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最初由刘勰提出。“物色”既是中华古典艺术审美“感物”“感兴”“比兴”得以发生的对象来源,又是古典艺术“意象”“气象”“意境”得以生成的重要基础。物色论是进入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感兴美学研究的必经之路,但学界对物色论美学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物色”美学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学术谱系。“物色”美学范畴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气论哲学和气感哲学。“物色”是宇宙元气和天地精神在自然物象之声色状貌光影中的感性闪耀,同时又是人的德性精神之光与自由精神之光的生动呈现。物色成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物色论美学可与西方美学的自然美论、形式美论、审美感性论、灿烂感性论、存在境域论加以比较,亦可与德国古典美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相互发明。物色美学范畴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和普遍价值,值得展开系统研究和现代阐释。

《文心雕龙·物色》辞采说

《文心雕龙》中的《物色》篇,多数研究者认为它属于创作论范畴;维护今传本篇次的论者将其列入批评论,也是以创作过程中形象思维的客体来解释的。实际上,《物色》篇中的"物",不是创作活动中主客关系的外物,而应当是作家的情采表现创造出来的文章。"物色"即鉴赏批评的审美对象"辞采"。"物"作辞解,"色"作采论,合而裁定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的高下之分。将《物色》的题旨作"辞采"解释,这不仅符合《文心雕龙》批评论的篇体构成的现状,而且符合《物色》篇本文的语意。

试析《文心雕龙·神思》之修辞认知观——兼谈《物色》与《神思》在认知观上的统一

《神思》与《物色》在认知观上是统一的。刘勰提出了以"学"、"理"、"阅"、"致"、"宝"、"才"、"照"、"辞"为要素的修辞心理结构观。刘勰重视感知、想象等在修辞认知过程中的存在、特征、功能,注重对修辞认知个性特征的探讨,总结出了诸如"博而能一"之类的修辞认知方式。《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博大精深,其修辞认知观是可信的、难能可贵的。

触景生情与披文生情——《物色》与《知音》的理论比较

《物色》与《知音》是《文心雕龙》杂论中的重要二篇。《物色》以触景生情为主要内容,《知音》属批评论、以披文生情为主要内容。《物色》到《知音》是触景生情与披文生情的过渡,这两个过程的变化是相反相向的。同时两个过程中创作主体与读者的角色要求、情感、展现与重现中的景物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

钱尚濠非“五色石主人”考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初小说《快士传》,首残序署"长洲钱尚□题于海山书屋"。经查对研究,此序实为清初绥山主人钱尚濠《买愁集.哀集》序,据此知《快士传》序后题署"钱尚□"最后一字为"濠"字,"海山主人钱尚□"实为"绥山主人钱尚濠"。另根据内容、版本、刊刻时间、作者情况等的考证,断定国图本《快士传》误用了《买愁集》序,因此,钱尚濠并非《快士传》及其序的作者五色石主人。

《文心雕龙·物色》:文思奥府,江山之助

《文心雕龙·物色》一文论述了自然景物对写作的触发情以物迁;创作主体与自然景物的关系随物宛转,与心徘徊;表现自然景物的方法和标准以少总多、情貌无遗;自然景物与文章写作关系之根本江山之“助”,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描述了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心物感应现象,更从根本上指出了自然景物与文章写作的关系及景物描写在文章中应有的地位作用,显然属于更为宏观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

西藏农村的用水制度研究——囊色林村、柳务村的案例分析

用水制度是所有农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囊色林村和柳务村是西藏中部、西部古老农业社会的典型代表。田野调查发现,两村都有较为成熟的用水制度,且能够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灵活调整,保证了水资源利用的公平和效率。但是,传统社会缺乏有效手段增加水资源供给,只能围绕水资源存量做出各种努力,或者寄希望于神灵,寻求精神安慰。近年来的农田水利建设着力增加水资源供给,为缓解用水紧张,平息用水纠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投资巨大的囊色林提灌站的运行困境,反映了利用国家财政支持和兄弟省市援助的水利建设在决策上存在脱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现象,应予关注并逐步改进。

也谈老官山汉墓医简所载“损至脉”

老官山汉墓医简中包含了传统中医脉诊理论中损脉、至脉的相关内容。这些条文虽然与传世文献有所差异,但仍然提示了其与《难经》等医经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对相关条文中个别字词试作拟补、释义,对引用书籍的相互关系试作探讨,并由此探析扁鹊脉学自战国至于西汉初、中期乃至中古的深远影响。

