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卦爻辞所见“诚信”思想诠解——兼论《周易》的性质

诚信作为古今通义,是传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周易》卦爻辞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诚信”思想,是《周易》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之一,表达集中于“孚”“躬”“贞”“允”四字。结合各类新出文献考释与“孚”“躬”“贞”“允”四字相关的卦爻辞,探析此四字本义,分析前学对卦爻辞的误释。“孚”释为“信”,大多可理解为“诚信”;释作“符合”“相应”时,表示历法与天象、天时相合;释作“信服”时,指心悦诚服;释作“仁爱”时,则表示因仁爱而让人信服。“躬”释作“信”,二字音韵、字形密切,释作“诚信”之义,卦爻辞文意更加通顺。“贞”当训为“正、定、静”,且有“贞固”之义,强调不变化、固定,符合对君子固守“诚信”之德的要求。“允”本作“果然”“确实”之义,商周之际出现了“诚信”的用法。如此释读,既能坐实《周易》本经是哲理之书,也能印证孔子解《易》思想与方法的正确,孔子重信当源于《周易》。

《鲁府禁方》应用膏药的中医思维及现代启示研究

旴江名医龚廷贤擅用膏药,思维独特。其著作《鲁府禁方》福、寿、康、宁四集中有大量膏药的论述,应用参术膏治疗内伤、鼓胀体现了“元气论”的自然观;应用独乌膏、太阳膏治疗头痛病体现了“阴阳论”的生命观;应用经验化癖千槌膏、黄阁化癖膏治疗小儿疳积体现了“五行论”的诊疗观。时至今日,龚氏对膏药选料、煎煮、市场、人文理念方面的研究,仍给后世医家带来重要的启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向福功书法及其紫陶装饰创作浅析

建水紫陶以刻填工艺技法以及传统文人书画装饰而闻名,其中“书”作为紫陶装饰元素及思想载体形式之一,与紫陶的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有着紧密联系,正所谓“壶随字贵”一说。向福功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建水紫陶领域内承前启后,贡献卓越的一位大师。他继承发扬了最传统的文人书画紫陶艺术,又在传统中融入了个性,最终在书法上形成了“明”“拙”“健”的艺术风格。这正契合了建水紫陶金石趣味,是书法应用于建水紫陶创作上的优秀案例。梳理归纳向福功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形式美的表达,探研向福功书法艺术在建水紫陶创作中的呈现,总结其艺术风格,能够丰富建水紫陶及向福功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九宫赋》颂章帝汶上明堂祭礼考订

东汉黄香的《九宫赋》中有大量的帝王神游描写,所以《艺文类聚》将其视为游仙之作。自南宋章樵援引汉代郑玄的“太一下行九宫”的易纬学说来为《九宫赋》作注后,《九宫赋》便又被视作附会九宫谶纬之作。通过对《九宫赋》疑难文句的疏证、篇章结构的分析,创作主旨的探究、文本系年的考证,推断《九宫赋》作于东汉元和二年汉章帝于汶上告祀明堂之际,是一篇以明堂九宫为楔引、以遨游轻举为体例、以天子巡幸为主线的赞襄盛典、歌颂君德的颂圣之作。

黎语汉借词摭拾

黎语的汉借词“弓kom53”“幅fok55”,都用作处所名词;“弓”还可以用作地名和量词。它们都来自古代汉语的地亩量词;动词“赠”,表示给予、被动、为、替、让等;句末动态助词“着tso53”,表示未出现新的情况的持续;泛用动词表示做的vuk7/vok8,大概来自汉语的“学”。

新见郳公戈与小邾国世系补议

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大韩村墓地盗掘出土有一件郳公戈,可以证明大韩墓地当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的小邾(郳)国贵族墓地,而且此墓地很可能包含有小邾(郳)国国君的墓葬。根据传世文献记载与考古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材料,学者们尝试复原小邾(郳)国的世系,但由于材料不足征,复原的世系仍然留有不少缺憾。由于出土信息相对明确,这件新出郳公戈铭文中所见的人名“郳公克父”,对于复原小邾(郳)国世系具有一定的补充价值。

周作人与北大图书馆考论

周作人作为学者和翻译家,同许多名人一样,与著名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周作人曾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委员;曾被李大钊聘为书籍采购之顾问;抗战时期,为保护图书资料,周作人"应差"当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伪馆长",此段历史我们应做公正的初步探讨!此乃也是图书馆事业史不可割去的一部分。周作人家族中还有与图书馆(资料工作)有着不解之缘的人:儿子周丰一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过数年;女儿周静子曾协助丈夫杨永芳主任组建了西北大学数学系资料室。

徐复观的工夫理论

徐复观在对儒、道两家的思想进行“现代的疏释”的过程中,以人性论为中心,以个人的经验的身、心为作工夫的场所,指出了在生活实践中建立道德主体、艺术主体的多样的工夫进路,构造了一个通过作工夫以建立人的主体性的工夫理论。他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命存在所建构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的、平铺地人文世界,对于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文化、价值危机,是很有意义的。

