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独乐园景观及园林生活研究

洛阳独乐园是中国文人园"园以人名"的典型案例,其园林实体早在元代就已荒废无存,但由于主人的声望和高雅的园中生活,独乐园一直为后人传颂近千年,成为中国古代园林史上最著名的文人园林。本文根据历史文献探讨了独乐园的园林布局、造园手法和文人的园中生活,并结合《资治通鉴》的编撰以及独乐园向市民开放等史料,阐述了中国文人园林生活与城市生活的结合。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及其理学精神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修撰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几乎同时同地 ,信仰、知识、思想上的相互认同 ,构成了这两项文化成果上的内在联系 ;司马光的史学活动 ,不但是理学思潮的源流之一 ,更重要的是 。

《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历史叙事发展的高峰

以编年体史书《左传》、《后汉纪》的历史叙事为纵向参照探讨《资治通鉴》,可以见出它在载人和记事两个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其载人之法主要是借鉴了《后汉纪》"连类同书"的叙事之法,创造性地运用了缩小类比人物密度、反衬、记述重大事件与表述主要人物相结合的方法,在扩大记史容量的同时,更好地使历史发展的大势得到了连贯的纵向延伸。其记事之法则主要是借鉴了《左传》的叙事手法,运用丰盈细腻的文字,通过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来揭示大的时代主题。并以记言形式来丰富记事,从而使载人和记事同时成为牵动编年体史书叙事发展的两翼,进一步推动了编年体历史叙事的发展。

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资治通鉴》研究述评(1983—2011)

近30年来,大陆地区对《资治通鉴》的研究,在校勘与考订、司马光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编纂方法、参与编纂者、引书数量、对标点本错误的纠谬、史源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值得重视。但也存在新开拓的研究范围不广、选题过于集中,观点大致相似、总结性著述的缺失的问题,需要学者共同努力,以促进《资治通鉴》研究的深入发展。

《通鉴》载十六国史的史料价值

《通鉴》十六国部分独家保存的文字,数量之多、比重之大令人叹为观止。这部分文字又涉及大量重要史实,多为《晋书》等正史所不载。在司马光等人所依据的原始文本散失殆尽之后,《通鉴》中此类与诸史不同、具体的史实陈述,就显得弥足珍贵。在有新证据表明《通鉴》上述文字改写致误之前,无论其出处或来源的性质是否能够确定,都可以作为史料使用。只有这样谨慎的处理,才能在史料稀缺的十六国史研究中,避免与温公等人精心筛选、摘录的珍贵史料失之交臂,避免错过彻底挖掘《通鉴》史料的机会。

《资治通鉴》史文勘误

《资治通鉴》一书为我国古代重要史藉,影响巨大。但此书因内容浩繁,虽经历朝学者校勘订误,加以中华书局的校勘考证,仍偶有错讹。本文即对《资治通鉴》有关史文所作的厘正。

“百家讲坛”讲史平议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宣讲历史有三点应当注意:一是贴近历史,开发历史文化。文史兼顾,但应尊重历史事实。二是传播历史,发扬光大祖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但不可颠倒是非,以伪乱真。三是再讲历史,创新资治通鉴。司马光写史,以史为鉴,欲以益世。现在讲史,应当创新,有益于世,"青出于蓝"。

有关历史文献评价问题的思考——从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再评价谈起

仓修良先生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再评价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启发。以此视角梳理古今学人关于《纲目》评判悬绝的史实,我们会发现在今人的评价中存在着忽视《纲目》的实际影响和一定程度上背离历史地评价历史问题这两种趋向。这就要求我们要把历史文献的传播过程真正地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范围以及对其的评价当中来,也要尽量地从历史的背景来评价历史文献。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考略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简称《释文》)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考察《资治通鉴释文》音切特征之大貌,可烛照宋代语音特点。南宋语音处于上承北宋、下启元代语音变化的阶段,反映着中古音系向近代语音系统的过渡与转变,这一阶段的音变现象研究属于语音演变转型期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资治通鉴》与反腐倡廉

本文从《资治通鉴》的编写背景及其史料论述了其对当今社会反腐倡廉的启示。

论《资治通鉴音注》韵母系统所反映宋末元初方言特点

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作的《音注》反映了宋末元初文献语言的语音特点,该书反映方言的用例虽然不多,但素材好,可析度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南方方言音韵发展的阶段性认识,为研究南方方言特征的形成史提供了证据。

《通鉴》胡注专业词汇对辞书编纂和修订的价值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有丰富的专业词汇训注材料,涉及军事、医学、工艺、刑讯、商贸等。胡注比较准确和科学的各类专类用语训释,对《汉语大词典》等辞书专业用语的词目和义项失收、释义不确、释义分歧等现象有改进作用,是辞书编撰和修订可资参考的重要文献。

