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戏”的现代转型与审美裂变

较之元明清,现代“屈原戏”在抒情主题、审美追求、悲剧结撰三个层面发生裂变:(1)跳出科场、仕途的古典抒情主题,通过植入自我、国族、人民等现代性话语,契合不同时段的政治文化规范,提升屈原抒情的现代品格;(2)摆脱儒家“怨而不怒”的诗教规范,将屈原的“怨情”导向具有突破性力量的“怒”,激发主体的反抗意志;(3)跳出古典戏曲“大团圆”的结撰传统,叙事终止于屈原投江,那一刻悲剧情感达至饱和,震动不同时代的观者。现代“屈原戏”为知识分子发抒情感以及参与现代中国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源,但是,对戏剧功能性的强调以及剧中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抒情模式,减弱了其美学价值。

翻译美学视域下的元杂剧译者主体性研究——以《窦娥冤》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悲剧的典范作品,《窦娥冤》以引人深思的主题思想和经久不衰的美学价值吸引了译者和学者的共同关注。在《窦娥冤》英译过程中,译者们在遵循翻译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主体性,从而带给不同时期的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窦娥冤》三个英译本中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认识与再现之异同,以期对元杂剧翻译理论和实践有所启示。

元杂剧悲剧批评的发展演变

元杂剧悲剧批评源于西学东渐,元杂剧的悲剧特征首先在西方得到发掘,在译介和传播中其形式和内容被西化改造。二十世纪初,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得到认可。之后经历了启蒙、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在研究实践中探索了元杂剧悲剧批评的思路和方法,也逐渐形成了中国的元杂剧悲剧批评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元杂剧研究的创新发展。

论13—14世纪东西方戏剧文化的交流互鉴

西域是中国戏剧艺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能歌善舞的西域各族民众学习印度佛教戏剧表演艺术,不断向东方传播,对中原北方戏剧表演产生影响,公元1世纪左右9幕的佛教剧本《舍利弗缘》,7—10世纪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和敦煌汉文剧本《释迦姻缘》等各个历史时期流行于西域地区的戏剧及其翻译是东西文化交融的缩影。13—14世纪东西交通大开,流行于敦煌、吐鲁番地区的回鹘文讲唱文学与中原戏剧艺术的交流迎来黄金期。受到西域戏剧的影响,13—14世纪中国戏剧发生突变,表演形式由叙事体变为代言体,乐曲方面也有较大突破,汉语声乐体系也受到很大冲击。贯云石和薛昂夫是元代东迁畏兀儿的著名散曲家,他们在音乐和文学内容的创作上都为元代戏剧作出贡献。

戏剧影视中的屈原形象及其在数字媒体时代的再塑路径

20世纪40年代以来,屈原形象分别在话剧、电影、电视剧中呈现出勇士、君子、诗人等多样化面貌。这些有显著差异的屈原影像,反映出不同时期创作者和社会文化心理的脉动。在21世纪数字媒体时代下,屈原形象的再塑工作可从媒介技术赋权、媒介议题联结、媒介话语回归3条路径入手,从而更加突出屈原形象在助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唤起受众社会意识再思考诸方面的作用。

从元杂剧到小说——论百回本《西游记》承继的民族文化观

元代杂剧西游故事无论是在取材还是叙述形式上均影响了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的创作,学界对此展开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事实上,吴承恩在对“俗”文本继承的基础上,对元杂剧西游故事中出现的民族文化融合与交流的因素作了相当的改良,使得百回本《西游记》成为“俗”中见“雅”、集结文学观赏性与思想深度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研究元杂剧西游故事与百回本西游故事之间的关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中国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多元文化色彩与民族文化融合思想,对当今的文学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元曲选》增删元杂剧之说多臆断——《元曲选》与先期刊抄元杂剧作品比较研究

戏曲研究者通常批评臧懋循《元曲选》大量删改元杂剧,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元曲选》所载元杂剧与元刊本比较,在情节、思想内容、人物、曲词等方面,差别确实很大,而将《元曲选》所载元杂剧与早期明刊元杂剧比较,虽有差异,但并不太大,有的甚至完全一样。所以,如果说《元曲选》对元杂剧有所修订,这种修订也应该是在之前明刊本基础上的修订,而非直接取于元刊本。因此,臧懋循"师心自用"改订元杂剧之说实属臆断,《元曲选》同元刊本杂剧不同处应当看作是明人的集体作为。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马致远神仙道化剧再认识——兼论元代神仙道化剧兴盛的原因

神仙道化剧是元杂剧中重要的一类,马致远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从思想意蕴来衡量,这类作品是亦佛亦道亦俗亦儒的大杂烩,是民间信仰、儒生情怀、世俗观念、道情内容的混合体,具有浓重的世俗特质。它之所以赢得广大市民观众的广泛喜爱并在元杂剧史上形成戏曲题材的一个亮点,关键在于它把握住了世俗百姓的脉搏,在剧中提出了诸多市民观众所关心的话题,掺进了浓厚的市民意识,表现出书生情怀与世俗心态的交感混融。作家对此题材的普遍热衷与这类作品广受欢迎的原因,首先是元代全真教在中国北方的广泛传播,为神仙道化剧的产生提供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其次,在于元代知识分子与道教的天然联系;再次,元代知识分子与市井民众融为一体,思想融通;最后,取决于神仙道化剧所表现出的深刻的思想意蕴、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它们所具有的浓厚的消极成分以及负面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

