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逻辑解构与政策启示

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在梳理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理论源流和研究文献基础上,基于创新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内在逻辑进行研究。在理论逻辑层面,研究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基本范畴和核心要义。在历史逻辑层面,从国际实践中提炼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价值匹配与互动规律,总结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关系的新变化。在现实逻辑层面,挖掘制约我国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主要堵点与原因。基于此,面向建设金融强国,从深化改革、制度设计、资源支持、平台建设、创新服务、全球生态等方面提出启示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收敛——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模型,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全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条件收敛特征,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收敛;东中西部地区和南北地区均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仅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累积效应,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充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二是巩固数字经济的区域经济收敛效应,三是推行差异化的数字经济政策,四是推动数字经济均衡发展。

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中国经济风险识别

为了揭示不确定性冲击下中国经济风险的确定性规律,本文基于预期经济增速分布,将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纳入“在险增长”的统一框架,以刻画经济不确定性与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风险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冲击下的经济风险具有明显的确定性特征,伴随着不确定性升高,经济下行风险显著增加,经济上行风险较为稳定;当不确定性较低时,经济增速的潜在波动空间相对狭小,当不确定性较高时,经济增速具有较大的波动空间;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反馈”的溢出循环机制,能够加剧不确定性的实际冲击效应;经济不确定性与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风险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无论是就冲击强度还是持续周期而言,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均更为显著。

高质量区域空间格局构建下中国经济区划调整研究

经济区划调整对于塑造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方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经济区的划分逻辑与影响。以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以及知识要素为主导所形成的新空间集聚等第二性地理因素逐渐替代资源禀赋等第一性地理因素,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着“三北”经济增长乏力、区域差异扩大及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由东西分化转变为南北分化等挑战。随着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经济为主转变为内向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空间格局也需进行相应调整。本文提出划分五大经济区域的新方案,将原来的四大经济区调整为东南、西南、东北、华北、西北五大经济区,从而强化经济区内部联系,更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顺应构建高质量区域空间格局的需求。

我国县域经济韧性的实践检验

县域是连接乡村与城市的重要纽带,是拉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中转站。通过测度2014—2020年我国2 074个县以及296个城市的经济韧性发现,城市经济韧性整体高于县域经济,当受到外部冲击后,县域经济韧性逆势上升;在产业方面,第三产业韧性高于第二产业,受到外部冲击后,第一产业韧性逆势上升,第二产业韧性波动较小,第三产业韧性下降明显;在区域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韧性较强,东部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较强。此外,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发现,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对经济韧性均有显著的边际贡献,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活力,经济稳定为降低韧性波动提供有益支撑。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县域的经济增长对韧性的边际贡献有所下降,经济稳定对韧性的边际贡献显著提升;对县域而言,第三产业、东部地区、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显著,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稳定显著。为实现县域经济韧性对我国经济的带动作用,要充分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高县域经济韧性,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注重经济韧性的产业和区域差异,协调产业间及区域间经济发展协作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增长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要发挥经济稳定对降低经济波动作用,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平衡统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碳”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碳达峰与碳中和是我国当前环境治理的关键目标,实现碳减排也成为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那么,“双碳”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双碳”目标下的环境政策,采用长江经济带市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碳”目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双碳”目标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正向作用,表明“双碳”目标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并且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考虑内生性和其他政策冲击等多维度稳健性检验;(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双碳”目标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小型城市、非省会和非工业型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效应更显著,并且该影响存在空间外溢效应;(3)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治理、效率提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因素是“双碳”目标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相关研究成果为“双碳”目标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环境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评价、影响因素及其维护策略

经济发展韧性是长期发展视角下经济体适应变革、持续演进和稳定发展的素质和潜力的综合体现。基于对经济发展韧性内涵的理论阐释,从基础韧性、规模韧性、结构韧性、创新韧性和制度韧性5个方面确立经济发展韧性评价维度,测算2000—2021年的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指数及各分项维度指数,并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演化趋势,在空间维度上不同地区间和各个地区内的经济发展韧性差异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基本特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影响因素和演化趋势,提出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维护策略。

