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史会要》“朱谋垔托名说”辨误

《画史会要》是考索明代画家的重要文献,然其编者为明人朱谋垔抑或金赉,尚存疑议。本文通过比勘署名不同的两种《画史会要》版本,同时考察朱谋垔编刊美术文献的历程,认为朱谋垔编纂《画史会要》有案可稽,金赉则为好事者虚造之乌有先生。进而对莫伯骥、谢巍辨伪过度的原因进行分析,于书画文献辨伪之方法亦略献刍荛。

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

赋以铺陈,是乃赋体创制的本质要义。宋玉承接屈辞以定赋体,开启汉赋叙物一途,不关《诗》学之旨。但以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为代表的汉代赋论本于《诗》学经义,强将楚辞纳入《诗》学流变体系,形成以《诗》论赋的既定传统而影响久远;六朝赋论仍之,强调比兴讽喻;而唐以降赋话援取诗法之例,讲求律赋作法,反映六朝骈赋以至唐代律赋的“诗化”演变与铺陈丧失。凡此表现为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在最为基本的观念上有悖赋体创制的本质特点。

石建华中西医结合治疗甲状腺结节治法经验

石建华教授治疗甲状腺结节积累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石建华认为,甲状腺结节的病机核心在于气血瘀滞,因此,治疗的关键在于调和气血。在临床实践中,他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灵活采用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并创新性地将中西医结合,以期达到最佳治疗效果。在用药方面,其善于运用中药化瘀散结,同时结合西药调节内分泌,旨在全面改善患者病情,提高其生活质量。石建华坚持个体化治疗方案、注重整体调理与局部治疗并重的治疗原则,力求在根治疾病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五十二病方》方剂与病类及病症相对应的思维特征解析

《五十二病方》基于“病类或病种-症状群或症状-复方或单药方”临床模式,具备了理法方药体系的基本框架,其方剂与病类及病症相对应的思维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集体表象、互渗律和原逻辑为特征的原逻辑思维应用;直观思维和表象思维为特征的初级逻辑思维应用;原始认知和实证使用的经验型逻辑思维应用。由此构建了初始的临床医学体系,医巫分道扬镳。这种方症对应的思维特征,直接引发创新性的逻辑思维,为辨病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之缘起。

明代三边总督喻时生平著述考

喻时(1507—1571),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官嘉靖、隆庆两朝,前后三十余年间,曾任吴江县令、监察御史、山西巡抚、三边总督等职,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后期,喻时临危受命,总督三边军务,功绩卓然,有力地维护了西北边地和平。其宦迹遍及南北,政绩斐然,声名远播,时有“喻青天”之美誉。喻时一生勤于著述,今有《吴皋先生文集》《海上老人别集》及其它散著存世。

乳腺增生症的发病机制及石建华老中医治疗乳腺增生症的经验

乳腺增生症是以乳房肿块、乳房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良性增生性疾病,其临床症状随情绪波动、月经周期而呈周期性变化,发病人群以育龄期妇女为主,不良生活习惯、不合理饮食习惯、精神因素等为乳腺增生症的发病因素为更明确地对乳腺增生症进行治疗,临床应对乳腺增生症的发病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增加常见症状的重视程度,以此对乳腺增生症进行早发现、早治疗,减轻疾病造成的危害。石建华教授出身医学世家,中医功底深厚,临床经验丰富,在乳腺增生症治疗中有独到的见解。

“恤由之丧”与《士丧礼》的写定

《礼记·杂记》“恤由之丧”一段文字,对于推溯《士丧礼》暨《仪礼》成书至关重要。自唐林宝以来,多将“恤由”解为人名,不可信据。实则“恤”即“恤礼”之“恤”,“由”即“仲由”之“由”。仲由(子路)死于卫国内乱,鲁哀公忧恤其丧亡,遂遣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子路身份为士,故孺悲衔命所学为士丧礼。子路死于鲁哀公十五年冬,先于孔子之卒三数月,而从孺悲学成复命到撰次成书,尚需较长一段时间,故“《士丧礼》于是乎书”,显系书于孔子去世以后。孔子既殁,七十子之徒渐次凋零,孔门后学忧惧礼典坠失,遂效孺悲之举,渐次写于竹帛。中经战国纷乱、嬴秦焚书,《仪礼》至汉仅传十七篇。

