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问题的当代诠释:学理与系统视角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心理健康问题需要从多维的系统角度重新诠释。就心理健康问题的性质而言,要反对诊断主义、还原主义、教育万能论等“本本主义”倾向;就心理健康问题的特点而言,它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统一的发展系统;就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而言,它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生态系统;就心理健康问题的作用机制而言,它是一个集文化潮流、时代变迁等社会心理因素叠加的复杂系统。因此,心理健康教育不能“就事论事”,心理健康问题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应该是一个有章可循的系统工程,需要创新系统思维,以学校教育、卫生健康、社会建设三个领域为横坐标,以个体、人际、群体、社会和环境五个维度为纵坐标,纵横交错、抓住结点,“综合治理、网格化治理”。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统一法律适用的机制完善

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定位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法教义学的理论供给缺位、司法解释的抽象性、新兴的疑难案件和传统的边缘案件都可能给法律的统一适用造成阻碍,而案例指导制度对这些阻碍因素均有化解作用。指导性案例的生命力在于其所建议的处理方案的优越性,不应赋予其强制效力。为实现该制度的应然的功能定位,指导性案例必须具备翔实的说理。此外,还应当以“统一法律适用”为准绳,优化当前指导性案例的选编制度以及相关的配套机制。

超越范式之争——文史哲法学的前提、立场与展望

文史哲是中国文化鲜明的标志性特征。笔者尝试提出的文史哲法学,既是立足于中国传统与实践,又是面向世界的具有普遍性样态的法学范式,理应成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法学目标。有别于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的研究旨趣,文史哲法学是一种全新视角的法学研究范式,它倡导厚植于中国的文史哲传统。其中,文学是法学素材的来源,史学是法学精神的见证,哲学则是法学价值的终极追求。文史哲法学旨在沟通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下实践,侧重将文史哲作为工具和视角来研究人文与法学的互动关系,将人文价值和生活实践统一于法学研究场域之内,在保持统一性的前提下追求普遍性与实践性向度。中华法治文明在保持其独立个性、赋能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能为纾解人类的法律工具主义困境提供中国方案,促使法学脱离封闭的教条式思维模式与理论的窠臼,进而更好地为中国法学的本土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法学是科学吗?——以中国法学界的论辩为中心的叙述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法学界掀起了一场延续至今的关于法学科学性问题的学术论辩,它从法学如何走向科学开始,到诘问法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再到眼下尚无定论的关于狭义法学——规范学能不能走向科学的争论。此辩题涉及科学与法学两个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它与论者所持的相关概念息息相关。在泛科学语境下,学者的意见高度一致——法学是科学,不过那是个循环论证。在纯科学语境下,由于法学的实践性、评价性、不可验证性、法律推理内容上的主观性等原因,法学不可能是科学。在规范学法学语境下,科学论与非科学论伯仲难分。科学论者主张规范学的弱点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加以克服,而非科学论者所持与当年德国的基尔希曼之论一脉相承。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语言学上,指令性的规范学都不可能蝶变为陈述规律的科学。

不当得利法释义学的建构

不当得利法始于罗马法,集大成于德国民法,旨在调整私法上无法律上原因的财产变动,涉及整个私法关系。中国台湾地区不当得利法继受于德国,其法释义学的建构亦主要依靠学说继受。在不当得利法的体系建构上,类型化区分非常关键。当前台湾地区通说采类型说,将不当得利区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两大类型。前者旨在调整失败法律交易的财产变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与市场私法自治密切相关。后者尤其是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旨在强化对权益的保护,有较广阔的适用领域。通过比较法学说继受、本土判例积累以及学说发展深化,建构不当得利的理论体系并使之精细化,亦是内地不当得利法发展的重要课题。

法教义学的自主性与本土化

法教义学的自主性与本土化,对于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国自主的法教义学,应该超越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立足最低限度的法治观念,寻求通约东西方法治文化的“重叠性共识”;基于本国现行的法秩序,通过体系化思维不断整合本土法治经验,通过动态解释机制适应社会变迁。法教义学对习惯的吸收,是实现自主性与本土化的重要路径。

著作权法中传播权界权范式的转换

著作权法在立法上细化传播权规定的本意是便于司法裁判,实践适用中却仍然出现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其他传播权的裁判分歧,产生分歧的原因可以归因于传播权彼此间悬而未决的边界。为界定传播权的边界,基于物权理论的事前界权范式将国际公约作为立法原意,边界先于个案界定且单纯决定私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基于侵权理论的事后界权范式则将国际公约作为立法历程,边界在个案中界定并衡量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由于事后界权范式融入了公私利益的价值判断,避免了权利边界的绝对化,其更符合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所以界权范式的转换有助于法院通过事后标准灵活调整权利边界,并将个案裁判有目的地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从而尽可能地促成裁判共识。

