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文学创作与延安道路的关系

在延安女性作家中,丁玲的创作成果是最为丰厚的。无论是在五四时期还是存在风格变换的延安时期,都有体现她个人创作思想的代表作品。1936年,丁玲奔赴延安,尤其是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洗礼,丁玲的文学道路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五四时期抒写自我到抒写革命大我转变,中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及复杂的转变,她最终以独特的话语策略形成了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融合的独特之作。丁玲的文学创造道路转变也体现了《讲话》对中国现代作家文学道路进程的重大影响。

“人民文艺”思想赓续发展的四重逻辑——基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本考察

“人民文艺”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精髓。从“人民文艺”思想的演进历程来看,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其里程碑。两次《讲话》蕴含着“人民文艺”思想赓续发展的四重逻辑,即从“争取民族独立”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逻辑,从“以工农兵为主”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内涵生成逻辑,从“服从于政治”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现实价值逻辑,从“文艺的大众化”到“文艺的创新化”的实践路径逻辑,由此而彰显了“人民文艺”思想的赓续发展、目标主旨的一致性及其丰富内涵。

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回顾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历史发展进程,浪漫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内部的分歧,背后潜在的重要因素是关于浪漫主义问题的分歧。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融汇与结合主要是以尖锐的论争和重要的文学口号的形式存在的。本文试图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史上关于革命文学与主观论的两场论争和"两结合"口号的提出,揭示浪漫主义巴拿马百花奖大锅饭会员国发出的文学精神、批评方法及艺术原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具体影响,为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结构形态和本质特征提供参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始口述版考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从口头演讲转化为书面文本先后经历了多次修改,形成了多个不同版本。但在其版本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忽略了对《讲话》原始口述版的探究。通过对相关文献及亲历座谈会的作家日记、回忆记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毛泽东原始口述版《讲话》“引言”提请参会者讨论的应为六个问题,而非公开发表时的五个问题,其内容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特定的政治、军事、经济语境中去考量,并与参会者进行轻松和谐的现场互动。“结论”虽不及公开发表时语言严谨、逻辑严密,却颇为生动风趣,现场感极强。《讲话》由口头演讲转化为公开发表的文字文本,不仅意味着语言形态、意涵的变化,历史现场的变动,而且也呈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动态发展轨迹。考察原始口述版《讲话》,有助于完整呈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实况。

从楚简“■■为上”看老子的战争观

郭店楚简《老子》丙本载“君子居则贵左 ,甬 (用 )兵则贵右。古 (故 )曰 :兵者 ,(不祥之器也。不 )得已而甬 (用 )之 ,为上” ,其中的两个难字对于释解今本《老子》文句至关重要。它深刻揭示出老子战争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 ,即在战争来临的时候 ,不是取恬淡愉悦的心态 ,也不是将兵器束收或做得厚大、锐利而不文饰 ,而是要谨慎严恭 ,戒惧警备 ,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老子的这种战争观 ,实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道家学派在战国后期的思想转变 ,即从“出世”转向一定程度的“入世” ,从一般地反对战争到后发制人而争取战争胜利。

中国民族歌剧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与传播

"民族歌剧"是中国歌剧的一个重要品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为了配合宣传工作的需要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延安时期"是民族歌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创作上演了大量优秀作品,确立了民族歌剧的基本形态,并以《白毛女》的诞生为标志达到我国歌剧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在歌剧的传播方面,紧密结合实际情况采用了现场演出、媒体评论报道、出版剧本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尽可能地扩大传播面,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这个时期民族歌剧的创作与传播所积累得宝贵经验对今天我国歌剧生产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述评

自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至今已整整八十个年头。八十年来,《讲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回顾八十年来《讲话》研究历程,大致经历了学习宣讲、异化教条、反思质疑、理性阐释、拓展深化五个发展阶段,围绕七大研究热点,出现四次研究热潮,产生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原始史料挖掘不够、海外接受影响研究薄弱、《讲话》与延安时期文献互文性关注不足、国际交往对话研究意识缺乏等问题。全面盘点八十年来《讲话》研究现状、热点及主要成果,凸显成就,明确拓展维度,对于深入研究《讲话》颇具意义。

