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高校议事决策机制研究

基于系统论,以构建科学高效的议事决策机制为目的,运用调查法、经验总结法等,经过调研、分析、比较、归纳,提出包含核心要义、机制保障、实践路径在内的“三循环”管理模式。高校要始终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着重建立务实高效的议事决策机制、上下联动的协调推进机制、有力有序的督办落实机制,增强会议的规则性、计划性、组织性、目的性、能动性、实效性和引导性,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动学校改革。

抗战时期华北伪政权的奴化教育--以《修正高小历史教科书》为考察中心

1938年,由日本扶持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为在华北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于教育总署下设编审会,开展教科书编修工作,《修正高小历史教科书》即是在此背景下炮制出炉的。该书在南京国民政府教科书的基础上删改炮制而成,内容上既有其他历史教材或多或少都可能存在的共性缺陷,也为了迎合奴化教育的目标要求,歪曲或增添了一些反映奴化教育指导方针、美化日本及鼓吹中日亲善的时代特色。同时,该书反映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与“征服自然”论调大行其道的深刻时代烙印。总体而言,该书虽然是一部编排较为合理、体例尚属完备的入门历史教材,但受当时政治意志所限,终究沦为一个“戴着奴化教育镣铐跳舞的畸形产物”。

全国各地市委党校图书馆理论研究进展:2013—2022年

为深入了解我国市委党校图书馆研究进展及其在党校系统图书馆相关理论研究中的相对情况,以便为各地市委党校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通过对全国各地市委党校图书馆研究的年度论文发表趋势、学科分布状况、期刊分布情况和主题分布范围4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对近十年全国各地市委党校图书馆研究的回顾,发现研究的重点集中在阅读推广、特色数据库、专题数据库建设3个方面,并对这些重点提出研究展望。该论题为各地市级党校图书馆理论研究建设提供有益指导与借鉴。

苏区时期中央党校干部教育研究

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干部教育的重要阵地,在党和国家的建设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苏区时期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作为中央党校的源头,其干部教育实践以理论文化教育、军事技术教育、社会实践教育为主要内容,形成了党政高度重视、因时因地制宜与理论联系实际的鲜明特色。在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下,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干部教育不仅为革命事业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缓解了苏区干部数量不足和水平不高的问题,推动了苏区的建设发展,还奠定了中央党校发展建设的基础,为中央党校的干部教育工作积累了初步经验。

党校规划与建筑设计之特殊性思考——以柳州市委党校新校区规划建筑设计为例

党校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党员干部的重要部门,与普通教育机构相比其规划与建筑设计有着自身特性。本文结合中标实施项目——柳州市委党校新校区的规划与建筑设计为例,对党校在选址、规划、单体设计等方面如何反映党校教学、生活的特殊性做了初步探讨。

揭开美国中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十人委员会报告》发表始末

国内教育学界少有关于《十人委员会报告》的专门研究。百余年来,美国学者关于《十人委员会报告》的形成过程的相关研究却从未间断,其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十人委员会报告》在20世纪美国中等教育变革过程中的重要贡献在于揭示了现代中学面临的基本问题,掀开了美国中学改革的序幕,确定了美国中学改革的基本方向,为20世纪美国中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并形成了独具美国特色的、由专业组织推动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

日本校园欺凌法制研究

校园欺凌现象一直以来为日本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2011年的大津校园欺凌事件进一步暴露出学校和教育委员会在应对校园欺凌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对此,日本社会呼吁政府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在大津欺凌事件影响下,日本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公布了《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该法出台后,学界对立法进行了评价,认为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生化制药专业实训基地建设初探

实训是联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实训基地建设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运行良好的校外实训基地,对于夯实人才理论基础,增强实践技能,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促进制药专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学校、管委会和企业合作,就如何实现学校、企业和园区等方面的多赢,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进行研究。事实证明,通过园区管委会的协调,实训基地建设取得初步进展,为校企合作模式积累了经验。

学校纠纷的民事法律关系与法律救济

学校纠纷就性质而言包括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学校与学生的纠纷是学校纠纷中最主要、最常见的纠纷。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纠纷主要表现为因学生人身伤害案件引发的纠纷,学校与学生纠纷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定位为教育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即主体的限定性、客体的特定性、内容的双重性。学校纠纷的民事法律关系主要是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学校法律纠纷的救济途径主要有:建立校内纠纷调解委员会、建立学生申诉制度及司法救济等。根据我国民法理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学校伤害侵权案件中学校建立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通常是两种,即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