比较法与区域国别学:三个理论陷阱

区域国别学为比较法带来新机遇,但掩藏在比较法中的理论缺陷极易在区域国别学中放大,以至给两者的发展和域外法治实践带来消极影响,这种理论缺陷表现为教条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相对主义三个陷阱。比较法应在反思和防范这三种理论陷阱的基础上,为自身与区域国别学的良好结合寻找新的理论,形成兼采功能比较与意义比较方法,以及面向法治现代化的多元主义法律观。

论洗钱罪的犯罪构成

正确理解洗钱罪的犯罪构成对于正确定罪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对现行刑法规定的研究表明,该罪的犯罪客体要件既包括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又包括司法活动秩序;客观要件是刑法明文规定的五类洗钱行为;犯罪主体包括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与有关单位,值得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把上游犯罪主体纳入了洗钱罪的主体范围;关于主观要件,其认识因素即行为人明知其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上游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意志因素即希望或者放任其洗钱行为实施的心理态度。

系统法学视域下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演进与贯通

刑法教义学系统在规范上的封闭性是刑法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认知上开放的前提,刑法教义学具备内部权威观点的选择体系,教义学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法律人专业性的发挥,需要明确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之间的界限,发挥刑事政策对刑法教义学的补充和参照作用。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之间的融合与贯通是未来刑法发展的方向,为更好地实现二者融合与贯通,需要发挥两个系统的结构耦合作用,加强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的沟通,实现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的双向相助,借系统耦合作用而相得益彰。

时间结构中的法学——《法学的知识谱系》阅读札记

法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或者说,法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它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立场和方法来研究法学,中国的法学应该向何处去,这些是《法学的知识谱系》一书关切的核心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法学的知识谱系》在跨越三千年的思想史脉络中探求法学知识成长的“密码”。该研究显示,法学的知识是理论的,但它的指向是实践的;法学的理论是多元的,但却未必是混乱的;法学的成长时而中断,但时而又从“废墟”中再生。回到当代中国,面对思想市场的扭曲化和知识生产的无序化,这种方法论的研究和规训,对于推进法学研究的严谨性和真实性大有神益,也是解决无序知识生产的一剂良药。

从结构与管理观点看法教义学的未来——通过实用教义学的AI化开拓理论教义学的新境界

不同于英美法系法教义学的事后—个案研究本质,大陆法系的事前—体系研究固有高度可预测性的维稳功能,但不仅在满足个案特殊情况期待的公平上较为不足,更因法律人投入资源之巨,使得原可保留做理论研究的人力受到挤压,以致形成长期失衡难以逆转的结构。对于没有法学传统,其法治的建构只能高度依赖系统性法制继受的国家,包括中国,其整体教义学研究的投入和产出可说同样偏弱,根本还谈不到实用与理论间的失衡。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发展,尤其源于其与法教义学近似的学习、生成方式,而有快速消化海量数据的能力,果能做好阶段性规划,包括法律教育与司法体制的重新部署,应可根本翻转大陆法系国家法教义学的失衡结构,或彻底改善其先天不足的处境,大陆法系背后的法治国理念,既都高度倚赖法教义学的支撑,国家应可适度扮演规划监督者的角色。

被害人教义学的理论基础、解释方法与内在逻辑

被害人教义学自其问世以来一直都存在着争议与质疑。批评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否定被害人教义学的正当性:被害人教义学曲解了辅助性原则的基本内涵、目的论限缩方法逾越了刑法规范核心语义范畴、被害人教义学实质上侵占了被害人的自由空间。事实上,将辅助性原则的内涵理解为包括被害人自我保护可能性在内的扩张性概念,既是从社会契约论以及刑罚权历史演变中得出的结果,也是当前预防刑法背景下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必然选择。目的论限缩原则的正当性源于对立法目的的忠实维护,被害人教义学作为目的论限缩方法,通过充分考虑刑法具体规范目的,并以犯罪行为的应罚性和需罚性为判断标准,能够实现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合理限缩。被害人教义学有其特定的适用场域,家长主义并不排斥公民自我保护,因而并未侵占被害人的自由空间;被害人教义学在尊重法益主体处分自由的基础上提升了其自治能力,促进了法益主体自由的实现。

