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典化的渐进主义路径

行政法典是规范行政权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高级别的规范形式。法典化反映的是编纂法典的动态的发展趋势,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多元化的,构造可以是多层次的,发展可以是渐进的、多阶段的。行政法典的理论构想包含行政法总则、行政基本法、行政程序法三种模式。行政法典化受行政法体系、立法成果、行政法理论以及文化等因素影响。从目标定位来看,要降低理想型、高级形态行政法典的预期,采取一种更为务实的局部性、适应性、渐进性、阶段性为特征的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在功能主义与渐进主义的双重视角下,把行政程序法作为行政基本法典的实现路径,更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

论行政区划变更的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包括避免偏私规则和公平听证规则,目前其适用的范围不断拓宽,广泛适用于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参与的强度不断提升。作为最起码的程序要求,正当程序既适用于英美法系,也为大陆法系所认可,并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国行政区划法律规范中正当程序存在缺失或者不足,从而导致行政区划调整或者变更存在违法运行、国家机关功能紊乱、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利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问题。为此,我们应当确立行政区划多重价值统一的理念,通过宪法确定、法律设定正当程序,通过行政区划主体完善、在具体程序中运用正当程序,通过建立行政区划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和行政区划程序责任等措施落实我国行政区划变更中的正当程序。

秦汉行政报告中的“请”与“报”

秦汉行政报告的“请”与“报”制度是维护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政治法律制度。秦汉依法对行政请示报告的类型、办理程序、审批答复、处理和利用等方法和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相应的行政申请报告呈报和批复的体制机制,为行政请示报告工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法律制度,加强了对行政的监督和检查,限制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如何指定与为何指定?——基于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

2023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新增指定遗产管理人特别程序,回应了《民法典》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不过尚未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按照“实体与程序交互—非讼程序—法律解释”三个维度架构理论框架,并遵循“如何指定—为何指定”逻辑进路展开。首先,针对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和第195条进行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提起与裁判的规范解释;其次,通过实体与程序赋权明确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以及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完成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发展性作业;最后,提出迈向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体系化的观点。

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困境与法律对策研究

遗产管理人是《民法典》规定的新制度,民政部门作为兜底主体担任遗产管理人是我国法律制度上的一项创新。自《民法典》实施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做法与经验,但由于缺乏配套性、操作性、实施性的具体规定,导致民政部门工作中产生许多困惑与问题,影响民政部门遗产管理职能的发挥与落地。应当通过制定立法解释,完善司法解释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从源头上解决裁判依据问题,进一步明确民政部门在遗产管理实务中独立的法律地位和诉讼主体地位,细化指定遗产管理人确认和启动程序在内的各项具体规则,制定遗产管理人工作操作指引,明确承担遗产管理职能的内设机构、职责、人员、编制和经费,并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步伐,使这一新制度能够落地落实,实现《民法典》的立法宗旨。

法律适用统一的路径和方法分析

在成文法体制下,法律适用统一是司法的一项基本理念和原则。该原则的实施关系到成文法体制语境中,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问题。在我国,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主要有三种路径:行政性路径、法律性路径以及学理性路径。这三种路径的作用机制和效用各有所不同。尽管行政性路径和方法直接、高效,但基于司法行政化本身的结构性弊端,从今后的发展来看该路径应当调整、限缩;在法律性路径中,救济程序中的上诉审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和充实,通过设立法律审强化其法律适用的统一;学理性路径和方法是今后应该大力充实和发展的方向,但这一方向面临着学术与司法实践大环境的调整且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国家标准管理体制机制解析

2022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1990年《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进行了全面修订,摒弃了诸多计划经济色彩的管理措施。新修订的《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确立了多项新的制度,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本文基于我国标准化法律法规,详细阐述了国家标准的管理体制、制定原则和要求,深入解析了国家标准的制定程序及相关要点,以期帮助标准化技术组织秘书处工作人员和起草专家等标准化从业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我国国家标准管理工作要求,不断提升国家标准质量和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视域下档案行政许可程序的完善

作为档案行政许可程序的立法依据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对档案行政许可程序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我国档案行政许可程序主要存在于《档案行政许可程序规定》中,存在立法规定亟待更新、立法理念较为滞后、审查方式有待健全、制度建设存在缺位等方面的问题。有鉴于此,应结合档案行政许可的特点,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对档案行政许可程序完善的指引功能。具体而言,建议更新完善《档案行政许可程序规定》,落实简政放权、相对人权益保障、档案信息化等理念,健全档案行政许可线上审查、告知承诺和默示许可等方式,完善档案行政许可费用制度、责任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助力档案行政许可程序法治再上新台阶。