论高校校务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定位

构建完善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必须明确校务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定位。校务委员会是校长的主要决策形式,学术委员会是学术权力的重要表达方式,高校党委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核心。

高校学院党委建设与工作创新

立足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认清高校学院党委建设面临的问题,确立以明确学院党委职责、加强学院党政合作、提高学院党委工作水平为着眼点的建设思路,提出建立并完善"四个运行机制"、强化"三个服务职能"、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创新"四个活动载体"的工作创新路径,确保高校学院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企业学院视阈下关工委助力育人的创新实践——以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同程国际学院”为例

作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有效模式之一,企业学院搭建了政行企校师生协同育人的一大平台。基于该合作平台,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积极助推人才培养,借力"同程旅游"等地方名企,助力专业共设、党团共建、人才共育、文化共融、优势共享、服务共担、项目共推,旨在促进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自主发展和终生发展,真正提升专业群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多元主体参与视角下公立中小学治理结构之重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完善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结合公立中小学的管理和发展实践,通过分析和平衡学校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诉求,在多方主体权益诉求的博弈过程中重塑公立中小学治理结构,这对寻求构建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传承历史文脉与诠释场所精神的一次探索——唐山市委党校新校区规划及建筑设计实践

该文通过对唐山市委党校新校区规划及建筑设计方案构思的深入剖析,阐述了如何在新城建设中更好地传承历史文脉和诠释场所精神,从而创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时代建筑。

美国、英国、德国三国职业技能标准研究对我国职业技能标准研究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我国在校职业教育情况入手,论述了职业技能标准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三国对职业技能标准研究、制定和执行情况的研究,给出对我国职业技能标准的启示:(1)设立国家战略层面的行业技能委员会;(2)制定统一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核心课程框架;(3)统一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并更新;(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执行。

高校学术委员会工作中存在问题及其对策

学术委员会是高校的最高学术权威机构,它对促进高校学术发展、提高研究和教学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种种问题,阻碍了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如何改进学术委员会的工作是高校改革的新课题。

波士顿英语中学与美国公立中学的开端

建立于1821年的波士顿英语中学,是美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公立中学,它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公立中学的开端。商业中产阶级对教育现状的不满,上层领导者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权稳定性的措施,以及教育体系内部竞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拉丁文法学校的衰落及波士顿教育传统的"崩溃"。波士顿英语中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揭示了"美国现代意义上公立中学"的部分内涵,与同时期欧洲国家相比,具有开创意义。

传播学史书写的多种可能——一个学科建制的视角

传统的传播研究以施拉姆确立的"四大奠基人"神话模式作为历史书写的主流话语。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的传播论争及芝加哥大学"传播委员会"传播研究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传播研究的学科建制与书写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其实具备多种可能,而非由施拉姆建构的只注重效果的单一传播研究模式。20世纪70年代詹姆斯.凯瑞等人呼吁返回芝加哥学派,其实应将其视野扩展至更大范围,提倡传播学历史书写的多元性,以期获得更具活力的传播研究前景。

高职“三元两会”校企合作办学的管理平台建设实践——以柳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突破口,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过程中,借鉴国内外校企合作教育的成功经验,搭建起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和学校主体"三元"互动,产学合作教育委员会和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两会"为支撑的高职"三元两会"校企合作办学的管理平台,创新了校企合作办学新机制。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蒙藏教育的推进考察——以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创办为中心

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是民国时期在首都南京创办的一所为蒙藏与边疆地区培养人才的专门学校,其前身为1928年12月中央政治学校开设的蒙藏及华侨特别班。1930年12月,由于中央大学蒙藏班缓办,蒙藏学生的转入而成立蒙藏班。1932年8月,因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停办、东北蒙旗学校学生失学严重、北平蒙藏学校学生升学困难,中央政治学校开始扩充蒙藏班。1933年2月,蒙藏委员会开办的南京蒙藏学校因经费问题筹而未设,中央政治学校以此为契机改蒙藏班为蒙藏学校。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的创办,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面对内外纷争叠加的多事之秋,教育经费长期拖欠,社会对蒙藏教育认识不足,从而导致蒙藏教育难以推进之际蒙藏委员会积极斡旋的结果,也由此开启了民国时期不同组织与机构举办蒙藏教育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