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

东道国营商环境总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营商环境各分项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以经济发达程度为标准分组,发现对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来说,营商环境总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寻求动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效率寻求动机、资源寻求动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抑制作用。为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投资领域更深层次合作,需要做到合理选择目标东道国,完善投资风险防范和保障机制。

移民网络、制度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效率

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效率是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之一。基于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OFDI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移民网络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OFDI效率,且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合同执行效率、弥合文化距离促进了企业OFDI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OFDI效率的提升作用仅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绿地投资企业以及向非接壤国家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且在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距离在移民网络与中国企业OFDI效率的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制度距离缩小,会强化移民网络对企业OFDI效率的提升作用。因此,政府应加强移民网络建设,加大对OFDI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缩小双边制度距离,企业则应充分利用移民网络降低OFDI风险及不确定性,进而促进中国企业提升OFDI效率。

RCEP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

选取2003—2021年中国对14个RCEP国家的OFDI存量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分析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正相关,其中,政治稳定性和法律规则显著促进中国OFDI;高收入国家的政治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不显著,而中等收入国家的政治制度质量显著促进中国OFDI,即政治制度质量促进中国OFDI因东道国发展程度不同而存在异质性。中国在RCEP国家进行OFDI应关注政治制度质量变化,加强双边关系,建立投资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提升企业投资风险管控能力,以此增强中国OFDI的竞争力和安全性。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对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与13个投资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建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对省际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算,再分别通过GMM方法和投资动机差异视角下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门槛变量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对地区的创新水平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将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差异性影响,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门槛变量调节这一影响过程,当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高水平时,三类投资动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均能最为高效地推动经济增长质量优化。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8—2019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以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为门槛变量,分析其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整体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对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较为一般;(2)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均存在门槛效应,且在相关指标超过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增强;(3)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体现为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双边价值链关联:中国FDI和OFDI的作用差异分析

长期以来,“引进来”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方式,而目前中国开放发展已从以往“引进来”为主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阶段。那么,从参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二者作用究竟有何不同是理论研究中需要阐明的重要问题。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测算1995—2018年中国与63个伙伴国之间的双边价值链关联程度指数,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有助于提高价值链总体关联程度;(2)从关联方式看,“引进来”的价值链后向关联效应更加明显,“走出去”则价值链前向关联效应更明显;(3)机制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对形成双边价值链关联效应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有助于探寻形成更高水平开放新格局,更好地实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固链”和“强链”。

OFDI与区域碳排放的非线性关系——基于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随着我国外部市场的扩大和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对外直接投资(OFDI)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然而,由于过去采用粗放式增长模式,生态环境发展不充分,且由于“双碳”目标政策的实施,碳排放已成为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因素,并被纳入总排放控制体系。基于此,本文选取中国2005—2019年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技术创新作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整体上我国OFDI对本地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然而,在引入技术创新作为门槛变量后,处于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通过加大OFDI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以降低本地区碳排放水平;中等技术创新水平的地区增大OFDI反而会增加地区碳排放;较低技术创新水平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碳减排效应则不显著,OFDI对区域碳减排效应存在门槛。文章提出建议:技术创新水平较高地区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充分发挥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创新水平较低地区扩大OFDI规模,优化调整OFDI结构,坚持绿色导向型OFDI,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缓解全球温室效应等问题。

数字经济促进了技术寻求型OFDI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吗

依据200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量数字经济下中国技术寻求型OFDI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结果显示:OFDI显著提升国内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且区域异质性特征明显。门槛效应分析显示,OFDI逆向绿色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数字经济”双重门槛效应,且在门槛条件下呈现显著正向且阶梯递增的非线性规律。拓展性分析表明,OFDI逆向绿色技术溢出存在负向空间外溢效应,且数字经济加速了OFDI在省域内的逆向绿色技术溢出,并通过“虹吸效应”强化了OFDI省际逆向绿色技术溢出的负向空间效应。鉴于此,应持续优化OFDI区域分布、促进数字经济在“双碳”领域的应用、缩小省际数字鸿沟,充分挖掘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理论与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指标分析我国技术进步水平的总体情况,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28个国家作为东道国,计算各地区的技术溢出水平,通过构建数字经济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各地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内在关联。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会对母国的技术进步水平产生影响;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快OFDI进程,提升母国各地区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溢出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跨国公司需要增加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应加大我国对外投资力度,提高国内技术进步水平;强调数字经济的主体作用,发挥沿海地区数字经济辐射作用,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态势。