程序性辩护理论分类新论

当前学界对于程序性辩护的既有分类在周延性和全面性方面存在不足。以程序性辩护权的行使程序作为分类标准,具有体系指引性、功能完整性和程序参与性三大优势。依照这一分类标准,可以区分出行政式程序性辩护、类诉讼式程序性辩护、诉讼式程序性辩护三种具体类型。在新的分类理论视角下,三种程序性辩护类型呈现出合理分布的差序格局,并在不同诉讼阶段具有明确的程序完善和阶梯式衔接方向,从而为立法机关改进制度和辩护律师从事辩护提供指引。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的构建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来看,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的内涵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参与涉案企业合规考察的启动、监管和验收评估;二是行政机关采纳检察机关合规从宽处罚的检察意见;三是行政机关接续合规监管,推动行业合规发展。然而,并非所有的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都能像在合规典型案例中那样配合默契、衔接流畅,实践中行政机关在贯彻合规从宽和接力合规监管方面均面临困境。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企业合规改革在保障合规质效和实现合规激励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应当立足于理念、实体和程序三个维度构建涉案企业合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在理念之维,打破“检察机关主导”的思维旧式,开辟行政、司法、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新格局;在实体之维,重塑企业行政违法责任的归责模式,破解合规从宽处罚的法治困境;在程序之维,以建立第三方机制管委会为契机,实现由“结果认同主义”向“过程参与主义”的转向。

法治化背景下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研究

档案法规体系建设是切实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档、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施行标志着档案法规体系建设开启了新征程。现有档案法规体系存在地方性档案法规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档案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存在大量空白、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不畅的缺陷,亟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修订老旧地方性档案法规、推进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完善档案法规与刑事立法衔接。

论行刑衔接规范的类型化及其治理面向

行刑衔接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对行刑衔接规范进行类型化分析契合法治的需要。行刑衔接规范主体上可以分为“行刑衔接依据法规范”与“行刑衔接法规范”,前者主要指行刑衔接的依据法,是作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依据所在,而后者则呈现“衔接性”“指引性”的特征,吸收“附属刑法”“空白罪状”等现有机制,重在明确行刑衔接的标准、程序与功能。“行刑衔接法规范”本身具备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双重属性,而程序规范是行刑衔接法规范的核心。通过对行刑衔接规范的识别与归类,不难洞察“小规范”背后的“大治理”,即“全面治理”“精准治理”“及时治理”“系统治理”四个治理面向,并最终归结于“良法善治”的治理面向之中。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违法认定:条件、标准与限度

制定程序是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认定的要件之一。在附带审查制度中,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启动,首先应该满足附带审查诉讼系属成立这一客观条件,具体表现为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可审查性两个方面。基于附带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当事人诉讼程序权利的保障,以及诉讼效率与主动审查能力的限制等缘由,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启动,也存在当事人诉讼理由处分的主观条件。区别于个体化的行政程序,群体性、政策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认定具有一定的克制性,因此“正当程序”不宜作为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标准。“严重违反制定程序”认定标准,是一个兼容形式与实质审查的审慎标准。在适用的内在逻辑上,包括程序“范围”上的有限审查与“程度”上的实质审查两个方面;在构成的影响因素上,需要综合考虑制定程序的价值功能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地位两个方面。制定程序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化之间的勾连关系,既产生了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正当性问题,也形成了制定程序违法认定的豁免即限度问题。“法律效力”“实体权益”与“合理事由”是制定程序违法认定限度的具体判别基准。

体系化与去技术化:我国环境法典编纂目的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目的具有能动性,正是因为目的具有能动性,使得主体活动具有方向性,是故环境法典编纂目的反映了预期中环境法典的成果。总览世界范围内的法典编纂历史,对法典编纂目的论的研究始终居于基础性地位受到广泛重视。丰富环境法编纂目的论的内涵是完善我国环境法典学理基础的必然选择。将去技术化纳入环境法典编纂的目的,直面了环境法对开放性的诉求与法典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对解决环境法典编纂一元目的论的痛点有所裨益,有助更好地证成环境法典编纂的必要性,对探寻环境法典制定的最优方案有所助力。

