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差异化和市场开放度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

城市群是提高地区经济增长和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过程中的重要载体。本文尝试结合“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基于agent计算经济学对多重异质性下城市差异化对企业和人口的空间演化影响进行研究,建立了一个企业生产效率与规模、居民工资等多重异质性的两区域空间经济模型对城市间人口和企业迁移进行动态模拟以研究空间经济演化过程。结果表明:(1)无论是否存在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小城市内部工业产品的差异性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和人口向小城市迁移,企业和人口倾向于分散。但是存在市场机制能提高城市内产品差异化对人口和企业迁移的吸引力。(2)城市群中小城市要更多的企业和人口,需要继续鼓励创新生产差异化产品,使城市内的产品更加多样化和差异化。(3)为了使城市内产品差异化发挥更大的作用,整个地区需要更加健全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市场机制,使得有利可图的资本可以进入市场,同时亏损的企业能够退出市场或者转型升级和改制。

我国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现实困境与纾困之道

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体育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重要方面。本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从产业协同集聚视角分析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剖析当前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纾困之道。研究认为,区域体育产业协同集聚是集聚力和扩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应通过有效刺激集聚而避免扩散来促进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要素流动壁垒有待破除、产业政策体系亟待优化、市场发展存在短板、数字体育建设滞后等多重现实困境。为此,提出打破制约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健全区域体育产业政策体系、构建更高水平的区域体育有效市场以及全面提升数字化水平的纾困之道。

企业异质、地区异质与多要素流动

本文将企业异质、地区异质与多要素流动统一到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发展了企业异质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当满足产业集聚的强条件时,企业分布异质性的增强强化了产业集聚的“黑洞条件”,反之,则会强化产业的分散力;区域间异质性增大导致区域均衡发展越来越困难。如果区域间的初始禀赋条件相同,则对称结构可能是一种稳定均衡结构,这时对称结构稳定对应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最宽。反之,如果区域间的初始禀赋条件不同,这时内部一般非对称结构可能成为一种稳定均衡结构,但这时对应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有所变窄;在区域异质性的条件下,内部非对称结构可能是一种稳定均衡结构,当地区同质时,该内部非对称结构就会演变为对称稳定均衡结构,并且,存在多重稳定均衡结构的现象。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集聚是可能的,也是渐进的,这一过程会变得可逆。

国家重点产业规划、地方政府博弈与市场分割

国家重点产业规划是政府协调资源配置的重要“指挥棒”,但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同质化竞争可能会给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带来市场分割的威胁。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思想,引入博弈论的分析范式,建立了在国家重点产业规划下地方政府间策略选择的竞争模型,并对博弈假设、核心结论和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国家重点产业规划的盲目追随会引发地方政府间的同质化竞争,进而可能加剧市场分割;设置“高墙”是地方政府的绝对占优策略,能否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与区域间技术交流及交易成本密切相关;地方保护与本地整体产能间呈现倒U形关系,持续高涨的区域壁垒不利于产能红利的释放。

技术溢出、贸易成本与经济地理新均衡——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新拓展

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固定成本不再是外生变量,而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内生变量,企业会因为技术溢出的正向外部性减小固定生产成本而获得更多收益。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对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新拓展,与原始中心-外围模型相比,得出有特色的研究结论主要有本地技术溢出效应增强会促进产业的集聚,而跨界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会促使产业空间分布趋向分散。与原始中心-外围模型相比,技术溢出导致对称结构稳定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更窄,而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更宽;当贸易自由度较大、本地技术溢出效应较大或跨界技术溢出效应较小时,市场拥挤效应可能不存在,此时市场拥挤效应转化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既可以小于持续点也可以等于持续点或大于持续点,由此,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化不仅可以表现为突变的特征,也可以表现出渐变的特征。驼峰状集聚租金曲线是存在的,即使在完全贸易自由度条件下,集聚租金也不会消失。

知识资本积累、空间溢出与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拓展的三地区局部溢出(LS)模型,对城市群创新中心的形成机制、结构特征和空间演化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对最具“创新城市群”特征的长三角城市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于知识资本积累,随着知识资本集聚,城市知识生产(创新)成本逐渐降低,进而促使知识资本更为内生地集聚,如此循环反复,最终促进了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2)知识资本空间溢出是创新中心形成的主导因素,城市群不同地区知识资本本地溢出和跨地溢出存在差异,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群“创新中心—边缘城市”结构;(3)城市群创新互动在于创新中心知识溢出巩固了“群”结构,边缘城市的承接作用使得“中心”更具竞争力,进而提升了城市群整体福利水平;(4)在长三角城市群,本地市场效应和知识资本溢出效应促进了创新中心的形成,市场拥挤效应则起到了抑制作用。打造城市群创新中心是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城市群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石,文章为解决中心城市虹吸、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建设城市群创新体系、培育城市群创新中心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看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是拉动全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引擎,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无疑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核心和重中之重。以往的研究视角大多围绕北京展开讨论,忽略了对周边中小城市的承载力和吸引力的分析。以新经济地理学为视角,可以结合ABM构建一个基于垄断竞争、集聚与规模经济、交通成本、市场一体化的多区域空间分析框架。通过政策模拟不难发下如下四点:第一,中小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疏解,但存在“门槛效应”,跨过“门槛”才能实现有效疏解;第二,提高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连通性,能够进一步提升疏解效果;第三,通过创新提升本地产品的多样化和差异化多样程度,并建立市场的开放制度,通过企业进入与退出的市场竞争机制,实现高质量的疏解与集聚;第四,通过企业和人才补贴,可以短期内提升中小城市的市场规模,促进企业和人口的流动。

