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段注古今字、正俗字研究

古文字学是“强基计划”重要的组成部分,古文字研究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段玉裁所著《说文解字注》是研究《说文解字》的集大成之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字实证材料和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思想。书中将汉字的发展,尤其是字体、字形、字音作详要注释。以其中古今字、正俗字为例,分析书中对于其界定方式和注释用语,有助于重新认识文字演化的规律。

从抄配、借校到石印:徐乃昌刊印《说文解字韵谱》考

徐乃昌1925年自来青阁购得元种善堂本《说文解字韵谱》后,拟覆刻出版。徐乃昌请范兆经据《函海》本、李显本抄补缺叶缺字,又先后拟请黄侃、刘葆儒撰写校记,惜校记未能完成。最终,徐乃昌以自藏本《韵谱》为主要底本,又借瞿启甲所藏同版但较为晚印之《韵谱》配补缺叶,于1927年交鸿宝斋石印出版。徐乃昌的书籍出版,在《说文解字韵谱》之后,逐渐从雕版转向石印。梳理徐乃昌刊印《韵谱》的前后始末,也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20年代沪上古籍出版情况的认识。

“糸”之新解

现今大多数学者根据《说文解字》将“糸”释义为蚕丝,显然这将无法解释“糸”字符的出现(BP 7100)早于蚕丝的应用(BP 6000)、“糸”的象形特征与蚕丝形态上的偏差、“糸”部字大多与蚕丝无关的三对矛盾。何况《说文解字》本身对“糸”与“丝”的释义并不存在现代学者所认为的此两字有对等之意。“糸”字在时序逻辑和史实存在上都与绳线即编、捻形成的纺物的制作和结构更为一致,而将“糸”释义为绳线或加捻束纤维而非蚕丝,显得更恰如其分、客观和符合史实。相比自然存在的细长体,“糸”具有人为操作的特征,如集束、加捻和根据需要可无限接续延长,即便是对短纤维。

《说文解字》专设部首统辖一个表意字的原因探索

《说文解字》只辖一个表意字的74个部首中,30个部首是根据归部的需要而另行设立的,部首、部内字之间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合体表意字的归部处理,遵循着归部和谐的原则,按照编排体例来进行。30个合体表意字在归部时,舍弃字形中业已存在的现成部首不用,而另外设置一个部首来归部,是为了让合体表意字以及字形中充当字头的义符归部和谐。部首的选择与设立,受《说文》统一的编排体例的制约。

《说文》“一”的编排及其文化内涵

许慎著《说文》,立部首540部,以“一”为群部之首,自有其编排逻辑而未尽言。《说文》整体编排的逻辑顺序为“道—天道—人道—地道”,其中“道”即无形的“一”,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王道得以依附的思想基础。“一”之所以有如此权威性,一方面受道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身丰富文化内涵的加持。此外,“一”为群部之首,还同许慎对“六书”的理解和对部首字所从“一”及非部首字所从“一”的比例关系的考量有关。

《说文解字》“枕”字释文辨释

二徐本《说文解字》“枕”字释文皆作“卧所薦首者”,段玉裁已斥其非,改作“卧所以薦首者”。《玉篇》作“卧头所薦也”,唐写本作“卧头薦也”,朱骏声、沈涛等人各有不同见解。孰是孰非,似难遽论。通过对“首”“头”的历时替换及许慎训诂通例的考察,“卧”“薦”词义的梳理,“所”与“所以”的辨析,及此类句法结构在文本中的分布等加以比勘,唐写本“卧头薦也”当为许慎《说文解字》原貌。

《漢語大字典》引用《説文》相關問題獻疑

《説文解字》是歷代辭書編纂時的重要參考,也是《漢語大字典》(第二版)解形、釋義以及確立本義時的重要依據。檢核《説文》諸版本及歷代成果後,我們發現《大字典》所引《説文》在文本與釋義上均存在不少問題,包括本義誤設、體例不一、句讀有誤、字形不規範、理解不充分等。

