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江西知识人公共交往、传播媒介实践与思想认同的个案——胡先骕、王易交游考述

胡先骕与王易是江西近现代著名的知识分子。两人因乡缘、学缘等多维的社会关系而交游密切。两人在1930年代共同参与著名思想文化刊物《学衡》的编撰工作,抗战情境下把《学衡》精神扩大传播到江西,创办《文史季刊》。胡先骕与王易在诗词创作理念、文学观念、教育观念、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等方面高度契合。胡先骕与王易的交游,是近现代江西知识人公共交往、传播媒介实践与思想认同的一个典型个案。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

《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在“昌明国粹”方面,《学衡》派不同意自由派的“弃旧图新”,更不同意激进派的“破旧立新”,而认同于以“存旧立新”、“推陈出新”或“层层递嬗而为新”的新人文主义;在“融化新知”方面,《学衡》派反对“窥时俯仰”、“惟新是骛”,强调摒除西洋文明根据其特殊之历史、民情等为解决一时一地问题而发的部分,而寻求其具有普遍永久性的、真正属于世界的西方文化。在古今中西的坐标上,《学衡》派一方面不同意革命论和进化论,与激进派和自由派相抗衡;另一方面强调变化和发展,因而超越了当时的旧保守主义;在引介西学方面则以全面考察,深及根底,取我所需,抛弃长期纠缠的“体用”框架而独树一帜,成为2 0世纪初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省现代性的两种视角: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

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分别服膺生命哲学与新人文主义,代表了反省现代性的两种视角,同中有异。其同,包括反对"科学万能"论、肯定宗教的价值、倡言"合理的人生观"和主张中西文化融合等。其异,则包括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有认同、参与和公开立异之分;于"合理的人生观"的具体内涵,存在强调个性发展、本能发舒与强调"以理制欲"的深刻分歧;于中西文化融合,又有着眼于东西文化之别与突出人类共同的人文主义精神之不同。20世纪初年国人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并存,正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其同进一步扩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整体声势与影响,其异同样形成了某种张力,从而使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获致深化。

白璧德人文主义及其对当下中国发展的启示

白璧德通过对其所处时代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批判了科学人道主义与情感人道主义两种过度的自然主义,同时阐明其人文主义思想。白璧德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与学衡派有着不解之缘。随着新世纪对《学衡》研究的升温,白璧德思想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意义也逐步凸显。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重评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文化派别,主要是因为其重要思想特征就是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被认为是反对新文化。其实,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新文化,而在于如何建设新文化;不在于革新还是守旧,而在于如何革新;不在于拒绝还是引进西方文化,而在于应在什么原则下进行。从学理的层面分析,二者的理论各有得失。

社团运作与中国新文学的文派制衡格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文学社团的文派制衡有密切关系。多元化的文派制衡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高起点运作的格局。当传统旧文学作为强势文化占据社会文化中心的时候,新文学必须结成具有现代内涵和反抗精神的文派对旧文学提出制衡的要求和自我发展的意向,于是,《新青年》社、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组成又有了新的意义;当新文学对于传统旧文学和通俗文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成功占据了时代文化中心的时候,新文化在时代潮流的推涌和世界洪流的裹挟中成为一种支配性的话语霸权,虽然根深蒂固但已经边缘化了的传统文化也必须形成或者借助一定的文派力量才能够发出反抗的声音,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甲寅派、学衡派,甚至倡导整理国故备受新文化责难的努力社,以及从一个特别的方面客观上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进行文派制衡的鸳鸯蝴蝶派,都具有了另一种价值。甲寅派对于激进的汉字拉丁化的遏制,学衡派提出将白话和文言都当作现代文化建设的价值成分,鸳鸯蝴蝶派在文学的市场化方面给予新文学可能的制衡价值,都应得到公正的估价。同时,新文学内部也会出现不同文派相互砥砺相互约束的局面,这样才能保证新文学的丰富与繁荣。而所有这些文派都不可能依靠个人的单枪匹马可以运作成功,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

南高史地学派引论(上)

南高史地研究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社团,实行导师制,主要的导师为柳诒徵和竺可桢;会员中的骨干为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向达和刘扌炎藜等人。上述诸人因为学术旨趣相近,在史地研究会及其会刊《史地学报》停止活动后,另行活动,最终形成了现代学术史上与学衡派有紧密关系的南高史地学派。

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视阈中的“学衡派”和保守主义思潮

本文就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视域中的"学衡派"和保守主义思潮的关联进行探讨,当前的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在对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和保守派的纷争的追述中,关注到胡适等激进派虽取得胜利而后撤,吴宓等"学衡派"虽失败却能坚持等重要文化现象。并通过纵横比较,指出胡适等人主要是人道主义者,而吴宓等人主要是人文主义者;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存续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民国时期"学衡派"的影响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具体论述中,指出了不同文化派别各自具有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学衡派对儒学的现代诠释和转换