特色小镇的理论剖析及其政策分类研究——基于浙江省的调查证据

特色小镇是当前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政策抓手和落地路径。它强调地方专业化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外部性,侧重通过政府支持引导来激发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以此构建生产、生活和生态融合的创新创业平台,推动人口城镇化和区域内生发展能力。然而,特色小镇的政策引导和扩散具有显著的“自上而下”性,使得地方实践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文章以浙江省134个省级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通过2017—2022年多次实地访谈、线上问卷和政策文本分析等方法,结合演化经济地理和集聚经济理论,对特色小镇的历史基础、产业属性和发展目标进行识别分析,归纳出具有类型差异的特色小镇,并提出相应政策干预建议。结果显示:浙江省特色小镇可大致分3类,第一类为政府主导的、面向新产业塑造的科技园区型小镇;第二类为企业主导的、面向传统产业升级的专业化市场型小镇;第三类为基于地方特有自然或社会文化资源的、面向旅游业发展的景区型小镇。最后,建议将演化经济地理思想纳入特色小镇发展实践中,重视历史、空间与地方作用,避免标准化、指标化的“一刀切”政策干预方式。

企业异质性与地区生产率差距关系研究——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企业的证据

利用202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企业的微观数据验证企业异质性特征对地区生产率差距的影响,不仅扩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实证方面的研究,也对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结果表明:(1)在控制经济地理因素的条件下,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地区生产率有着显著影响;(2)不同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地区生产率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其中企业年龄的影响只在低生产率企业中显著,企业规模的影响随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强,而人力资本投入、资本密度、国有股权占比和资产负债率的影响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弱;(3)企业异质性特征在不同地区有明显的差距,其对生产率作用方向和影响强度不同,是导致不同地区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城市群空间演进背景下粤港澳高等教育的布局调适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本研究构建了城市群空间演进模型,并以旧金山城市群、伦敦城市群及东京都城市群等城市群空间演进下的高等教育布局调适为例进行检验和比较,为粤港澳城市群的高等教育布局调适提供解释框架。粤港澳城市群当下的多中心多圈层环状结构并非成熟状态,其演变趋势应该是伦敦或东京都城市群单一核心的圈层或环状布局。粤港澳城市群高等教育布局在由“核心为主、兼顾边缘”向“边缘为主、兼顾核心”演进中存在流通不畅导致的产业整合与布局调整受阻;“双一流”建设高校布局偏少,发展质量参差不齐;精英大学服务产业升级的能力有待提升等突出问题。为此,奥港澳城市群要尽快形成统一市场,围绕产业带布局高等教育,提升精英大学服务产业升级能力,积极建设人才高地。

Effect of regional factor productivity on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case of Sino-Pak economic ties

Introduction:Economic ties and trade blocs increase the flow of trade betwee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nd lead to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and structural changes.Case description: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ial value-added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as the two countries recently launched the CPEC(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project.Discussion and evaluation:This study utilizes panel data from 1995 to 2015 to test certain factor effects on regional value-added through econometric analyses.The results show that each country has its own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market size that respond differently to industrial value-added production.Conclusion:Aggregate factor productivity at China is higher than in Pakistan but growth in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latter is higher than the former;similarly,the share of bilateral trade is higher in the case of Pakistan.Although each country responds differently to the new economic ties,the macroeconomic results support bilateral economic ties between them.

新发展阶段我国海洋体育产业发展的区位逻辑及空间布局

海洋体育产业是发展海洋经济和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新发展阶段需要拓展蓝色经济新空间,前瞻布局新业态。研究旨在构筑“以体强海,以海强国”的新空间发展格局。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资源禀赋、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3方面的发展环境优势,针对4大制约短板提出海洋体育产业发展的区位逻辑和空间布局策略。研究认为:(1)海洋体育产业应致力于运动项目空间、海陆一体空间和沿海城市群空间发展;(2)按空间规划和区位要素布局项目发展,提升海洋运动参与度;(3)创新海洋体育产业载体建设,形成“海洋-内陆-内水”辐射效应;(4)推进海洋体育制造业高端化,构建“产学研用”国有品牌高新技术产业链;(5)金融赋能海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建构特色产业集聚功能区。