中华先民虎神崇拜历史动因考

虎属哺乳纲猫科,乃百兽之王,并被中华先民不断演绎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与民俗现象,尤其是虎神崇拜引人注目,但是学界对其成因解释歧见甚多。利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结合《说文解字》虎部字词、《诗经》等传世文献,证以“虎豕斗”系列地下出土考古文物,可窥悉人类迎虎、祭虎古礼的真实动因是老虎能捕食田豕、野鹿等农害,有效维护生态平衡,故被先民尊作农业的保护神。道家宗师庄子“虎狼,仁也”精彩命题的提出,更是凸显出“万物同齐”“和而不同”等中国古典哲学特色,给当今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价值馈赠了宝贵的知识经验、生存智慧,从而破译我们赖以根植的民族秘史。

姚文田、严可均《说文解字考异》考论

姚文田、严可均编纂的《说文解字考异》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说文》异文总汇。本文对《说文解字考异》的性质、版本及价值进行了论述。在性质方面,文章指出《考异》是一部著作而非简单的资料汇编。在版本方面,文章对《考异》的版本及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在《考异》的价值方面,文章指出《考异》从编纂到修订历时百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对深入研究清代《说文》学史意义重大。

从部首字形误释论《说文解字》析形释义

以甲金简字形为参照,《说文》540个部首字形误释173个,约占1/3,其中比较典型的误认有99个之多。字形误释部首义类多样,分布比较自然,提示字形误释应属于自源性错误。字形误释部首约90%为低频部首,部内属字少,提示需要重新考量部首字形误释涉及范围与影响程度。即使是采用严判标准,60%字形误释部首的释义也是正确的。从构字频率与释义角度来看,部首字形误释程度与影响并不严重。这种情况,引发对于《说文》形义孰为中心、《说文》“形书”性质的讨论,亦引发汉字部件化进程与“六书”尤其是“形声”确指的思考。

《说文》段注与《尚书》训诂

清乾嘉时期,训诂研究的鼎盛,为经学家们疏通典籍提供了保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尚书》的训诂正诠释了小学与经学之间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并体现了乾嘉学派“复古”“求真”的学术追求,藉此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段氏《尚书》学训诂的独特内涵。

《说文解字》二徐本“酉”部字比较研究——以徐铉和徐锴版本为例

《说文解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解说字义字形、辨识音读的字典,系统完备,影响深远。其现行版本由宋代徐铉校订,俗称大徐本,徐锴在大徐本基础上,又加入自己的补充说明,形成《说文解字系传》,俗称小徐本。二徐本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文章选取其中的“酉”部字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分析二徐本在编排体例与解说体例方面的相同与收字数量、部内字序、注音方法与注音用字、六书归部、释文、篆字与重文形体等方面的不同,并总结二书各自的独特之处,如:大徐本增添新附字,部内所编排的字序也更合理,并有注释;小徐本的按语注释丰富多样等。

出土文獻與《説文》“省聲”所揭示的上古音變現象初探

出土文獻資料與《説文》“省聲”合證可揭示一些古音來源及其上古音變現象,體現出語音的不同歷史層次。具體表現爲:(1)流音塞化現象;(2)清鼻流音聲母在上古有更早的源頭*hN-、*hl-、*hr-,在省聲字中兩分,分别讀入中古的曉母和透徹母;(3)部分清流音聲母發生擦化,變爲中古的書母字;(4)“曏”經歷*n->*h-音變,可以解釋省聲中*n-、*r-不分現象;(5)心母省聲字有鼻音及牙喉音聲母的來源;(6)諧魚盍兩部的“■”字本爲盍部字,省聲反映了韻尾脱落前的讀音;(7)幽部一等字“羔”讀入宵部;(8)侵部四等字“甜”讀入談部;(9)部分收-m韻尾的侵部省聲字轉入東部和蒸部。

汉语字词本义研究的误区

本义研究对于汉语词汇史教学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其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误将《说文解字》的造意与本义相混淆;一味求古,排斥后出本字作为推求本义的形体依据;误将声训等实、德、业互释视为本义;以今律古,误将后起引申义、假借义作为字词本义。本文着重就以上四个误区进行揭示和分析。