学衡派站在慎思明辩、同情立言的学术立场上 ,通过学理的争辩来说明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中心地位 ,阐释孔子基本思想的现代意蕴 ,批评后儒对原始儒学的偏离和异化 ,并从中西古今文化比较角度 ,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 ,融通中西 ,返本求新 ,建设新文化的方案 ,这对于 2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缘起

中国现代格律诗派关于新诗形式理论的构建 ,缘起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隶属于新古典主义思潮 ,其间构成逻辑的因果关系。以闻一多、邓以蛰、梁实秋这一“三套马车”群体为主 ,在 192 6— 193 1年间掀起了一股新古典主义思潮。只有把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建构纳入这一思潮中考察 ,才能探明缘发的起因 ,才能符合新诗发展的历史真实。

“学衡派”与新文学者诗学理念异同论——以胡先骕与胡适为代表

学者大多将"学衡派"放置在一个与新文学者尖锐对立的层面,笔者细读诗论原典却发现,"学衡派"与新文学者的诗学理念既对立冲突,又相反相成。冲突集中在变革是否须付诸实践尤其是诗的体式是否须变革,但有关中国诗歌面临困境亟需变革和承继中国诗学优良传统等方面,却心存默契甚至相反相成。文学革命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健康的发展便与此有关。以胡先骕与胡适为代表,从两种诗学理念之冲突焦点、两种诗学理念之主要区别、两种诗学理念之内在默契三方面可见两者之间的异同,进而可探寻形成他们之间差异及默契的主要原因。

历史际遇与审美暗示:再评古典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对古典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可围绕三个有价值的命题展开重思: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衡派思想张力与古典主义文艺思潮的植入;对"浪漫"时风的反拨:梁实秋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话语的承传;借镜西方与持守正统:古典主义与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的昭显。把此三大层面若干问题放置于历史"现场"而展开宏观与微观视野相结合的推进式新探,既可初步概说与读解新时期文学理论如何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发展的轨迹及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审美诉求,又可深度透视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创作重建、延伸及演变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可多重考察古典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多元共生的现代中国文艺创作新体系的辐射。

沉默·抵制·反抗——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的“学衡派”文人

"学衡派"文人与胡适的思想主张向来不合,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姿态也是胡适所不赞同的。不过,在1949年之后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迫批判胡适的时候,"学衡派"文人的表现耐人寻味,他们并没有人云亦云地跟风批判胡适,而是有人保持沉默,有人公开抵制,也有人给胡适的学生俞平伯写信,表达对俞平伯的同情与理解。这其中,可以作为代表的是胡先骕、汤用彤、吴宓和陈寅恪。

功能翻译视角下学衡派译诗的动态“充分度”思考

功能翻译理论中的"充分度"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导批评者在评价译作时应以翻译目的为中心,重点分析制约翻译目的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继而历史地、客观地、系统地去评价翻译结果。运用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充分度"标准对学衡派的译诗进行分析,可判定学衡派译诗实践了学衡派的翻译目的:不仅通过句式齐整、韵调皆全的文言文形式美去再现原诗(abab cdcd)的音韵美,还通过译诗让读者亲近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而使译诗成为符合特定历史阶段和文化背景的有价值的译作。

批评的错位——兼论学衡派的文化重构理想

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是一场"迟到的批评",学衡派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胡适,然而论战中胡适始终缺乏积极回应,而学衡派面对五四新文化派的反击也同样不予正面应对,于是造成批评时共同"在场"却又批评对象"缺席"的错位现象。学衡派有自己的文化重构理想,他们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加以熔铸贯通的文化整合观念。

伦理精神——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伦理论争的核心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共同参与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伦理启蒙。两派伦理论争的核心在于伦理精神的不同,这源于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人性论和价值观。新文化派持进化论、唯物论以及科学的世界观,认为人性自然,趋乐避苦,人人都有满足人性欲求的自由,自由即是新的伦理精神。学衡派坚持"一""多"融合的世界观和善恶二元的人性论。主张以理制欲,归于"中道"的伦理精神,认为新文化派的主张使人流于自然,堕于禽兽。两派均未忽略伦理精神的"中道"性质,但因批判对象不同而有所侧重,从而导致某种失衡。虽然两派的伦理精神具有互补性,但救亡压倒启蒙的现实,致使中国伦理精神的近代转型在新文化派的主导下失去了应有的平衡,甚至分裂。今天的伦理困境就源于这伦理精神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