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学视角下纳塘译师梵文读法论著研究

纳塘译师所著《梵文读诵法》(■)是藏传佛教后弘期流传较广的一部关于梵文咒语念诵方法的论著,书中包含梵文的正确读法、辅元音互为敌友说、文字与五行结合论等主要内容。该论著及相关注释均侧重以实例说明梵文的读法,却未能对文字互为敌友说、文字与五行结合论作进一步阐释,致使后世学者对这些内容产生种种疑惑。文章通过现代语音学方法,揭示语音变化规律,详细剖析文字互为敌友说、文字与五行结合论的具体内涵。认为,纳塘译师所持“大小五行式”的观点与古今语音学家在藏文中规定阴、阳、中三性,划分并界定清浊音、送气不送气音的方法虽表述方式有所区别,但其具体内涵相一致。文章还探讨如何利用文字互为敌友、文字与五行结合理论解决日常用语、吟诵所涉及的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等问题,以及它们在语言实践活动中的指导意义。同时,反驳了关于《三十颂》和《音势论》过时的学术观点。

Nerves and hydrogen peroxide： how old enemies become new friends

ROS and nerves play together during the regeneration process： For many years, the role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in neurobiology has mainly focused on its pathological implications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Contrasting with this view, ROS were recently put forward as key positive signals for axon growth and repair, highlighting beneficial functions of ROS signalling in the vertebrate adult brain （Borquez et al., 2016）.

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的使命

新时代预示着我国从“富强的崛起”向“文明的崛起”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构建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迹“天下大同”的文明内涵,在此背景下,研究探析了中国武术文化如何作为的历史使命。研究认为,作为特殊性的中国武术文化包含了普遍性的文明,是沟通人类与现实世俗社会的理想中介;太极拳等拳种对生命的关怀,对格斗的文明化处理,在竞争中化敌为友,建构出一种文明的标准和多样共生的文明表达;中国武术文化以全世界、全人类为单位思考问题的方式,为人类日益严重的文明冲突提供了可能解决问题的文化实践路径。

情感转向下的爱与政治

通过对巴丢、哈特与奈格里关于爱和政治的论述进行批判性考察,可以发现巴丢对两个人之间的浪漫爱的论述并不能为共产主义政治奠定基础,相反会消解政治;而哈特和奈格里对诸众爱的论述因为缺乏敌人的视野而成为一种无力的政治。通过施米特和墨菲重新引入"敌友区分"问题,将敌与友的生成过程展现为一种巴特勒式的政治表演,并将爱理解为相互影响和感染的情感,可提出一种纳入敌人视角的表演之爱,真正激活爱和政治之间的链接。

重思战争与和平——霍布斯、康德、施米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史重疏

在政治哲学史研究中,施米特被认为继承并发展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遗产;而罗尔斯则被认为是康德政治哲学的继承者。施米特将其关于敌友划分与总体国家的论说根植在霍布斯关于"保护与服从的相互关系"的论证上;罗尔斯则声言其民主和平论乃是受到康德永久和平论的引导。本文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旨在推翻上述政治哲学"固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组颠覆性的论题:康德并非站在霍布斯对面,他实际上恰恰是霍布斯的继承者;施米特并非霍布斯的继承者,而恰恰是根本性地背离了霍布斯;罗尔斯并非康德的继承者,而是继承并实质性地发展了施米特的敌友划分论与战争正当性论说。

友好的“敌人”——略论短篇小说《异乡客》中的“敌人”形象

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霍金斯与贝尔切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的"敌人"。令人讶异的是,通过作者苦心安排的近距离接触,"我们"却发现他们同"我们"身边的亲人与"朋友"并无二致。正是由于这份历经岁月沉积残留下来的相似性,唤醒了我们潜意识中对同类的认同和亲切感,使我们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兄弟"。不幸的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民族的利益,将人类硬生生地划分为"敌人"和"朋友"。本文拟对《异乡客》中的"敌人"形象进行系统的剖析与归纳,展现战争与人性的冲突,将作者关于人性、战争的思考作一系统的铺陈。

关于两类矛盾问题的沉思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的初衷是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用说服和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可是自从这个理论提出后不久 ,就开始了全国范围大规模持续不断地混淆两类矛盾的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适时地提出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口号 ,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遮蔽了人们的视线。在依法治国的今天 ,如何区分两类矛盾问题已经有法可依 ,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对于我们处理多方面复杂的社会矛盾 ,化解冲突 ,避免发生危及社会安全的重大事件 ,保持社会的稳定 。

施米特对魏玛宪制的反思及其政治宪法理论的建构

施米特政治宪法理论是其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体系的重构成,也是魏玛德国国家法理论流派中极具挑战性的一支.施米特理论具有明确的魏玛宪制处境,基于对魏玛代议制之思想基础、制度安排与实践表现的全面批判,重申了民主的同质性原理,弱化了民主的自由主义程序属性,为其政治决断论、绝对宪法论和领袖护宪论的连贯性理论建构提供了历史和思想前提.施米特政治宪法理论以其独特的政治概念和宪法概念为逻辑支点,以非常政治为情境预设,以政治同质性和单一领袖人格为理想目标,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具有浓厚的政治神学背景,缺乏可资借鉴的“转型原理”,但在政治宪法核心概念与分析体系上具有重的思想和方法论启示.