从里耶秦简看“书同文字”的历史内涵

里耶秦简进一步证明秦始皇"书同文字"并非限于一般理解的统一字体,而是统一法律制度、名物称谓、专属用语的简称,体现了秦朝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特点。段玉裁对许慎《说文解字·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注释割裂了许慎原意,不足为训。

《说文》叠体字的构形与意象思维

叠体字是汉字中特殊的构字形式。最早系统整理和直接训释叠体字的是东汉的许慎。《说文》的小篆叠体字组合方式齐全,具有明显的强化信息的造意功能,显示出意象性、整合性的构形思维特征。叠体字是汉字孳乳初级阶段的产物,是汉字由表形阶段向表意阶段发展的“速生体”;由于其本身存在表意不清、书写繁复等先天不足的弱点,因此最终逐步被音义兼表的形声字所取代。

从《算数书》和秦简看上古粮米的比率

《九章算术》、《说文解字》中关于几种粮米的记载互有异同 ,清代段玉裁等以前者校改后者 ,并认为在上古时稻和粟都可以舂出粝、、、御等一系列不同精度的米。现代学者则利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和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算数书》对两者都有校订 ,但在后一问题上仍沿袭清儒的见解。文章在前人的基础上 ,对这些有关文献进行了新的审视 ,提出了新的校勘意见 ,指出《九章算术》和《说文解字》这两种传世文献中的错误比原来认为的要少 ,《说文解字》只有以为是后起的 ,《九章算术》只有米和饭之率是错误的 ,上古由粟、稻舂出的米分属两个不同的系列 ,不能混为一谈。《说文解字》和《九章算术》的作者都没有直接参考过《算数书》 ,后者也没有直接参考过秦简关于粮米比率的材料。

《说文解字》形声字甲骨文源字考──论形声字的形成途径

本文普查《说文》形声字的甲骨文源字，提出形声字的主要形成途径：（１）加注形符；（２）加注声符；（３）形、声结合；（４）改换表意字部分形体为声符；（５）后起形声字替代非形声字；（６）字形讹变而析为形声字。

从《说文解字》“酉”部字看中国上古酒文化

"酉"字本象酒器形,《说文解字》对其古文、篆文的形义解说不确。"酉"部字的本义多与酒有关,体现了中国上古时期酒文化的诸多内容:中国酒的产生与农业发展关系密切;古代酿酒工艺复杂,酒的种类繁多,如清酒、浊酒、厚酒、薄酒等;以青铜材质为主的酒器是商周时期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酒色和酒味的多样性体现了古人精湛的酿酒技艺;在祭祀、筵席等场合的酒礼具有深刻的宗教及文化内涵,有些饮酒习俗甚至流传至今。

鼠行天下:认知语言学理论视阈下“鼠”之文化诠辩

鼠乃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之一,与人类关系匪浅,国民与其情感态度呈现冰火两重天的迥异反差,而认知语言学是当代语言学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对诠释辩证语言及文化现象展示出超强的生命力、洞察力与说服力。以《说文解字》内与鼠有关的字词解说为研究对象,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视阈,在原型范畴、象似性质、隐喻修辞等三大认知维度集中探讨古代中国鼠文化,结果表明鼠乃上古穴居动物之关键原型,为先民认识世界、确立标准的一个显要范畴,鼠类字词通过象似性构成一多姿多彩、有条不紊的鼠族世界,凸显古人对鼠类动物的认知理据与甄别程度。尤为突出的是,鼠因其特征鲜明、内涵深刻成为文学世界中的常用隐喻,乃古人寄寓情怀、观照世界的一个重要认知工具,涵摄着华夏民族的认知机制与文化模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奉献了古老注脚、思想源泉及鲜活案例,属于比较、区分东西方文明的一个基本象征符号,通过汉英对比更能凸显鼠之文化类型学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