道学谱系下的张横渠“气”论研究

本文认为,被看作道学家的横渠,其学说只有在道学的语境下加以解读,才是合理的解读。横渠“气”学的要义不在于建立一种“气”的本体论,而在于与之相关的工夫论。就工夫论而言,横渠最大的贡献是从“气质之性”的角度来讨论“气”的问题,从而将人的气禀问题引进到道学的视野之中。

论武术的独特美

武术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体现着几千年华夏民族文化的精髓。如今作为传统的体育文化项目之一,它不仅具有防身、健身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从审美的角度看,武术的独特美主要体现在名称美、意境美、悬念美、气势美、服装器械美、武德美等方面。研究分析武术的美学特征,是发掘现代武术价值的重要途径。

张载的本体功夫思想及其影响

张载是中国北宋时期著名哲学家。本文以本体功夫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为引子，进而重点分析张载的本体功夫思想，并简述其对后世学者的影响，以明了它在本体功夫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墓主考

六安双墩汉墓基本具备西汉诸侯王陵的特征,但对墓主人身份的确定,不宜取铜壶"共府"铭文为核心证据,因为环绕双墩墓"共府"铭文的证据链基本上并不指向刘庆。事实上,"六安飤丞"封泥等物件在确定墓主身份时更应受到重视。

蜀石经拓本所钤“东宫书府”印非宋内府印辨

"东宫书府"印是近人判定蜀石经拓本为宋拓的主要证据,而本文经过考证,证明"东宫书府"印并非宋内府印,而是明仁宗朱高炽青宫之物。要确定蜀石经拓本为宋拓,还需要寻找新的客观证据作为支撑。

赋与《尚书》的渊源关系考说

钱钟书称文体有一名多义的情况,早期文体命名是以产生文词的行为动作来命名文体的。由此出发考察,赋的原始义项为缴纳赋税,成为赋的命名原由。赋的对话体,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君臣对话找到前例;赋的"乱曰"、篇末作歌,也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篇末作歌找到前例。上述情况说明,言先于文,文出自言,考察先秦文体,不得不从记言的古史《尚书》始。考察赋,从《尚书》起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附角斗的流变——元明清时期附角斗的功能及其演化

首先指出角部结构仍然是元明清木构建筑的薄弱环节;其次阐释了元明清时期附角斗的结构功能,比之辽金,此时附角斗的结构作用又有新的发展;最后着重探讨了附角斗的装饰功能。

昆明植物园扶荔宫温室群总体规划

以对昆明植物园深厚的历史文化和长期的研究积累为基础,在对扶荔宫温室群建设背景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规划思想、基本理念和规划原则,对扶荔宫温室群进行精心地规划与设计,以实现保育、景观、科普三位一体的共同发展模式。在总体构思上,基于云南地理海拔高度划分7种植物区系,截取植物在自然中具有代表性的生境片段,还原山原、溪谷、干旱河谷、热带雨林和静池5种生境环境,阐述总体布局中的温室展示区、室外展示区和科普展示区3个部分以及总体设计中的道路交通组织、竖向及水系和园林小品的具体设计和实施。

六安双墩汉墓铜壶“共府”铭文再解

就目前所能了解到的墓葬情况分析,初步确定六安双墩汉墓为西汉六安国王陵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对墓主人身份的确定,不宜取铜壶"共府"铭文为核心证据,因为环绕双墩墓"共府"铭文的证据链基本上并不指向刘庆。事实上,"六安飤丞"封泥等物件在确定墓主身份时更应受到重视。

释春秋■公孙敦中的“福”字兼谈黄诸器中“福”字构形

本文研究了春秋[犭刑]公孙敦铭中被释作“寶”字形体的构形，认为应当释为“福”，所谓“大寶无期”应是“大福无期”，同时还研究了黄诸器中“福”字的构形，指出其字据其构形也只能释为“福”，所谓“永祜寶”应释为“永祜福”。

从严子陵到黄公望：富春江的文化意象--《富春山居图》的前传及其展开

黄公望为何要画富春江?《富春山居图》为何画了多年?根据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跋几乎同时撰写的另一题跋,黄氏心中"富春江"的涵义应与诗歌传统相关。从宋代的《严陵集》与明代的《钓台集》这两部重要的"富春江"文学总集中,可以看出,始于东汉高士严子陵的传说如何成为富春江传写不衰的核心价值,而谢灵运、沈约、孟浩然、李白的山水文学如何凝聚意象、奠定传统,造成"文本化山水"(The Textual Landscape),引发了后世以美启真、以诗证理的丰富话语;宋代范仲淹给予严子陵的新论述,即道德主体的自觉及其理学化的山水。在异族统治的新格局下,黄公望以其杰作重新诠释了富春江意象,将"士与君如何相处"的传统焦虑进一步"去问题化",同时也将伦理主体的自觉进一步"去主体化",变成"士如何在此世与自己相处、与宇宙相处"的新问题。虽君、士双遣,人我俱化,然大音希声,宝相庄严,完成富春江意象的点睛之笔。结论是,并非《山居图》是否实写严子陵,而是二者之间的神似,即道高于势,确立中国士的尊严。这是传统知识人的大心结。《山居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亦由此而更有意义。惟其如此,方能真正打通思想史与艺文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