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吸引理论与旅游资源发展模式的实证分析——以雍和宫为例

本文以D.麦格奈尔(D.MacCannell)的符号吸引理论为基础,将雍和宫景区的发展历程系统解构为命名阶段、取景和提升阶段、神圣化阶段、机械复制阶段、社会复制阶段5个阶段。研究结果认为:旅游资源的成功开发涉及到其形成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是各阶段综合作用的结果;注重对旅游资源地脉和文脉的挖掘,促进旅游资源神圣化是旅游资源顺利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加大机械复制力度,使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感知不断形象化、真实化,是提高旅游资源知名度的重要途径。

雍和宫三世佛与《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板

雍和宫大殿有著名的竖三世佛,鲜为人知的是,三世佛系《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板熔铸而成。根据军机处档案,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喇嘛庙后,开始大量制作佛像,经和亲王弘昼奏请,乾隆帝准允将贮存在铜字库用于刷印《古今图书集成》等内府书籍的铜活字版交铸炉处销毁。乾隆十年(1745年),铸炉处将铜活字板全部销毁用于铸造雍和宫三世佛。这一发现不仅纠正了乾隆帝铜活字熔化用于铸钱之说,而且还揭示了雍和宫三世佛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雍和宫佛事活动的文化内涵及其作用

雍和宫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古迹,同时是北京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在历史上,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之一的雍和宫,不但拥有丰富的佛事活动和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而且对藏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优秀藏族文化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等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文章对雍和宫佛事活动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并探寻雍和宫佛事活动的文化价值及其作用。

城市寺院之社会价值

自汉明帝永平十年起佛教传入中国大地，到千年后的今天，宗教在中国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大小寺院也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寺院在中国不仅作为宗教活动进行的场所，其本身的建筑艺术，强大的影响力也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现代城市蓬勃崛起，寺院的作用也有了新的拓展领域，其社会作用不容小视，像是教育功用，庆典活动所承载的文化推广作用以及慈善，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都是重要的方面。本文通过近几年对北京雍和宫①以及台北龙山寺②的探访心得结合相关网站数据，对现代寺院在都会城市中发挥的社会价值进行探讨。

论北京雍和宫管理制度

雍和宫作为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历史上不仅对汉藏民族文化交流、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以及藏传佛教文化在我国内地的传播等方面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教管理制度和完善的藏传佛教教育体系。文章通过对北京雍和宫创建的目的及其政教管理制度和藏传佛教教育管理体系等的论述,重点阐明雍和宫政教管理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历史与定制:雍和宫金瓶掣签初掣实践考

以金瓶掣签的形式进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和章嘉等重要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认定,是清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一项历史定制。为配合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乾隆皇帝特命造办处制作两只金奔巴瓶,分别存放于西藏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寻访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过程中,出现了人为舞弊事件,致使清中央政府以“国家意志”查证舞弊事件,并力促金瓶掣签制度在北京雍和宫完成初次实践。文章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乾隆皇帝对舞弊事件的回应,分析了初掣实践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意义。

藏传佛教关公信仰新论

藏传佛教的关公信仰,是汉满蒙藏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典型。明万历年间,关公信仰开始被女真人接受,并进入其萨满神明体系,成为著名的“战神”和“护国神”。清朝建立之后,在“大兴黄教”的政治背景之下,又将关公信仰纳入藏传佛教,成为藏传佛教神灵。关公信仰进入藏传佛教的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随着清王朝在西藏地方及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以“战神”和“护国神”的身份起到战争取胜、保境安民的作用;二是随着蒙古僧侣的弘法活动,以“护法神”的身份起到驱邪除魅、安定民心的作用。藏传佛教关公信仰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民族交流和文化融合,为实现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

清代雍和宫的金瓶掣签——以雍和宫档案为例

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八年,清廷在拉萨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各置一只金瓶,规定以后蒙藏地区呼图克图的呼毕勒罕由金瓶掣签认定。以往研究对西藏金瓶掣签的实施情况有较深入探讨,而对雍和宫的金瓶掣签则关注较少。作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雍和宫满、汉、蒙文档案,对蒙古地区各呼图克图呼毕勒罕认定的程序和特点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