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人口禀赋对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西部县域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21年陕西N县儿童生存与发展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家庭人口禀赋对中国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于男性群体,家庭人口禀赋对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强,子女年龄和配偶家务支持有正向影响,向父辈的家务支持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口禀赋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效应在不同流动经历群体间存在差异,女性的近期流动和县外流动均会增加其劳动参与的概率,而配偶的流动距离则会负向降低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据此,释放性别红利、促进农村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拓宽个体就业选择,从增强家庭人口禀赋着手,充分发挥配偶与社会力量,创新养老与抚幼方式,宣传正确的性别角色观念,营造公平竞争的劳动环境。

甘肃省市县区域居民心理差异调查研究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男女双性化人格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对甘肃省河东河西两地居民进行心理差异调查,结果发现：（1）甘肃省城乡居民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较低,总症状指数白银地区显著地大于其它7个地区,天水地区显著地大于酒泉地区 阳性症状痛苦水平白银地区显著地大于武威、定西、张掖、酒泉和平凉五个地区,天水地区显著地大于武威地区,定西地区显著地大于张掖地区 （2）八个地理区域在9个因子上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显著 （3）八个地理区域居民社会支持在总分、客观支持分和主观支持分上无显著差异,但在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4）八个地理区域除在女性化上的分布差异不显著外,在其它三种性别类型上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个体化视域下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困境分析

立足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运用个体化理论对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经历进行个案考察。研究发现,农村已婚妇女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并未实现完全的个体化,而是表现出一种赋权与崛起、被动与失落共存的状态。性别差异、角色分工的路径依赖等是导致她们难以实现完全抽离的根本原因;个人独自承担外出务工可能面临的一切未知风险,造成了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她们进城务工行动一定程度的失败;加之“嵌入”的制度环境不完善,她们的个体权益与权利难以得到保证。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个体化马赛克式的发展路径。

农村集体所有制构架下的“农嫁女”问题:以台州椒江区为例

村民、农民和社员,是集体所有制建构的社会身份,这种身份是享有村集体资产权益的资格。城镇化过程引发的农地、农民以及农村非农化造成了这种身份名实分离,模糊了集体资产权益的边界。在此背景下,延续几千年的男娶女嫁竟然成了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农嫁女”问题交织着个人私事与集体事务的管理、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公平分配、习俗与现代法治等的冲突。光靠所谓的维权是无济于事的。“农嫁女”问题只是农地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遭遇所引发的一个症状,其病根盘错于集体所有制架构中。“农嫁女”问题的消解有待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

农村年轻女性的亲子情感需求与“两边住”婚居模式

"两边住"近年来已成为黄山市近郊农村的婚居方式之一。田野调查发现,"两边住"的女性主要来自"纯女户"家庭,她们携丈夫和孩子在娘家、婆家两边居住生活。她们选择"两边住"的生活方式,既有通勤便利等现实原因,也与娘家父母之间的亲子情感需求有关。婆家长辈及丈夫的认可与支持是她们可以"两边住"的重要条件。

荆门市城市和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保健知识调查

目的:调查并比较荆门市城市和农村19～50岁已婚育龄妇女保健知识知晓和获取途径,并探讨影响因素。方法:自编调查问卷,对城市555名和农村904名19～50岁已婚妇女进行调查。结果:城市已婚妇女保健知识得分总分为(58.26±10.76)分,农村(53.28±11.60)分,两者之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城市和农村妇女现有知识的获得途径在广播电视、医疗专家两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者在认为较好健康教育途径方面在广播电视、亲朋好友、基层医疗工作人员和医学生几项存在统计学差异。结论:城市已婚妇女保健知识知晓情况好于农村,但两者总体知晓情况都不理想,应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提高妇女保健知识水平。

贵州黔南地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乳腺疾病患病现状及危险因素

目的了解贵州省黔南地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乳腺疾病患病现状及其危险因素,为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于2015年3月—2017年2月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99 887名黔南地区17~45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近红外线扫描仪检查、B超检查、钼靶X线检查和活体组织检查,确诊乳腺疾病。结果 99 887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中,确诊乳腺疾病33 417例,患病率为33.45%,标化患病率为33.31%。33 417例乳腺疾病中,乳腺增生疾病28 771例(86.09%),乳腺纤维瘤2 317例(6.93%),乳头状瘤1 975例(5.91%),小叶萎缩不全169例(0.51%),乳腺囊肿79例(0.24%),乳腺炎12例(0.04%),癌前病变51例(0.15%),乳腺癌43例(0.13%)。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0~39岁、苗族、焦虑、性格急躁、束胸、饮酒、体质指数(BMI)≥24.0 kg/m2、喜欢鱼肉类食品、睡眠时间<7 h、月经周期>28 d、月经量多、重度痛经、初潮年龄<13岁、结婚年龄>25岁、初产年龄>25岁、怀孕次数≤2次、流产次数≤2次、足月妊娠次数≤2次、生育次数≤2次、哺乳孩子个数≤2个、累积哺乳时间≤36个月、有妇科疾病和依山而居是贵州黔南地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乳腺疾病患病的危险因素。结论贵州黔南地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乳腺疾病患病率处于较高水平,应引起高度重视。

贵州黔南地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系统患病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贵州省黔南地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系统疾病患病现状及其危险因素,为采取相应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于2015年1月—2016年3月,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97 767名黔南地区15~49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妇科常规检查、盆腔B超检查、阴道分泌物检查、宫颈涂片检查和脱落细胞检查,确诊生殖系统疾病;采用SAS 9.1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97 767名农村已婚育龄妇女中,确诊生殖系统疾病57 021例,患病率为58.32%,标化患病率为57.21%。57 021例生殖系统疾病中,宫颈疾病28 664例（50.27%）,外阴疾病13 765例（24.14%）,阴道疾病7 865例（13.79%）,附件疾病4 386例（7.69%）,子宫疾病2 341例（4.11%）。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0~39岁、苗族、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家庭人均年收入〈3 000元、月经周期〈24 d、月经量多、痛经、结婚年龄〈18岁、初产年龄〉25岁、怀孕次数≥2次、总生育次数≥2次、人流次数≥2次、引产次数≥2次、每月性生活次数〉9次、分娩方式为顺产＋剖宫产、避孕方式采用避孕环和丈夫职业为农民是贵州黔南地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系统疾病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贵州黔南地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系统疾病患病率处于较高水平,应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