元代夏庭芝《青楼集》研究

元代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了一百多位杂剧艺人的生平与表演技艺,卷首的《青楼集志》简要论述了元代杂剧的渊源与产生过程,总结了杂剧在内容与艺术形式上的特征。作者参照史传的体例,以人立目,系以小传。在小传中,一方面翔实地记载了杂剧艺人的生平与生态,另一方面,也记载她们的表演技艺,并提出了自己的戏曲表演艺术理论。《青楼集》虽是以记载史料为主,但在这些史料中,也闪烁出一些理论的光彩,为我们在当下研究元代戏曲演员们的生活以及表演技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中国古代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内容。

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1952—2011)的研究特征、方法以及意义与价值

作为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不仅数量可观,更以其丰富各异而又新颖独创的研究内容、科学实证而又多维独特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展了元杂剧的内在文学美学蕴涵及外在的文化艺术张力;作为全新的他者,其必将会进一步拓展中国国内元杂剧研究的视域、为其生成更多的学术思维与理论资源。以此而论,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无疑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与价值。系统梳理英语世界元杂剧研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归结其研究特征与方法,并在中西比较寻求差异的基础之上探究其意义与价值,对于新时期的中外元杂剧研究达到有效的"互识、互证与互补",进而迎来一个多元、互通、繁荣发展的广袤空间,无疑具有极大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元杂剧繁兴原因新探

近年出版的文学史中,中国学者对于元杂剧在短时期内突然繁荣仍然祖述"汉人受压迫"的旧说,但是近年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却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互动说"。作者同意此说,但参酌陈寅恪以近代社会学之"集团研究法"论史,借助"与中原文化迥异的胡化地域和胡化集团士族",分疏唐代政治制度及士族政治分野的研究方法,从由金入元的北地汉人世侯文士集团,比照《录鬼簿》关于元曲作家的记载,佛教"以像立教"的传布特点,以及元人碑记中关于戏剧的记载,对于元杂剧短时期内突然繁兴的原因提出了新说。

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

文章探讨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认为元杂剧的鬼魂戏主要分为祭奠神明剧、祭奠亡人剧、祭奠冤魂剧三种。元代鬼魂戏反映了元人的祭祀习俗,并体现了元人的偶象崇拜、鬼魂崇拜及儒、道、佛的思想在元人祭祀礼仪上的影响。

论《梧桐雨》中的意象——兼及杂剧意象的特征与功能

《梧桐雨》是一部早期的元杂剧作品,作者的身份和所处的时代决定了它必然受到中国传统诗文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作品对意象的大量使用上。但这些意象与传统的诗文又有区别,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意象的集中与整饬,在情感的表达上意在营造一种情景交融的戏剧效果,并通过意象的重复与强化构成整体上的象征意义。

合同文字:从宋话本到元杂剧

杂剧《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是对宋话本《合同文字记》重写,叙事的同一性、抒情的主观性和主题的强化三个方面,构成杂剧重写的创造性。在这创造性的重写过程中,叙事速度有快慢详略之分,一些细节和场面设计很好地刻画了人物心理、情感,有很强的感染力,表现的主题也更鲜明。

论蒙古民族及其文化对元杂剧繁荣兴盛之影响

笔者在蒙、汉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从蒙古族音乐舞蹈、语言文字、统治者的爱好、宽松的政治环境等对元杂剧繁荣兴盛的影响以及蒙古族杂剧家创作的贡献等方面进行论述,说明蒙古族及其文化对元杂剧的繁荣兴盛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全元散曲》辑录的南套、南北合套考辨

考辨现存元代南曲散套和南北合套之真伪,将直接影响我们对于散曲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认识,意义重大。通过对《全元散曲》所辑元代南套和南北合套中南曲曲牌的曲律学考察,并与"戏文三种"和《九宫正始》所存的元代南曲相比较,根据曲牌在历史演变中同阶段相应的原则,获得了新的见解:在现存于《全元散曲》的17套南套和南北合套中,有6套元曲,另11套为明曲。

象声词:从《诗经》到《元曲》

象声词是汉语词库中独具魅力的一类词。从《诗经》到《元曲》,无论在构成方式上,还是在语法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异,但是这些变异没有改变象声词的本质特征。

元代道教戏剧程式化结构解析

道教特有的神仙信仰在丰富和充实元杂剧内容的同时,使"仙凡仙——戏中戏"程式化结构成为可能,构成了元代道教戏剧与众不同的审美意蕴和艺术表现形式,促进了道教与戏剧之间紧密结合与良性互动,既形成盛极一时的元代道教戏剧又促进道教向民间进一步辐射和渗透。道教以其独特的神仙信仰系统丰富和充实了元杂剧主题内容,建立起仙凡仙和戏中戏的程式化戏剧结构。

20世纪以来元代少数民族杂剧研究综述

元杂剧是中国古典戏剧史的高峰,作家队伍庞大,尤其是少数民族剧作家的创作,成为元杂剧的一大亮点。其中,石君宝、李直夫、杨景贤、丁野夫等人的创作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20世纪以来,有关他们的研究,在文献整理、文本解读以及文学史意义估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割裂舞台演出与剧本文学的案头化研究倾向较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