侦查学研究范式的厘定与融贯

侦查学研究范式是侦查学基本概念体系、范畴体系、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但当前仍然存在简单化和碎片化特点,缺乏学科的归属性与体系性。侦查学研究范式亟待拓展,形成有自身特色的方法论体系。从侦查学的逻辑之维来看,论题学作为一门寻找前提的技艺,以问题为导向,形成“假设—寻找”的思维逻辑。从侦查学的事实之维来看,基于研究对象和规律有限性的差异,侦查学应当归属于社会科学,进而契合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侦查学的社会科学元方法论可主要分为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但仍然需要中层知识作为侦查学理论特殊化的中介,因而存在“结构—功能”主义和“认知—行为”主义为分析框架的社会学知识“、供给—需求”和“成本—效益”为分析框架的经济学知识“、认知—身体—环境”为分析框架的心理学知识。从侦查学的制度之维来看,教义学作为侦查法的研究范式,通过尊重法律文本的权威性、解释或构建侦查法中的侦查程序、构建侦查法的范畴论和目的论、构建侦查法制度体系四方面,共同推进侦查教义学研究范式的展开。

论“两个结合”的反教条主义实质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充分表明,反教条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两个结合”具有反教条主义实质。坚持“两个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重视理论创新,并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依规治党视域下党员提出不同意见权的法教义学分析

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法教义学则是依规治党的重要方法论。以民主集中制为分析框架,可以梳理出一个保障与限制党员提出不同意见权的规范体系。党组织自始至终都尊重和保障党员提出不同意见权,但是党组织的意图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确定而外化,则成为党员提出不同意见权规范体系适用的关键节点。节点之前,党员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只要意见本身不违反纪律即可;节点之后,党员只要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定,仍然可以声明保留不同意见,并且可以继续向党的上级组织反映,但在提出不同意见的对象和方式上应当有所限制。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的两次论战及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十分注重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们曾与俄国民粹派分子有过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战:一次是1875年恩格斯与俄国革命民粹派代表人物特卡乔夫的论战,另一次是1877年马克思与俄国自由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两次论战中阐发的理论观点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其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根本立场与方法,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其二,农村公社与专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关系,既维护农村公社又力图推翻专制制度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其三,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历史哲学理论,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法教义学视野下技术措施保护规则的刑民衔接路径

比较现行《著作权法》和《刑法》有关保护技术措施的规则可以发现,两者在保护的技术措施类型和规制的行为类型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刑民脱节”现象。运用法教义学方法填补法律漏洞、化解规范矛盾、完善法律体系对于构建技术措施保护规则的刑民衔接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将“浏览”解释为“读取”并未超出其可能含义的边界。任何对作品的数字化复制活动和对计算机软件的运行过程都必然会经过“读取”作品信息的阶段,该阶段可被视为对作品的“浏览”。因此,防复制措施和防运行措施可以被归入“用于防止、限制未经权利人许可浏览作品的有效技术、装置或部件”,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破坏”的本质是使事物失去应有效用,向公众提供规避手段可被视为对技术措施的“破坏”,因而可以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定向·践履·传承:“教条主义”百年批判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展现了马克思主义逻辑更新、时代定位、实践伟力的整体图景。批判教条主义的羁绊与悖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发展的重要面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从本体论、世界观、方法论、存在论层面建立规约与标准;中国共产党依据时代条件不断体认原典规定,批判教条主义的囿限,勘定摒弃教条主义的科学进路;中国共产党批判教条主义的历史沿革确证了旗帜不变、态度不变、宗旨不变、标准不变的核心传承;问题导向的思维前提、守正创新的理论勇气、自信自立的精神状态的本质启示则为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发展提供了致思路径。系统探讨教条主义百年批判历程有益于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石。

民法典视野下数据流通合同的无名化教义学归属

数据流通合同,系指在数据生产、加工、使用整个链条中存在形态各不相同的数据在不同掌握个体间发生交换、结合等行为涉及的合同。在数据流通合同这一大的集合中,往往面对着基于复杂多变的数据流通形态而形成的各类合同。目前,以给付特征分类处理相关法律问题是世界通行之做法。基于此,立足于解释论的立场,在《民法典》视野下对数据流通合同的类型划分和与之对应的教义学定位展开讨论。根据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教义学剖析,将数据流通合同整体定位至无名合同的范畴属于当下相对合适的做法,根本原因在于其属于立法者对现有规则设计要义之外的新型合同。如此做法在尊重立法者初衷的同时又可以通过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而激活我国《民法典》的现有规范,以便解决数据流通领域中有关合同法的相关法律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