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苗图》对(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的批判与匡正(上)

(乾隆)《贵州通志.苗蛮志》①与《百苗图》两书写作的时间相近,所处社会背景相同,叙述的对象都是今贵州境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所述内容也十分接近。不同者在于,前者是官方著述,采取的是官方立场,评议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参与编修者一般未经实地查勘,大多靠摘编前人著述或凭当事人的转述材料成文,因而疏漏错讹在所难免。后者则是陈浩凭借本人的实地经历,参阅前人著述,编成的文图并茂的民族志专著。由于位卑言轻,陈浩对“乾志”的疏漏错讹和立场观点的不满,虽然多有批判和匡正,但言词委婉,手法隐讳,以至于后世研究者若不加细究,不免误以为《百苗图》仅靠摘编“乾志”成文,因而史料价值不大。本文在逐字对校两书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百苗图》的附图,发现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所作的匡正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要了解当时贵州各民族的实情,理应看重《百苗图》,不能偏信“乾志”的记载。

《百苗图》对《贵州通志·苗蛮志》(乾隆)的批判与匡正(下)

《贵州通志.苗蛮志》①(乾隆)与《百苗图》两书写作的时间相近,所处社会背景相同,叙述的对象都是今贵州境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所述内容也十分接近。不同者在于,前者是官方著述,采取的是官方立场,评议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参与编修者一般未经实地查勘,大多靠摘编前人著述或凭当事人的转述材料成文,因而疏漏错讹在所难免。后者则是陈浩凭借本人的实地经历,参阅前人著述,编成的文图并茂的民族志专著。由于位卑言轻,陈浩对“乾志”的疏漏错讹和立场观点的不满,虽然多有批判和匡正,但言词委婉,手法隐讳,以至于后世研究者若不加细究,不免误以为《百苗图》仅靠摘编“乾志”成文,因而史料价值不大。本文在逐字对校两书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百苗图》的附图,发现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所作的匡正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要了解当时贵州各民族的实情,理应看重《百苗图》,不能偏信“乾志”的记载。

乾隆《贵州通志》的价值与局限

乾隆《贵州通志》一百馀万字,是明清《贵州通志》中分量最重的一部。这部方志是记载贵州省在康熙、雍正两朝对贵州省行政建置调整完善后的一部通志,是我国古代贵州省唯一一部较完整、较全面记录贵州历史文献的《贵州通志》。由于乾隆《贵州通志》所收集的资料丰富、所辖疆域广泛,载录史事较此前志书为多,故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很大。但是,限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志书并非尽善尽美,也有部分缺失存在。

清代前期贵州各府人口资料辨析

关于清代前期的贵州各府人口,史籍记载较多。但比较系统的只有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分别记载了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贵州各府人口数。

客籍文人与乾隆《贵州通志》的纂修

清乾隆时期《贵州通志》的纂修主要由客籍文人完成,耗时长达十余年,涉及人员众多。修志缓慢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过错,志书在体例和内容上总体优于旧志,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都与主导修志者有关。

清代贵州历史民族图志对比研究——以康熙《贵州通志》、乾隆《皇清职贡图》、嘉庆“百苗图”为中心

清代贵州留下的历史民族图志主要有康熙《贵州通志》卷三十《蛮僚》,乾隆《皇清职贡图》卷八《贵州诸夷》,嘉庆'百苗图'等。以上图志反映了清朝贵州诸夷分布概况、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以及与清朝关系等方面内容。由于成书年代,编修者目的不同,诸图志在内容、编排体例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此,从版本概况、图志的关联性以及区别等方面对以上图志进行探讨,不但对分析清朝时期贵州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助于推动我国历史民族志、西南民族史、民族图像史学研究。

简介明万历刻本重修《贵州通志》

明万历刻本重修《贵州通志》是巡抚贵州、兼督湖北川东地方军务、右佥都御史鄣郡江东之修,给谏陈某纂。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无贵州通志,流传于世者,仪有清乾隆间纂修之本。是书前有日本前田氏尊经图书记朱文方印,盖是书早已流传于海外,为宇内孤本罕见之书。前有万历丁酉吉水邹元标序,赤城应朝乡序,鄣郡江东之序。不著编者名氏,据江东之序,称总纂者为乡先生给谏陈君而不言其名,每卷亦不别纂修者名氏。

贵阳桥梁史话

贵阳市内共有南明河、贯城河、市西河三条主要河流穿城而过,另有小车河、富水、龙洞河三条流入贵阳后,汇入南明河而流经贵阳城区.先后建筑在市区河流上的50余座桥梁,为城市生活创造了便捷条件.抚古思今,记忆留连.

对《炎徼纪闻》一条记载的考订

明人田汝成在《炎徼纪闻》中,记载了仡佬族的丧葬习俗:“仡佬,一曰仡僚,其种有五:……花布者为花仡佬,红布者为红仡佬,各有族属,不通婚姻。殓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盖;以木主若圭,罗树其侧,号曰‘家亲殿’。”《行边纪闻》中,亦有与此相同的记载。自此以后,在一些笔记和地方志书中,也有关于仡佬族的此种丧葬习俗记载。近人的论著,则多以此记载,作为仡佬族行悬棺葬的主要材料之一。但此记载,并不准确,现对此记载的演变情况及其来源,考订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