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Yuanqu Poem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A Case Study on Three Poems i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200 Yuanqu Poems

The rich and distinctive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Yuanqu poems pose great challenges to translators. Translators have always been faced with the problem that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properties of original work can't be reproduced simultaneously in Yuanqu poems translation. For the present, few people attempt to analyze or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Yuanqu poems tranlation with relevance theory. Therefore, It ventures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way for Yuanqu poem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 by analyzing the three poems i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200 Yuanqu Poems.

基于“感知-偏好-人格”的传统园林花木人格化研究:以《全唐诗》松树为例

景观偏好是个体、群体或民族对特定景观的态度和偏好。历史悠久、意蕴深远的传统园林花木景观偏好和人格化现象,推动了中华民族健康和谐的社会人格构建,意义重大。花木五感景观偏好与人格关联是关键科学问题。引入人格神经科学,首先从花木影响人格发展的“感知-偏好-人格”神经心理过程,构建研究框架;其次,以古代大数据《全唐诗》所见松树为例,基于NVivo软件和扎根理论方法,发现:(1)诗人偏爱松树,共有3044首描写松树五感景观的唐诗,占比高达6.22%;(2)其中,以视觉景观为主,听觉和触觉次之,占比分别为82.85%、10.09%和9.23%;(3)松树视觉“青”“霜雪”“孤”“鹤”“风云月”等和听觉“风中松声”共计1432个编码,体现了中华民族集体松景观偏好,与坚韧不屈、贞节不阿、超凡脱俗的“百木长”松格建立关联。“感知-偏好-人格”研究框架,能较为全面有效地揭示传统花木五感景观偏好与人格内在关联。

夜梦验工夫:陆游记梦创作及其诗学原理

陆游对诗体与梦境的独特认知及大量创作实践是中国古代记梦文学发展的关键一环,“夜梦验工夫”则是其凝练的经验总结。在宋诗日常化的背景下,陆游所记之梦由仙界降临人间,成为创作的“诗料”。因果关系的建构令破碎的梦境得以形成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的诗境,制题、诗序和句法的灵活安排则让记梦诗的各项表达功能得以被充分挖掘。在陆游记梦诗创作背后,江西宗派以来所倡工夫论影响尤大:梦境的题材内容体现了存养正气的诗外工夫,衔接梦境碎片乃至梦中作诗的能力则体现了熟参前人句法的诗内工夫。由此,作为诗料的梦既是道与技融通的产物,又是记梦诗的创作素材,记梦诗因而成为陆游文学创作的重要类型,也对后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围绕陆游记梦诗的考察,说明研究者不但要关注古代的文学理论,更应在作家的实践中抽绎古代文学的理论。

郑元祐题画诗典型意义与元末南北诗学之分

郑元祐题画诗受图画题材、诗歌意象与交游活动的影响,呈现出清峻苍古的风格特征。以情带画,重视对画作整体气韵、意境的传达,同时将情感心绪和历史见解融入其中,画情融合,以人论画,体现出“浸入式”的图画品题方法。郑元祐题画诗风格和创作路径在元末江南文坛很有典型性,迥异于元初中期王恽、虞杨范揭等雅正雍容的诗风,反而与赵孟頫、袁桷等南方文人尚清、师古、言性情之自然的诗学宗尚异代相合。二者代表了元代题画诗创作的两种典型形态。

茶事、茶情与茶理:清代茶诗析论

清代饮茶之风兴盛,茶诗大量涌现,这些茶诗再现了清人采茶、煮茶、饮茶以及茶叶贸易的过程,反映出茶在清人的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作用。在政治生活中,“茶”在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下,是君王与臣子加强联系的一种媒介;在日常生活中,“茶”是结婚嫁娶、交游往来的重要媒介。清代诗人以茶作为抒情对象,既表现出对茶的喜爱赞美之情,又借茶清苦的特性表达内心之忧苦。清代茶诗同时体现了儒家的仁爱精神与道家的隐逸思想。清代茶诗中学理、哲理的交汇,不仅丰富了茶诗的创作内涵,也扩大了茶诗的思想内容。

隐形的“声调谱”:王士禛七古声韵探微

王渔洋作为清代古诗声调学的核心人物,却既无“声调论”专书,又未精心编制“声调谱”。考察渔洋在古体诗创作实践中对声调的组织安排,发掘其古体诗文本特别是七古文本背后隐藏的“声调谱”,有助于确证其在古诗声调学中的地位。三平调是渔洋七古最典型的句调格式,此外渔洋七古还综合运用多种句调格式,体现了极强的多样性。韵作为古诗声调的重要表达形式与古诗声调系统的关键要素,在渔洋七古中也得到巧妙运用。

唐代茶诗:学理、讽谏、人格的交汇

唐代,饮茶之风兴盛,茶诗大量涌现。这些茶诗共同勾勒了茶叶的产地、品种,再现了采茶、制茶、煎茶的过程,阐述了饮茶的功效,融入了禅理,部分茶诗还配有富有学术价值的诗序,这都使唐代茶诗带有了一定的学理性。此外,唐代茶诗还融入了士人强烈的讽谏意识,并彰显了士人的精神品格。而唐代茶诗中学理、讽谏、人格的交汇,不仅丰富了茶诗创作的内涵,也为茶学、文化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及思路。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唐代边塞诗歌意境凸显研究

图形—背景理论可较好地解释诗歌意境凸显背后的认知因素。本文从词类、句式、语篇三个维度探讨唐代边塞诗歌中体现的图形—背景关系及诗歌中意境得以凸显的成因。词类方面,动词和形容词在图形的凸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句式方面,问句、条件句及感叹句体现出图形—背景关系;语篇方面,唐代边塞诗歌诗篇前部分描写景色,形成语篇上的背景,并将重心放在诗篇末尾,突出语篇上的图形。图形—背景理论在诗歌意境凸显上有较强的解释力,是诗人谋篇布局的重要认知机制。