论苏轼与元祐秘书省职官的诗歌唱和

诗歌唱和成为元祐间苏轼与秘书省文人交游的重要手段,成为引人注目的诗歌现象。苏轼在元祐间与秘书省职官唱和之作数量较多,他们的唱和之作多出于交游、宴饮、雅集过程之中,基本不涉及时政国事,在新旧法之争、洛蜀党争激烈之元祐间,体现出苏轼与这些秘书省职官们的情感选择。苏轼与这些秘书省职官皆博学高才之士,他们的唱和之作是文人逞才斗艺的一种创作形式,力求诗意深邃、用字精巧、事典广博、用韵严谨、句式规范,体现出“以才学为诗”的特征,使宋诗的题材、笔法、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特点愈加鲜明,为推动整个元祐诗坛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寄情山水——中国山水画与造园美感的成因

中国园林“诗、书、画”三位一体,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造园特征,更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而流传于世,山水画的法则更成为造园的范式,造就了中国传统园林之“美”。从中国文化生成的重要群体——“士”的特征出发,论述了中国园林在特殊历史境遇的中国独有的山水画影响下,从山水画到山水园的发展。以史据考证的方法,说明了中国园林实质为山水园,并在中国山水画影响下生成、演进的历程。印证了中国园林——山水园实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家园,中国传统园林与山水画相互促进、印证,形成中国传统园林的无穷魅力,傲立于世界。

《诗》义解缚与赋体自立

班固“赋者古诗之流”的假设建立在国家盛衰和世运演变的历史推论之上,异于文体流变的观照角度。赋与《诗》制别体,才是自立之本。而“辞人之赋”“日月献纳”只就武、宣为论,在后人接受则扩大为汉赋的整体印象。“不歌而诵”则纠结讽颂歌咏,经传互训,迄今以证辞、赋可歌,比于《诗》制入乐。班固执于讽颂而否定汉赋铺陈,刘勰继以比兴批评汉赋,风、讽、诵、颂纠缠不清,赋、比、兴相与为义,都以《诗》义掩蔽赋体铺陈,卒乃消解赋体自立。经传的训释只在“赋者铺陈”的一般意义上获取《诗》赋与赋体的关联,然“赋”本义究在溥遍广大,“赋”是天下四方无数单个具体之物的类聚。唯以大赋鸿篇大制的巨丽铺陈才合“赋”本义。只有解开《诗》义的重重束缚,才能直抵“赋”义,从而彰显赋体铺陈的本质特征。

作为纪念的空间及其生成——以苏轼东湖故事为中心视域

苏轼东湖纪念空间有三类景观组成:其一,苏轼在凤翔入仕期间率人兴建的建筑物;其二,苏轼所建但居于东湖之外,后来被人迁入东湖的建筑物;其三,后人在东湖之中新建的纪念性建筑物。围绕苏轼和凤翔东湖,每一处景观都有一段流传于世的故事或传说,成为人们缅怀和纪念苏轼时所无法遗忘的一种文化景观。苏轼东湖纪念空间的形成离不开苏轼和凤翔东湖,更离不开基于某种理想而来的纪念之情,后者才是构成这一纪念空间的关键要素。

学科意义上的区域音乐史研究——读施咏《江苏音乐史》

施咏《江苏音乐史》可谓区域音乐史的又一力作,它依托翔实的史料,呈现了江苏历史上的乐人乐事,对于音乐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江苏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在研究方法上史论结合,打破区域之边界、流派之界限、传承之局限,将江苏音乐置于更广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对于区域音乐史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参考价值,对于深化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民之际教育变革的另类风景——《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所引发的学术思考

田正平所著《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聚焦于现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教育变革”,提供了理解清民之际日记资料的教育学视角,为反思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进程打开了新视窗。尤其是对刘大鹏面对教育变革时的心理及应对情绪的分析、将胡适视为为国族寻求出路的精英与教育家角色的定位,以及对竺可桢作为一代大学领袖高尚品格与精神向度的展现,都显明作者把握住了作为社会分层和个体学养形成中具有枢纽性意义的教育环节的重要作用。从后设视角来看,在处理日记这类特殊史料时,应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意识,参证各类材料,才能呈现新问题;而对个案的考察也应摒弃过于主观的思维旧习,还原个体存在的历史语境,客观呈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此外,对清民之际知识精英们的省思不能仅停留在思想的还原层面,还需继续追问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其思想的职守及特殊的历史情境对于这一思想完形的造就作用。