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及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检验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预测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走势和老龄化的未来趋势,分析人口总量及其结构,尤其是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占比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对经济增长的回归中人口结构的解释力不及劳动力数量,但在预测未来时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力更大。第二,总人口会在低方案情况下已步入下降通道,如果总和生育率不快速提升的话,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近50年将持续加深。第三,延迟退休可以减少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提高生育率可以减缓老龄化程度,但在短期会抑制经济增长。延迟退休方案增加劳动人口越多,越能促进经济增长,延迟退休实施的力度越大,法定退休年龄越大,对老龄化的缓冲程度越大。如果男女每年延迟退休递增1年,分别最终延迟到70岁和65岁,在一些年份甚至可以完全抵消老龄化的抑制作用。

我国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现实困境与纾困之道

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体育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重要方面。本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从产业协同集聚视角分析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剖析当前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纾困之道。研究认为,区域体育产业协同集聚是集聚力和扩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应通过有效刺激集聚而避免扩散来促进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要素流动壁垒有待破除、产业政策体系亟待优化、市场发展存在短板、数字体育建设滞后等多重现实困境。为此,提出打破制约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健全区域体育产业政策体系、构建更高水平的区域体育有效市场以及全面提升数字化水平的纾困之道。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困境与路径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阐述中国式现代视域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困境,并提出发展路径。困境:政策供给动力仍需激发,业态融合不紧密,产品供需不匹配,新质生产力赋能创新能力挖掘不足。路径:完善政策供给体系,加快培育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多元主体,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优化新质生产力赋能产品供需有效衔接服务体系。

自由化与壁垒:日本经贸规则的策略性调整

国家(经济体)的经贸规则既包括所签署的贸易协定,也包括与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日本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前提开展自由贸易,并形成在国际贸易体系下,以利于产业生存与发展为前提,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贸易政策范式,为日本调整经贸规则提供了方向和目标。日本通过调整经贸规则,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制度保障和工具。日本政府一方面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开展巨型EPA/FTA战略,构建多重经济合作网络,为企业提供海外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和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名修改《外汇法》、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强化货物、服务、技术的进出口和投资规制,为实施贸易保护提供政策工具,形成新壁垒。这一策略性组合是在新约束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新表现和采用的新工具。

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理论构造:安全与发展

全面发展数字经济的既定重大方针,已触发中国式数字经济刑法的萌芽与生长,也开启了传统经济刑法的数字转型。围绕传统经济刑法客体的讨论、分歧与共识,既凸显客体及内容的重要地位,也显示出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尽管可以吸取上述讨论中的“先见”,但更应扎根数字经济,经由数字经济刑法的前提设定新的犯罪客体及其内容。现阶段,侧重围绕数据犯罪的客体论争虽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却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特定性、整体性与周全性。全面兼顾安全与发展是数字经济的终极追求与价值根基,也应当是数字经济刑法的基本理念与一般规律。围绕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结合数字经济刑法的内外生态,可将安全与发展的保护内容予以具体化、类型化。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将产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聚焦长江经济带,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我国在“双碳”背景下推进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及长江经济带新能源汽车发展提供参考。论文基于2012—2020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利用超效率SBM和区位熵法,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个区域已形成“带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集聚平均水平随年份波动上升,上中下游产业集聚水平呈递增格局,水平差异较大且有逐渐增加趋势;2)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通过整合内部网络资源和提升外部整体能力,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产业集聚的发展通过竞争效应和合作效应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而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可以提升经济动力和效率,因而绿色技术创新在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具有中介作用;4)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上中下游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从加强产业集群建设,发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强化发展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推动新能源汽车区域异质性发展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承接点,也是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如何评估合作区建设对考察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成效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实践效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6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可对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内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东道国经济特征和合作区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其中,外商投资流入和贸易规模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方面具有异质性,对收入水平较低、营商制度较差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经济助推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规则解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定、丧失及身份丧失后的权益保留,关系到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科学的制度设计是引导乡村善治、助推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草案二次审议稿》)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定义及认定应以户籍为基础,但不宜强制要求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需以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提供,也不应把二者之间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成员身份定义的必要条件。丧失成员身份的规定中,可以用“户籍+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类型划分方式,把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等群体排除在组织成员之外。对于务工、经商、服役、就学等原因“暂时离开”的成员,其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核心财产权益的保留时间不宜一概而论,可根据权益性质确定合理的保留期限。《草案二次审议稿》可通过细化、完善涉及成员身份的相关规定,保护农村居民合法权益,提升农村居民参与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高等教育集群化发展与经济韧性:机制、途径及贡献

