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的逻辑关联与进程

中国县级管理从学术讨论到县级管理改革讨论存在三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分析视角:县权、县政和县域治理。县权的权力结构、县政的政权架构和县域治理的公共协商取向存在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特征,体现为制度合作方式的不断演进。县级管理制度创新可以探索县级管理变革的制度合作复合形态,核心环节是权力结构和政权架构的整体设计,这是县级管理改革有序发展的基本保证。

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以1949-1952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

1949—1952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和平接管、区划调整、民主建政建构了一套新的农村基层政权体系。征粮支前和清匪反霸运动的开展,废除了保甲制,打击了乡村旧有权威。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组了乡村社会结构,重塑了新的社会关系。醴陵县的个案显示,国家权力的下移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

发展型基层政权:乡镇政府的行为逻辑与角色属性——基于浙东Z镇乡村旅游产业案例的分析

受制于压力型发展指标的常规化,乡镇政府的行为逻辑发生了变化。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案例显示,乡镇政府一方面将公益性项目资源转化为重要的可支配财力,动员和整合乡村社会资本,推动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另一方面通过金融信贷打造旅游产业平台,为下乡产业资本提供更多政策福利。这表明,发展型基层政权的角色属性立足于特定制度环境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获取发展性而非增长性政绩为宗旨。伴随着基层治理需求的格式化,乡镇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平衡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政绩生产与公益扩增、政府自利性扩充与权力合法性夯实等多组关系之间的张力,无形中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当下中国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之探析——基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

当下中国部分县域地区政治权力生态恶化的客观现实,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在对现实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注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大量的解释模型中,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认此为切入点,探析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的深层次原因,结果表明:国家权力在某些公共领域的不适当退出,以及国家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县域政治的衰败和紊乱。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的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的二元体制模式。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下一步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试论会稽郡在孙吴及两晋政权中的政治地位

六朝会稽是与丹阳、吴郡等齐名的江南望郡,自孙吴至两晋,其政治地位经历了由高到低再到高的变化。究其原因,不仅与当时政权的士族政治性质有关,而且与会稽郡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有关,尤其是大族势力。六朝政权对会稽郡的视重,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微妙的政治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地方政治对中央政权的影响。此期会稽郡政治地位的显赫,既有利于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对唐宋江南的全面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论托克维尔“以社会制约权力”思想

“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思想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重要内容。托克维尔认为,在限制国家专制权力和多数暴政方面,“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政体制固然必不可少,但一个相对自主的多元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它能对权力产生“社会的制衡”。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民主理论,尤其是多元民主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它也存在不足之处。

关于乡镇体制改革路径的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加强 ,现行的“乡政村治”格局的变革成为众多学者思考的问题。相应地 ,乡镇体制改革成为了近年来的学术热点问题。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对乡镇体制改革的出路提出了迥异的政策主张和治理路径 ,彼此互相激荡、争鸣。但是关于乡镇体制改革路径的研究综述尚不多见。本文拟对各种学术观点加以概括 ,并作简短评价 ,最后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路。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

我国现有的乡村治理体制自形成以来,对于保持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我国现行乡村治理体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因此,需要对我国现有的乡村治理体制作根本性变革,以确保新农村建设宏伟目标的顺利推进。

事实与真相的双重考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环县事变探实

环县事变,因国民党军事摩擦以及税收负担和征粮工作失当引起。然则在事变的陈述意义与陈述真相之间,却涵括着诸多体现历史真相的事实集合。这些事实集合,不仅是厘清事变原委的深层本相,也是联接陈述意义与陈述真相之间的逻辑基础。进一步追寻,中共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社会生态异常复杂的乡土社会开展革命,必然会呈现出革命与乡土规则之间融合、矛盾乃至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这也表明,传统乡土规则在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之前,即便是中共革命向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同样会面临"内卷化"危机。

论县级政府职能及其转变条件——“国家政权建设”分析视角

自清末到民国以至新中国,县级政权组织建设并不是"国家政权建设"规范性内涵的完整意义,它所完成的主要是两个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和动员能力;一是财税汲取能力。转变职能的更为实质性的内容是:治理原则的转变——基于市场、民主和法治理念的行政功能配置和治理方式,这包括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制度化;确立公民与政府的财政契约关系,以达成国家与公民之公共事务的制度化。由此,建构一个公共性、合法性、服务性的政府职能转变条件。

强省先强县 强县先强镇——发展县域经济的理性思考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其发展程度反映了一个省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这就必然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我国现行的"市管县"体制越来越束缚着县域经济的发展,遵循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运行轨迹,客观上要求走扩权强县、扩权强镇的道路。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向乡镇的拓展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在城市的开展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改进行政执法状况、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乡镇是执法的重点之一,乡镇机构面临着新一轮改革的要求,乡镇政府也急需转变职能,乡镇执法队伍有待建设,有必要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向乡镇拓展。在乡镇设立综合执法机构,作为县(区)综合执法机构的派出机构,将成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在乡镇的运行模式,同时,相关的行政机关也应调整权力,理清与乡镇综合执法机构的关系。

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现状与发展趋势——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对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县级权力家族进行探讨,县级权力家族的出现与这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密切相关。县级权力家族具有扩张性、流动性、浮沉性、历史性特征,并呈现出由单一型逐渐发展为全面型、两代型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中型权力家族所占比例增加、实际存在数量逐渐减少的发展趋势。

中国中古郡县型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功能

秦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从社会权力结构上看是郡县型的社会。其主要功能与特点是最高权力绝对性地归属专制统治者一人;政治权力无遗漏地扩张到社会各个角落;社会信息与政治权力合二为一,绝对性地自上而下单向传达和贯彻;政治权力对社会各子系统进行全控,不使任何部门稍有游离与自行发展。

论县域民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国迎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同时,县域经济的大发展为县域社会的和谐建设提供了新契机。因此,发展县域民主,改革传统落后的政治文化体制,成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县乡关系与农村基层选举——以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为例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培育社会民主政治的奠基石。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尤其是作为其实现形式的农村基层选举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但是县乡治理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压力型体制模式对于农村基层选举的影响经常为人们所忽视,而良好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规范化离不开县乡关系权力重构。

从遵义县红色政权的建立透视党的统战工作

遵义县红色政权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这一红色政权的建立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也是根据当时党中央拟建立川黔边红色根据地的需要而建立的。从这一红色政权的建立中去分析党的政策主张的新内容、新特点也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党在当时的统战工作进行研究,力图从红色政权建立的背景、政权组建等方面去分析,并进而对当时统战工作的特点做一下概括。

从改革的角度加强边疆民族地区乡镇党委及基层政权建设——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例

乡镇党委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核心,是农村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乡镇人民政府,是农村基层国家行政机关,是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也是上一级政府的下属行政机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边疆民族地区乡镇党委及基层政权建设对维护边疆稳定和促进边疆地区加快发展意义重大。

县政建设的延安道路及其经验意义

延安时期,在边区、县、乡三级政权中,县政府是边区各级政权的枢纽。中共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从县级区划设置、县政组织架构和县政运行机制等方面凸显县级政权的枢纽地位;另一方面以政治道德作为规范县政的重要基础,既推动县政民主建设,又通过大力培育和弘扬政治道德实现政治目标和政治程序的基本要求。县长在县政建设中承担"指挥员"和"战斗员"角色,并将"一切工作在于村"确立为县政建设的根本方向。县政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乡村建设问题,"一切工作在于村"是延安时期县政建设的根本方针,这不仅成为中共革命发展壮大的奥妙所在,也表征群众路线是"延安道路"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