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沿革探讨

该文对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宋代半夏曲的制作方法包括半夏姜汁制饼与制饼后发酵两种,以半夏姜汁制饼为主流。金元时沿袭宋代工艺,半夏曲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医家对半夏曲的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认为“片则刀峻,曲则力柔。”明代李时珍对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混淆问题进行了澄清,韩懋的《韩氏医通》收载了5首半夏曲方,对半夏曲配方的扩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医家在继承《韩氏医通》半夏曲方的基础上,总结为韩飞霞制曲十法;当时的半夏曲与神曲的制作工艺相互影响。建国后,半夏曲的地方炮制经验深受清代影响,地方炮制规范逐渐趋同。该文同时对半夏曲炮制工艺中的“半夏”与“曲”孰重孰轻、半夏的前期处理、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概念区分、面粉用量与添加时机、神曲粉的加入、白矾在半夏曲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十通”乐类的分类沿革及其意义

“十通”是中国古代有关典章制度方面十部政书的统称,共计2714卷,因为都分门别类地搜集、梳理了各有关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清晰、连贯而又有层次,被视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资料渊薮。就音乐史料来看,“三通典”系列的“乐典”、“三通志”系列的“乐略”,记载了上古至乾隆中期的音乐发展线索,“四通考”系列中的“乐考”,则又着重考证了上古至清末宣统的音乐发展过程。作者选择“十通”中所载的乐类分类沿革做比较研究,探讨了乐类史料的分类沿革及其意义,对于建立我国历代音乐发展流变的基本认识应当有所助益。

小麦品种石4366优质节水栽培技术规程

《小麦品种石4366优质节水栽培技术规程》(DB 1301/T 440—2022)规定了小麦品种石4366实现优质节水栽培的基础条件,小麦主要生育期的群体和个体指标,以及配套的关键栽培技术。该标准适用于石家庄市麦区及相关适宜地区灌溉麦田。

“石鼓歌”与宋代士人的儒家理想——兼论苏轼“读书万卷不读律”

宋代“石鼓歌”系列题咏是宋代金石学与文学碰撞的结果。宋代士人通过“石鼓歌”这一形式,开展金石器物的文字考证、史实论辩、审美活动,表达相关政治理想。宋人将学术考辨融入诗歌写作,将个人体验带入历史叙事,表达致君尧舜的政治期许与现实关怀。苏轼、苏辙进而以石鼓这一周宣王时遗物与秦朝统治作对比,思考“王霸之辨”,以儒家礼乐文明的道德理想主义超越法家的实用主义,呈现了金石学背后宋代士人深沉而厚重的精神世界。

中国心画理论与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从写心、适意到求品

中国自宋以降,在苏轼等精英知识分子的自觉引领下,形成了心画(文人画)传统。这也正是川端康成热爱中国宋元美术的重要原因。在“达吾心”“适吾意”以及诗画结合的精神品格等方面,川端康成的文学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艺术追求十分契合。首先,心画理论强调人情味和抒情性,这是宋代文人画家们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士大夫群体的艺术担当之后,着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而川端康成也认为绘画不仅可以写形状物,更可以表达人的潜在的精神世界,这一艺术观念在其《梦》《阵雨》等小说中均有明显体现。川端康成在大量作品中所描写的绘画都是一种“心画”,它们并不是静止的物体,而是精神的流动。其次,中国宋元时代文人向绘画领域的主动渗透和理论引领,带来了绘画“适吾意”的思潮,使得绘画得以抒“胸中盘郁”。在这一点上,川端的文学创作理念与中国文人画家的主张完全相通,因此也使得其小说中的绘画作品具有了内涵的无限性和解读的丰富性。第三,宋代带有精英阶层之精神自觉的文人对绘画提出指导性的艺术理论,在诗画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品格。这种绘画理论也伴随中国绘画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浪潮而东传,这恰值川端康成人生的前三十年,对他的文学道路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心画理论不仅对日本文人画的形成,而且对日本近现代文学都产生了跨文化、跨学科的影响。从川端康成文学的个案可以看到,渗透于域外的中国画论,作为艺术理论的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样态。这一越境的文化传播现象,还有很多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值得挖掘和探究。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