清代通鉴学考辨力作——钱大昕著《通鉴注辨正》

乾嘉考据大师钱大昕所著《通鉴注辨正》,堪称清代通鉴学考辨著作的代表作。它在考辨内容上极为丰富,校正文字,考辨地理名物、官制典故,既纠正《通鉴》原文之误,辨正胡注之误,又补正胡注之漏。在考辨方法上也极为严谨,在汲取前人之说的同时,还注意扩充史料范围,采取多种途径的考辨方法。钱氏《通鉴注辨正》充分体现了乾嘉考据学的三大特点:一为博,表现为考证内容广泛和开拓了新的史料范围;一为精,表现为无征不信,精益求精,有时还对致误原因加以深入分析;一为疑则阙疑。钱氏这一考辨之作学术价值主要有二:一是对《通鉴》及胡注有察漏补缺和辨正纠误之功;二是对二十世纪新历史考证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古入声韵在《资治通鉴音注》中的演变

《资治通鉴音注》一书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中,入声韵主要发生了同摄入声合并、异摄江宕入声合并、梗曾入声合并的音变现象,同时也有少量异尾混注、阴入混注的现象存在。中古入声韵的塞音韵尾-p、-t、-k在《资治通鉴音注》中依旧保持三分的格局,入声韵与阴声韵相配。

编辑学视域下《资治通鉴》史学思想质疑

《资治通鉴》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史学巨著。其史学思想和编辑思想也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典范。"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从编辑角度出发发现,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资治通鉴》在思想方面有唯心主义历史观之嫌,立场上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纪年方面"借年纪事"有失偏颇,这些问题均值得注意。

从《〈资治通鉴〉直解》看张居正的正统观

《〈资治通鉴〉直解》一书是明神宗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与翰林讲官为年仅10岁的万历皇帝讲解《资治通鉴》讲稿的汇编。书中融入了张居正对历代皇朝兴衰的总结,其中体现出的正统观具有独到之处。张居正正统观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华夏、天命和仁德正统3个方面;张居正正统观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体例编排不同和君主称谓有异两个方面。通过对比张居正正统观的标准与表现,可以明确他以蜀汉、北魏和蒙元为正统的原因。对张居正的正统观进行剖析,有助于深化对张居正的思想内涵研究,对理解明代中后期官方正统观具有重要意义。

司马光《通鉴举要历》探析——基于国图藏《资治通鉴残稿》的考察

国家图书馆所藏《资治通鉴残稿》,其得名缘于古今学者多认为它是司马光手书的《资治通鉴》初稿。不过,近年已有学者分别从内证与外证的角度予以了否认。实际上,残稿中留存的所谓《谢人惠物状》,应是司马光为编写《书仪》所拟的一份草稿,也可以补证残稿并非《资治通鉴》草稿。根据晁公武、胡寅和朱熹等人的叙述,可知在进上《资治通鉴》和《通鉴目录》后,司马光还想删略出一部篇幅在二者之间的《通鉴举要历》来,残稿即由此而生。《通鉴举要历》的“举要”原则,大体可以概括为“详则略之,略则仍之”。当然,因司马光晚年精力实有不逮,《通鉴举要历》可能存在些微删略不当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它沿袭并放大了编年体割裂史事之弊,未能很好地满足士子的阅读尤其是应试需要。因此其传布不广,南宋以后即湮没无闻。

《资治通鉴》梁纪纠误举例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一部公认的史学典范著作,因其史料搜罗详尽、史实考证细致、错误较少而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然而《资治通鉴》毕竟受到各种条件所限,所记史事不可能尽善尽美,存在一些错误并不奇怪。本文将现存的其他典籍,如《梁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等记载,与《资治通鉴》梁纪部分进行比对,发现一些错误。归纳起来可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时间记载失误,二是求简删省而导致错误,三是摘编史料发生失误,四是在删并史料时出现失误。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企盼学者在引用《资治通鉴》史料时,有必要加以仔细比对,从而确保所引史料的准确性,防止以讹传讹。

《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影响

近世中朝史学交流中,明代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节要续编》的地位尤殊。该书旨在宣明尊华攘夷的正统史观,并以"节要"的形式续作《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之后的宋元历史,可谓宋代义理史学在明代的重要表现。《资治通鉴节要续编》自明中期传入李朝朝鲜,历经多次翻印,流传甚广。它在朝鲜王朝逐渐与《史记》、《资治通鉴》及《通鉴纲目》相比肩,成为朝鲜君臣及一般读书人掌握宋元历史的主要渠道,乃至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优先读本。书中倡导华夷之辨的正统观念及对宋元史事的评论意见,更对朝鲜人士的史观、史论有深入影响。

《资治通鉴纲目》作者问题新探

赵师渊入朱门不早于淳熙八年,并未参与《资治通鉴纲目》初稿的编修,而是在朱熹晚年时,帮助其师"整顿"《纲目》,并至少承担了汉、唐部分的修订。"赵师渊作目"最初因王柏对史料的误读而起。元、明时期《纲目》成为史学义理取向的典范后,"赵师渊作目"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叙述策略,在阐释《纲目》书法的论说中得到凸显。明中期以后,信奉治史实证路径的文人群体宣扬《纲目》出自赵师渊之手,以此消解《纲目》在史学义理维度的典范意义。而无论是"赵师渊作目"或"赵师渊撰《纲目》",其载体是关涉《纲目》阅读、阐发、评价、接受等性质的文本。在此类文本中,虽然"赵师渊作目"说的表象是一致的,但其背后蕴含的史学观念在明中期发生了翻转,从阐释经典转为解构典范,由宋学取向转为汉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