网格化管理联合标准作业程序在血液透析中心静脉留置导管管理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网格化联合标准作业程序在血液透析中心静脉留置导管管理中的应用。方法:选取2022年5月—2023年5月血液透析静脉留置导管的96例病人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8例。对照组行常规性护理管理,观察组实施网格化联合标准作业程序,比较两组病人导管质量控制效果、留置期间相关并发症、导管留置时间、置管次数及病人对导管维护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导管质量控制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导管移位、非计划拔管、导管堵塞及穿刺点出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每次置管后导管留置时间较对照组延长(P<0.05),而导管更换次数少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导管维护满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网格化联合标准作业程序能有效提升血液透析中心静脉留置导管病人导管质量控制效果,降低病人不良事件发生风险,延长导管留置时间,提高病人导管维护满意度。

“检行共治”视角下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理论检视与实践机制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是我国公益诉讼的特色制度,其运行的质效保障有赖于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形成共治机制。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历经萌芽、起步和发展的变迁过程,蕴含着追求公益与效益的统一、达致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平衡、形成外部监督与自主纠错的秩序等功能性要求。从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实践来看,虽然诉前程序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呈逐年上升趋势,检察建议的回复整改率也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然存在被建议行政机关对公益矛盾应对消极、对诉前检察建议回应怠惰,以及检察机关的诉前检察建议刚性不足等机制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被建议行政机关调处公益侵害的驱动乏力、对诉前检察建议的判定和反馈机制单一、围绕诉前检察建议的运行机制不实等。鉴于此,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机制完善应从优化调处公益侵害的驱动机制、补强公益侵害的共治机制、夯实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质效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推进。

数据治理时代行政程序的理性偏航与技术性补强

在数据治理时代,行政程序作为“权力—权利”制衡结构的核心设计愈发重要。立足于行政程序的价值理性,数据治理被赋予助力风险行政程序、促进给付行政程序以及优化秩序行政程序的功能期待。但实践表明,数据治理成为侵蚀制衡机构的存在,行政相对人对等地位降格、程序性权利被吞噬,而行政主体也获得了技术性外衣的庇护,行政程序工具理性复归。究其原因,算法数据的引入由行政主体掌控,且其运用场域为行政权力运行过程,本应存在的外在约束力量缺位。对此,应当重申程序本位主义的正当价值,在此基础上调整规则合法性以及功能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从算法、立法和司法三个维度技术性补强原有制衡结构。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下确权程序研究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又称为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将仿制药与专利药之间的药品专利纠纷前置于上市审批环节解决,旨在衔接仿制药审批与专利药专利二者间的问题。其内容包括专利声明制度、专利公示制度、仿制药简化申请制度等子制度。司法实践中,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并非独立运行,链接案件中往往夹杂无效宣告案件的审理,二者间的程序衔接影响着药品专利确权程序的运行。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总结出专利确权程序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建立后,在药品专利领域出现了无效程序滥用、四类声明趋于同化这两个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析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提出相应解决对策,积极探索二元制体系中司法和行政机关新的可能性。

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作为一种实践先于立法的诉讼制度,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有效化解单一公益诉讼模式局限性,显著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充分保障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等重要功能。但囿于当前法律对于公益两诉一并审理尚未从制度上予以确立,司法实践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在诉前程序、级别管辖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突破两诉衔接上的困境,从而构建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公益“两诉”能够取长补短,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具体措施大致包括取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改变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明确举证责任,强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

行政裁量基准中逸脱条款的适用及监督

为避免裁量怠惰、裁量僵化,行政机关开始在裁量基准规范文本中设置逸脱条款。逸脱条款允许行政机关可以在个案特殊或其他特别情况下,逸脱裁量基准作出行政行为。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适用逸脱条款,需将事实与规范协调互动作为基本准则,保证行政机关既有适用逸脱条款的意识,又不过度依赖逸脱条款。行政执法机关在决定适用逸脱条款时应秉持审慎的态度,既应明确适用逸脱条款的启动主体,也应引入比例原则作为情境化审核的重要判断标准。通过规范适用说明理由制度、集体讨论制度和备案制度,力求对裁量权的运用施以严格的程序约束。在逸脱条款适用的监督环节,行政机关首先需要建立事后备案审查制度,保证行政权和司法权各自发挥自身的特色监督价值;其次需要建立逸脱条款适用的定期评估制度,保证逸脱条款定时更新,增强裁量基准的可操作性;最后还需要规范司法权的行使,明确司法审查的限度,调适司法审查的强度,保证行政权既受到约束亦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