西南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空间经济效应:促进中国东西部协调发展的视角

中国西南内陆直通印度洋的西南陆海新通道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合拢、西南地区“向海开放”的重大工程。构建三国四地区的新经济地理学自由资本模型,在传统东部出海贸易通道、新通道开辟、新通道高水平联通3种情景以及辅之于向西转移的产业补贴政策和促进西部与东部联通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两种情形下,模拟分析西南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空间经济效应,结果发现:(1)传统东部出海贸易通道下,中国深化开放政策有利于工业生产向拥有大市场的东部地区转移,但这将进一步扩大东西部差距;(2)西南陆海新通道开辟后,中国西部内陆直接从印度洋出海,贸易成本下降、贸易和市场规模扩大,本地市场效应促进工业生产向西部地区集聚,将缩小东西部差距;(3)新通道高水平联通下,四地区间产业资本布局竞争更激烈,中国西部地区与印度洋周边地区的通道效应最直接,可以很大程度上扭转其区位劣势;(4)与辅之于向西转移的产业补贴政策相比,促进西部与东部联通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具有内生的产业转移效应,或可助力破解“胡焕庸难题”。

中国区域增长差异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0—2020年数据

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疫情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区域经济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冲击,因此加入时间虚拟变量,分析疫情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在区域差异新态势上,考虑了地理、人口、产业等因素,从经济地理视角将全国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使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和核密度估计,分区域总结区域差异新态势。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时间虚拟变量显著,新冠疫情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加大了南北区域差异。充分利用落后地区的要素禀赋,吸引人才资源和资本投入,是缩小东中西地区差异的重要路径。加大对外开放程度,推动进出口贸易发展,是缩小南北差异的重要举措。

数字经济能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承载力吗?——以北京市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数字经济打破了集聚效应的空间限制,为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新思路。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基于数字经济对城市承载力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和城市承载力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与城市承载力的短期与长期间动态关系;选取2010—2020年北京市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上市信息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运用加权平均中心分析(WMC)及标准差椭圆分析(SDE)方法,对北京市数字经济企业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通过优化就业结构、创造就业岗位、提升交通效率、线上场景替代等路径,能够显著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承载能力,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将会逐渐增强。②数字经济能够发挥较强的离心作用,促进相关经济活动向城市外围扩散,从而降低中心城区的承载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中心-外围”理论。总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以及缓解中心城区承载压力两个维度推动“大城市病”治理,从而为超大特大城市人口政策调整和城乡区域发展策略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据此,该研究认为,应在促进超大特大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推动超大特大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政府数字化服务能力以及提升城镇弱势群体城市融入能力等方面综合施策,充分利用好数字经济对超大特大城市承载力的促进作用,以此实现超大特大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气温变化会影响企业选址吗?——基于碳达峰碳中和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

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气温变化因素对企业选址决策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微观企业数据的分析进行有益的学术补充。为此,本文分别采用季度均温、日度均温和极端温度天数等三种方式衡量气温变化,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气象数据,首次分析了企业选址决策是否会受到气温变化的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夏季、秋季均温的升高和春季、冬季均温的降低会使当地新建企业数显著减少,极端温度(包括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天数的增加也会对当地企业进入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的企业以及经济发达程度和气温变化幅度不同地区的企业存在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气温变化主要通过降低地区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以及增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两个机制对企业选址决策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和实施气温治理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地区引进企业和吸引人才提供了决策参考。

空间集聚和知识溢出的微观机理与动态模拟

针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企业生产率的设定、企业间知识溢出的机制、集聚地区生产率提高的来源等方面存在的3个“黑箱”,借助复杂经济学和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利用遗传算法对企业的知识结构进行编码,并开发基于agent的空间经济仿真平台,模拟企业通过知识溢出和创新,实现生产率提高和空间集聚的过程。研究发现:知识溢出机制下的企业流动具有渐进性、双向性等动态异质性特征。在空间集聚过程的早期,地区生产率的提高源于高效率企业进入形成的“拉高效应”和本地知识溢出的共同作用,集聚过程的后期地区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源自本地的知识溢出,并出现低效率企业进入的“拉低效应”。

新经济地理视角下地区生产效率、质量投入与产业集聚

新经济地理发展下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以生产率差异为基石,认为高生产率企业具有低边际生产成本,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垂直异质性。本文试图讨论地区生产效率和质量投入双重异质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市场非对称情况下,单独提高质量投入比单独提高生产率更有优势,单独提高质量投入会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而增加市场份额,单独提高生产率则会在运输成本降到一定阈值后导致地区市场份额的削弱;此外,生产率和质量投入“两头兼顾”的方式虽然会增加地区市场份额,但是其所带来的集聚力会弱于单独提高质量投入的方式。总的来看,未来把握好地区的质量投入才是扩大地区产业集聚和空间分布情况的重要途径。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前瞻性评论

旨在揭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局限性,并前瞻性地评论新的研究路径以促进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许多阻碍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固有的特征和假设。其实,该学科内部也已对这些特征和假设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围绕这些批评,进行了一场有关该领域可能的新的发展方向的大讨论,其中的一些研究方向正逐步得到推进,而有些则在分析和验证方面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