空间治理乱象,采取措施从意识形态建设、优化算法推送、主流思想引领、课堂资源统筹等方面破解“后真相”时代高校网络空间治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