中美日大国博弈框架下的中日关系--兼论国际关系中的敌友转换

本文试图把中日关系在不同时期中的转变放在中美日大国博弈的动态框架下进行梳理,以大国战略制定为基本出发点,以内政与外交连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关注国际关系中敌友转换的五个动态因素,即国家利益、力量对比变化、盟友关系、领导人决策、内政外交互动五种变量。文中选择近两个世纪以来三国之间互动中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事件作为节点,总结为八个转折点。之后对中美博弈下的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审视中美日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互动对我们今天研究中日关系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评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从《抗日战争》一书说起

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一书,运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双重变奏,将历史的宏阔叙事与报告文学的细密的节点描绘相结合,全方位、多维度、全景式地再现了那场悲壮的全民族抗战的艰难惨烈的历史。其中对中国人民爱国主义和抗战英烈的敬悼与礼赞,对日方"大东亚共荣"迷思的深入剖解和空前凶残暴行的揭露与批判,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多次战役结局的切中肯綮的辨析,都在严肃冷峻的深沉思考中达到新的学术高度。

法德关系与中日关系比较

战后中日关系与法德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是法德在短短10多年间顺利实现了从宿敌到盟国友邦的历史性和解,而中日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反而陷入困境。德日不同的民族心理、对待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对共同利益的不同认知以及中日之间互信与交流机制的缺失是法德和解与中日关系困境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所在。中日关系要走出困境,必须在日本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共同利益,建立有效的互信和交流磋商机制,同时继续重视民间交流。

马基雅维利的转向——论敌友划分的限度

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可以分为两类,即政治著作(《君主论》、《论李维》和《佛罗伦萨史》)和军事著作(《战争的技艺》),将《战争的技艺》与其他著作对比阅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敌友划分在西方历史悠久,古典政治哲学对敌友划分在军事和政治中的适用进行了严格区分。马基雅维利突破了这一限定,将二者合而为一,模糊了政治共同体的内与外、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其后果是使政治变得更加残酷焦灼,为后来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埋下了伏笔。

论毛泽东的政治策略理论及其现实价值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谋划了许多富有哲理的政治策略。毛泽东政治策略思想的理论来源包括中国传统政治策略思想的熏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策略思想的启示;毛泽东政治策略思想的现实根据包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对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的教训的反思。毛泽东政治策略思想主要包括:将分清敌友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给民众以物质利益和精神寄托,以动员民众参与革命与建设;采取既统一又独立、既团结又斗争的方式建立统一战线;因时代条件不同制定适宜的国际斗争原则等。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具有阶级性、人民性、中观性、相对性、灵活性、博弈性等特点。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具有多方面的现实价值:政治策略的谋划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以民为本;政治策略必须以贯彻政治战略为目标;政治策略应根据政治战略的变化适时调整;政治策略的制定应防范风险。

德意志自由的第一缕气息——克莱斯特《日耳曼尼亚》中的民族与战争观初探

1809年,德国戏剧家及中篇小说家克莱斯特为自己计划出版的《日耳曼尼亚》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政治文章,目的是要为德意志的反拿破仑战争作舆论宣传。这批政治文章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产物,需要在政治历史的框架下进行解读。本文结合《日耳曼尼亚》成文时的政治局势和历史事件,从地缘政治、敌我划分及“总体战”策略等角度出发,揭示了《日耳曼尼亚》中提出的实现德意志民族身份认同的方法及巩固民族认同的途径,认为在克莱斯特那里,民族认同与解放战争构成了德意志民族自由的关键因素。上述结论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克莱斯特的作者身份,同时正确认识克莱斯特的民族思想及其作品展现出的特殊风格。

浅析邓小平对中国新时期外交的贡献

20世纪 8 0年代初 ,邓小平面对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 ,审时度势地及时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对时代主题认识上的突破 ;赋予独立自主外交新内容 ;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 ;摒弃“非友即敌”的观念。

何以“扶友损敌”不是正义——苏格拉底与珀勒马科斯对话疏释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雄辩地证明,"扶友损敌"所定义的正义,是支离的正义,而不是整全的正义,"扶友损敌"也没有揭示出是什么样的更为高级的关切定义并成就了正义。根据柏拉图的哲学体系,这个更为高级的关切应当是善。苏格拉底经过一个曲折的论辩过程驳倒了珀勒马科斯"正义就是扶友损敌"的观点,同时,也确立了正义的古典秉性,即善较正义的优先性。直到今日,试图将现代世界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淖中打捞出来的人,仍要重新接续这一思想薪火。

国家利益的铁律

外交活动乃是国家决策与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统治者为了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国家权力，对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事务做出决策以及运作的国际活动。两宋政权迷恋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铁律，结果一败再败。所以说，决策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政权的生死存亡。

1949年以来划分国内人民范围思想的发展及经验

划分国内人民范围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理论,包括主要任务、主要内容和实现途径等。它运用阶级分析法和敌我分析法,以明确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在各阶级、阶层和群体里,哪些是必须依靠和团结的力量,哪些是必须孤立和打到的力量。1949年以来,划分国内人民范围思想发展历经各个历史时期,既取得巨大成绩,也出现过严重错误。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正确结合,是这个思想正确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前提;科学运用阶级分析法和敌我分析法,是这个思想正确发展的关键;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凝聚民心民智民力,是检验这个思想正确发展的最主要标准。

语境中的卡尔·施米特

“施米特复兴”从德国本土开始,在欧洲传到了法国和意大利,最后传到了美国并经过美国传播到全球学术思想界,成为当今欧美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本文考察施米特思想在德国、欧洲、美国和中国等不同接受语境中被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加以阐释和应用的情况,一方面突出施米特政治思想的基本要义及其时代相关性,另一方面简要勾勒了当今学术思想地图中政治哲学的一些问题线索和论争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