随着全球进入新的动荡期,经济韧性发展愈发重要。基于2008—2020年31省面板数据,从高等教育质量集聚和规模集聚角度出发,研究评价了我国高等教育集群化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高等教育集群化水平对经济韧性改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等教育集群化与经济韧性显著正相关;东、中、西部三大地区高等教育集群化发展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高等教育集群通过人才效应、创新效应和产业效应等途径影响经济韧性发展,其中,人才效应贡献最大。研究有助于厘清高等教育集群对经济韧性影响的机制和途径,因地制宜地实施高等教育集群化发展政策,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集群在人才、科技和产业等方面的经济韧性提升效应。

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耦合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1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在测算出各省级行政单元新基建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逐年升高,其增长幅度皆呈增加趋势;②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最低;③新基建发展水平在省域之间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在省域之间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④影响新基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空耦合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和城市化进程。本文对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及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判,期望为中国新基建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提供决策参考。

深化研究人文经济学:方向抉择、当代使命与未来前景

理论创新无止境,深化研究谋新篇。一年来,在全国上下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丰富内涵和重大要求取得初步进展之后,深化研究需要做出新的方向抉择,凝练当代议程,肩负当代使命。一是要立足更高站位进一步深刻理解和把握人文经济学命题出场语境与重大意义;二是要深耕样本解读,从实际出发追寻人文经济学出场的历史逻辑,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赞赏的苏州、杭州等地区的历史基础和实践经验中科学提炼“人文密码”,精准理解“人文经济学”的真正内涵;三是要植根实践逻辑,精准把握人文经济学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和战略全局;四是要回溯人文经济学的理论魂脉,看人文经济学在解决西方经济学带来的一系列弊病的过程中,如何守正创新了马克思对资本拜物教所作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同时重新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系列重要论断的思想逻辑;五是要整体有机贯通、历史性梳理人文经济学的文化根脉,揭示和把握从传统到现代经济发展中一脉相承、成为灵魂的“文化基因”图谱;六是要以强大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造的新篇章。深化研究必将呈现方向和领域的分工甚至分化,需要加强协同创新机制建设。

矿产勘查市场周期性波动与我国矿产勘查趋势分析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下,矿产勘查市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包括长周期变化、中短周期变化和随机性变化。澳大利亚50年矿产勘查市场变化表明,经济发展的长周期变化决定了矿产资源供需关系基本面,矿产资源供需关系基本面决定了矿产勘查投入的长周期变化;经济发展中短周期变化决定了矿产品价格周期性变化,矿产品价格周期性变化决定了矿产勘查投入的中短周期变化。在国家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驱动下,我国矿产勘查活动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并呈现出与全球不同的变化特征。2020年以来,我国矿产勘查投入连续4年实现增长,且增速逐年扩大,2023年同比增长25.4%,矿产勘查市场内生回升动力不断增强。2016年之后,主要受国内政策环境的影响,我国矿产勘查投入变化偏离了全球勘查市场走势。综合判断,我国矿产勘查市场正处在长中短周期叠加、政策环境发生明显改善的特殊阶段。经济发展长周期变化和中短周期变化对矿产勘查投入形成较大的下行压力,而政策环境改善对市场形成了较强的上行拉力,未来2~3 a将是政策红利集中释放的时间,本轮矿产勘查增长周期可能将延续2~3 a时间。

数字经济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

畅通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任务,而供需协同是构建高水平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传统经济循环模式面临结构失衡导致循环动力不足、投资效益低下导致循环路径不畅的现实约束,因而不可持续。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供需协同、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重要抓手。数据要素的内嵌性与数字技术赋能的广泛性,使得数字经济呈现高渗透性、高融合性、高创新性等特征,能够有效统筹供需两端,推动供需协同。数字经济通过赋能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推动实现经济循环规模的合理增长;通过重塑技术进步机制和收入增长机制,推动实现经济循环质量的有效提升;通过推动经济循环的中心从生产转向消费、正向激励从投资扩张转向消费升级,形成良性经济循环。为了加快数字经济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进程,需要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筑牢广泛赋能基础;加快数实深度融合,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加强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有效互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优化收入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