沈德潜诗论中的读者意识及批评向度

沈德潜的诗论中具有深刻的读者意识。他重视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为读者的阅读阐释行为树立典范;提倡涵泳的阅读方式,使读者对诗歌的语言、声律、情感和思想主旨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并从读者的立场出发,对诗歌的创作提出要求,希望诗歌以形象思维的方式、鲜明的个人风格对读者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诗歌并不仅仅是“嘲风雪,弄花草”的娱乐工具,重新发挥其深刻的教化作用。

试论曹丕为部分《古诗十九首》作者之可能性

曹丕是帝王身份的文学家,作品多有流失。《古诗十九首》至今未定时间和作者,然其中有与昔日建安文人在西园聚会相似的描述,且与曹丕的思维结构和价值观多有相通之处。通过将部分“古诗”与曹丕作品进行对比发现,其中有属于他的风格烙印。以往学者猜测《古诗十九首》为曹植、王粲等建安诗人所作,而今“建安说”和“感甄说”混淆,根据曹植是部分“古诗”作者的情况推论不存在的“植甄隐情”。通过逻辑分析,可撇清“建安说”和“感甄说”的关系,论证“建安说”的合理之处。结合“古诗”相关“数据”,从词汇和语境上综合分析,其中几首或为曹丕所作。

论明代安徽词学思想

以“环太湖词圈”为核心的江南词学可谓明词重心,而明代安徽在行政区划、地缘和文化上与江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词学思想与江南词学主流异同互见、富有特色,主要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词体地位上总体上认为词为小道;风格旨趣上倾向柔靡近俗,且认为词曲演变与风格是受末世风气的影响;内容上主张陶写性情,抒发真情实感;功能上提出了缮心颐德、风正教化的期待。明代安徽词学思想与江南词学主流的离合间展现了明代词学的丰富与多元。

清代论诗绝句中的苏轼形象及其文学批评

论诗绝句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古代诗人常采用这一诗论形式对诗坛风气、文学现象以及具体的诗人及其诗歌展开讨论。作为宋代文学巅峰的苏轼,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少有的天才与大家,自然会受到此后历代诗人的关注与讨论,这在清代的论诗绝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清代论诗绝句对苏轼的评论主要集中于其卓绝的文才、忠诚的品质、诗歌的风格与特色以及与其相关的文学论题等诸方面。

由苏轼论“茶”观其蜀学旨归

苏轼对“茶”的论述与阐释,在揭明人生境界的同时,也交代其蜀学旨归。从哲学诠释看,苏轼以“茶”论“性命自得”,有别朱熹以“茶”论“至严至和”。从历史境遇看,苏轼以“茶”论“识此闲趣”,坦然对待“乌台诗案”的诬陷。从文学创作看,苏轼以“茶”论“竭力许国”,借《叶嘉传》表达自己报国心愿。通过苏轼对“茶”的阐释,可见苏轼之学虽内含博杂,却不是朱熹批评的“杂学”,而是以儒学为其治学根底,体现其文道兼具、洒落旷达、报国治世的蜀学旨归。

两首离别词的及物性对比分析——以《别友》和《别茂嘉十二弟》为例

通过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理论,对两首离别词《别友》和《别茂嘉十二弟》的经验功能进行分析,发现两首词虽然使用同一词牌名《贺新郎》,但及物性过程出现频率存在差异,《别友》较多使用了物质过程,更好体现了词人的行动意识和乐观精神,而《别茂嘉十二弟》较多运用了心理过程和行为过程,是词人离别情愁和悲观心态的直接表现。

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看王维诗歌在美国的译介研究

拉斯韦尔传播模式明确了传播过程的五个基本要素,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同样具有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本文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视角进行分析,王维诗歌在美国的译介主体主要是诗人和汉学家两大群体,译介内容多为山水诗,译介途径以海外出版社居多,译介受众包括以诗人和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读者和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大众读者,译介效果较为良好。

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约翰·多恩《别离辞:莫伤悲》汉译评析

诗歌是一种极为注重语言音韵美、形象美和意义美的艺术。关联翻译理论是一种关注作者、译者、读者的三元翻译理论。关联翻译理论有助于译者深刻认识诗歌作者所处社会、文化语境在翻译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而可对译者的翻译实践提供指导。该文借助关联翻译理论,分析评价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代表作《别离辞:莫伤悲》的3个汉语译本,借此考察关联翻译理论在英诗汉译中的实际应用价值。译者在诗歌翻译中应尽量在译文中体现诗歌作者的意图,确保译文达到比较理想的交际效果,使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尽量趋于一致,避免因理解偏差导致的翻译失误。

诗歌翻译的接受美学观——兼评王维诗《送元二使安西》的四种英译文

接受美学理论将读者拉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这种研究重心从作者和作品转移到读者的研究方法不仅对文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诗歌翻译也带来了新的启示。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在评析了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几种不同译本的基础上，指出：诗歌由于具有特殊的文学和美学特征，其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表现得更加突出，诗歌翻译也因此更显“异人异译”的特质。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语域理论与诗歌的语义和语用分析

本文试图运用功能主义语言学中的语域理论来分析一首英诗,从而探讨语域理论在诗歌语义分析中的价值.作者从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等三个方面分析了英国诗人Siegfried Sssoon的短诗‘They'.作者的结论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英语诗歌的语义和语用特征,能够帮助我们深入领会诗歌的意义,挖掘诗歌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