文艺“剧中人”与历史“剧作者”——《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的讲话为文艺作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文章以此为起点思考样板戏《龙江颂》创作中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要的文化符号,《龙江颂》主题经过不同文艺工作者近十年的创作,形成了报告文学、新闻报道、诗歌、话剧、样板戏等文艺形式。1969—1970年,现代革命样板戏《龙江颂》剧组三次在上海嘉定外冈公社葛隆大队体验生活,以时任党支部书记周丽琴为代表的葛隆大队的干部群众也成了《龙江颂》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演员李炳淑所观察和学习的周丽琴成为《龙江颂》女主角江水英的舞台形象原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农村的典型代表,葛隆大队为《龙江颂》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生产劳动体验,《龙江颂》的演出也鼓舞了葛隆大队的生产实践并在教育和召唤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章以周丽琴、薛友忠等口述历史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创作细节,挖掘舞台背后的历史,努力呈现艺术创作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而补充了《龙江颂》的创作史料和历史语境,为研究者重思文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还原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参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八十周年之际,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对于实现“剧中人”与“剧作者”新的连接以及思考在新时代如何产生像《龙江颂》这样具有思想引领作用的文艺作品具有启发意义。

历史转变中的二元对立--对1915-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构的社会性考察

文学理论的构建不仅包含了文学的自觉,还包含了时代中形成的社会性诉求。新文化运动是诸多激进知识分子立足个体性的理想主体探索新的社会结构的尝试,它以文学为阵地形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学所承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有了冲突,二者也在"怎么写"和"怎么做"的问题中充当了各自不同的角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价值在于为这些二元对立找到了弥合的方法,融合二元所形成的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所在。其在回应"怎么写"问题的同时,也回应了"怎么做"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抗战的紧张形势下,在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以及解决延安文艺界诸多现实问题的背景下召开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艺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其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典之作。《讲话》包含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聚焦与挖掘其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重点和原则,对新时代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好发挥文艺铸魂作用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与“文艺大众化”思想的生成

“文艺大众化”作为贯穿中国20世纪的文学思潮,经过30年代“左联”时期的三次集中讨论,其思想内涵、价值取向、表现形式最终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集中而系统的总结。“文艺大众化”在现代中国由审美思潮发展为文艺运动,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与中国近现代大同思想、新的无产阶级主体与现代审美共同体交融互塑的结果。

艺术纲领 行动指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舞蹈的意义与价值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框架的系统性建构和理论方向的清晰确立。它对舞蹈形成不同层面的影响,使舞蹈表现出政治性色彩。《讲话》确立了舞蹈的政治使命,并使之成为国家政治使命召唤中的艺术武器。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舞蹈的功能属性定位是为人民而舞,它是国家艺术服务对象的一种政治建构;舞蹈创作的宗旨是表现中国民族精神,并应和复兴民族与国家的政治要求;舞蹈价值标准的取向是为真善美而舞,以政治标准为主,表现出文化领导权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

书写新时代 讴歌新英雄——纪念毛泽东的《讲话》发表80周年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向当时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指出,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他告诫这些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努力书写新时代,热情讴歌新英雄,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讲话》中的上述思想,对当下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指引中国文艺创作的新航向——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23年所取得的成绩,总结解放区、根据地文艺工作新的经验,提出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文艺创作向群众普及与提高的文艺方针,改变了中国以往的文艺为封建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服务的观念,指明了解放区和全国文艺创作的新航向,对解放区、国统区的文艺创作及新中国的文艺工作产生巨大影响,极大推进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发展,引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文艺观同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的艺术学光辉文献。

艺术走向大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代性意义

在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大众化是一个重要的思潮、现象和方向,它几乎贯穿20世纪始终,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其重要性不仅因为其作为史实的现象性存在,更体现在其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之现代性意义的呈现上。可以说,大众化构成20世纪中国美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对20世纪中国美术有完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更不可能真正明白20世纪中国美术的确切含义和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产生了重要的转折性意义,它不仅明确回答了大众化中的一系列相关问题,而且将大众化置于中国社会整体进程之中,从而完成了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建构,《讲话》也因而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纲领性文献。

《讲话》对“十七年”连环画的影响——以早期《连环画报》为中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去服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对“十七年”(1949—1966)连环画的题材选择、服务策略、创作路径和艺术批评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影响。早期的《连环画报》(1951—1960)是“十七年”连环画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本文以《连环画报》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连环画的发展脉络、风格特征及其与《讲话》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