金融集聚、财政分权与OFDI绿色创新逆向异质效应研究

【目的】为更好地了解地区绿色创新发展的内在影响因素和动力来源,从外部资金视角探讨OFDI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驱动机制。【方法】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算省域绿色创新效率,建立以金融集聚和财政分权为调节变量的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中国绿色创新效率整体水平较低,发展不均衡问题严重;OFDI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金融集聚和财政分权双重门槛效应。【结论】在金融集聚调节下,O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由不显著转为“梯度式”增强的促进作用;在财政分权调节下,O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驱动作用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非线性动态特征。

中国农业OFDI正向冲击对RCEP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对外投资在农产品贸易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文章基于中国与RCEP国家2004—2019年农产品贸易数据,运用VAR模型进一步分析中国农业OFDI对RCEP成员国的农产品贸易冲击效应。研究认为,长期来看,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会赋予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农产品贸易持续的正向冲击,且不同成员国受到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影响表现存在异质性;中国农业OFDI会促进RCEP经济体的农业合作与发展。因此,建议有实力的农业企业要积极“走出去”,同时也要根据贸易情况灵活调整对外投资战略,最大限度地实现RCEP经济体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增长。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OFDI协调发展路径研究——以黄河流域九省(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未来围绕互联网产生的相关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推动我国OFDI协调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OFDI协调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文献收集、理论分析、数据对比等研究方法,从黄河流域九省(区)经济发展特征以及区域差异性入手,分析当前黄河流域九省(区)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OFDI协调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催生OFDI新模式,重塑全球价值链新动力、缓解企业融资压力等作用直接影响OFDI,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推动OFDI的协调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OFDI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的影响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本文运用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2003—2020年总计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会增加。同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对中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最为显著。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基于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东道国营商环境与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基于2003—2020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及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具有积极影响,具体到营商环境的分项指标,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性;双边政治关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收入、低收入国家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检验。最后,为进一步推动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提出开展营商环境中介服务、优化双边政治关系、推进贸易与直接投资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影响中国O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直接影响。使用UC模型测算东道国的交通、能源、通信和综合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存在基础设施偏好,说明了“设施联通”对拉动投资的基础作用;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邻国家综合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中国OFDI流入东道国,突出了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不同。最后,分别从企业、东道国和中国政府角度出发,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促进中国OFDI提出建议。

政治关系、经济增长率对中国在欧洲OFDI的影响——基于33个欧洲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欧洲是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近年来因其内部政治格局调整、经济增速放缓,使中国对欧洲OFDI的风险增大。文章选取33个欧洲国家2010年—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双边政治关系及经济增长率对中国在欧洲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中国OFDI,还能减弱东道国监管对中国OFDI的不利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率可通过调节市场规模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进而促进中国OFDI;中国对东道国出口额、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税收负担对中国OFDI均具有显著影响;同时,中国OFDI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经济体异质性,表明中国对不同地区或不同经济体进行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目标差异较大。今后应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双边政治关系,积极构建并逐步完善中国OFDI安全审查机制,助力中国对欧洲OFDI持续增长。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与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汇率、出口和OFDI三种因素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分析汇率变动对出口和OFDI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本国货币升值将抑制其出口,但是将促进其对外直接投资。同时采用考虑转口贸易因素的贸易权重法构建“一带一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以反映人民币在区域层面的币值变动。在此基础之上,使用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沿线国家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和OFDI的影响,并与总体进行对比。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相反,文章从人民币真实币值被高估、比较优势和疫情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叠加影响三个方面解释了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同时从汇率预期和汇率波动两个方面解释了人民币升值对OFDI的抑制作用。此外,还对比分析了总体与沿线国家出口与OFDI的相互影响。最后给出文章的结论及建议。

生态文明背景下OFDI与自主创新对我国产业结构绿色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污染天堂假设、现代创新和梯度理论,构建OFDI与自主创新对我国产业结构绿色化影响的面板数据模型,利用全国30个地区2003—2020年的数据,运用系统GMM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OFDI能显著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绿色化水平,并有效抑制了自主创新对产业结构绿色化的阻碍作用;东部地区OFDI对产业结构绿色化的促进作用明显,但自主创新对其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中西部地区自主创新对产业结构绿色化的促进作用明显,但OFDI对其促进作用却不显著。最后,结合研究结论与实际,有针对性提出了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绿色化水平的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OFDI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经验数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式,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动态能力理论、“资源”三角形理论,以2015-2021年广东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正向显著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大型企业、高股权集中度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的途径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东道国技术禀赋、文化距离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

文中利用2005—2020年40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东道国技术禀赋和文化距离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以东道国研发投入、东道国居民专利申请量、东道国创新能力为主要指标的东道国技术禀赋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东道国与我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发现文化距离的增加削弱了东道国技术禀赋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OFDI企业提高和改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