《文心雕龙·物色》探微

对"物色"的内涵,学界争议较大,结合南朝和《文心雕龙》对"物色"的使用来看,"物色"不仅指自然景物的声色状貌,也包含着其所承载的悲欢之情。一些学者对《物色》次序错乱的看法缺少充分依据,从文学创作的要素看,《时序》篇论及时代变迁、社会现实对作品的影响,《物色》论自然景物对作品的影响,两者共论世界与作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文心雕龙·物色》探析——论南朝“物色赋”与“情貌无遗”之关系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所提出的"情貌无遗"的创作标准,有着特殊的针对性,这个标准并非像他自身所论述的那样仅仅来自《诗经》和《楚辞》,更有着现实的创作基础:即南朝山水诗和物色赋的创作。通过对"情貌无遗"的内涵和《雪赋》、《月赋》中对物象摹写的阐释和分析,可以见出现实创作对刘勰理论观点的影响。

从《文心雕龙·物色》看情境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以杨屹《多彩的夏天》教学为例

《文心雕龙·物色》是刘勰文学评论中的名篇,全篇凸显出刘勰对情感因素的重视,在此基础上,刘勰要求作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表达出形神统一的文学批评观念,借助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论述来探讨著名教育家杨屹所倡导的情趣教学。

《沧浪诗话》“本色”涵义考辨

《沧浪诗话》“本色”一词的语源,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经,以及同时期稍后与宋代的中国文学观念;此外,大约也有着儒学的背景。为准确把握《沧浪诗话》“本色”的涵义,须理清两个关系:一为“本色”与“悟”及“妙悟”的关系,认识到“悟”与“妙悟”存在不小的差别,“本色”与“妙悟”并不构成完全对应关系,诗之“本色”需要作者之“悟”以获得;一为“本色”与“当行”的关系,认识到二者涵义接近,皆既包括“悟”这一抽象内涵,又存在诗法层面去除“五俗”这样的具体意义。

明代名色武官考论

明朝实行武官世袭制和军民分籍制,既导致一般兵士升职困难,又限制了非军籍百姓成为武官,武官阶层因而逐渐固化,营兵军职也为世袭武官所垄断。嘉靖后期,为应对"南倭北虏",明廷始授权督抚等委任军民布衣,授以名色千总、名色把总等名目领兵,是为名色武官。名色武官成为百姓投军入仕、提高社会身份的重要途径,给明朝军事体制注入了诸多积极因素,为"倭乱"的平定和万历前期军力的重振提供了重要支撑。明后期,名色武官日趋冗滥,引发种种乱象,冲击了传统等级秩序和国家对于军队的控驭,明廷因而限制名色武官的任用,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这类军职后为清朝沿用并加以改造,是为绿营外委官。

先秦文献中的琴瑟与《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

通过文字构形、出土文献、传世经籍和出土实物的调查得知:瑟早于琴,瑟与琴两种乐器不是如夫妻相伴,而是兴衰交替,其交替过程从春秋到战国渐进。瑟在春秋时期多用于宴乐抒情,与钟鼓是隆重之乐相对立。《周公之琴舞》周公与成王诗前面的序中出现的"琴",应当是战国时代重新组织编排所致。先秦文献不论是内容、语言形式还是组织结构,大都是在流传过程中层累而成,不能妄断真伪。盲目信古与盲目疑古都有害无益。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逐渐具备了分层剖析的条件,对古书形成、语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定当更加深入。

关于元代卵白釉加彩贴金瓷器相关问题的探讨

元代景德镇制瓷手工业不仅吸收了国内外其他地区陶瓷生产技术,而且对相关技术做出了重要改进与创新。在此基础上,景德镇窑成功烧造出了诸如卵白釉瓷、元青花等新产品,其中卵白釉加彩贴金瓷器,为当时创新品类之一。将多种彩绘的釉上装饰融于一器,成功开创了景德镇陶瓷釉上彩装饰工艺的先河。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考证,可以推断出这些元代卵白釉加彩贴金瓷器,很可能就是文献中所谓"五色花"瓷器,而不是指"青黑色戗金"瓷器。在命名这类瓷器时,应该将相关装饰工序排除在名称之外,可以尝试参考明代景德镇窑釉上彩瓷器命名方法。装饰工艺来源应该是多方面的,既受到西亚地区制陶技术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本土卵白釉瓷装饰工艺。其烧造年代应该不会早于1323年,绝大多数很可能是元代晚期产品,大约在1336-1352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