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伙子布朗》看霍桑小说创作的“原罪”主题

本文通过对 19世纪美国著名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短篇力作《小伙子布朗》的分析论述 ,向读者介绍作家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的“原罪”主题。文章指出 ,由于受加尔文教清教意识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霍桑在其创作思想中深深打上了“人人皆有罪”的烙印 ,并向读者展现了作家在此创作思想指导下如何去提示和刻画作品人物内心隐私的“恶”的写作技巧以及宣扬“罪恶是人的本性”的“原罪”主题。

牺牲与救赎:马拉默德笔下的犹太文化母题

美国籍犹太作家马拉默德以犹太人及其生活为素材,创作了一批具有鲜明犹太民族特征、深刻揭示犹太民族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的长短篇小说。《创世纪》、《出埃及记》、《士师记》中的故事情节表明人只有经历苦难、自我牺牲,才能实现自我救赎和救赎他人。《我之死》、《账单》中的小人物甚至用生命来完成一生的救赎。究其原因,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使他们相信负罪——牺牲——救赎是亘古不变的命运程式,然而其救赎的最终结果却是拯救的虚妄。牺牲与救赎这样的犹太文化母题成为马拉默德创作的思想源泉。

浅论霍桑小说《红字》主题的模糊性

霍桑代表作《红字》的主题一直是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道德学派提出《红字》的主题是人类之罪,反映了作者清教徒式的罪恶观,但霍桑对待男女主人公模棱两可的态度却又使人对此产生怀疑。女权主义研究则强调《红字》女主角身上体现的女权主义,而小说蕴涵的女权色彩却又被霍桑字里行间的嘲讽所冲淡。政治学派认为《红字》包含革命主题,而小说中对复辟和恢复秩序的偏好倾向却又反映了作者对社会革命保守、怀疑的态度。新文化论者认为,这是一个关于从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的神话式文化寓言,然而,在小说中却找不到由一条主线贯穿的、统一的文化"神话"。这一切源于霍桑的模糊风格使小说具有多重的复杂意义。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罪恶与自由的双重主题表达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以宗教观念为基础,以精神复兴为主题,以哲学思想为内涵,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双重特质——罪恶与自由。罪恶主要体现在弑父线索和人物内心的表达上,自由主要体现在人物个性和人物思辨的过程中。小说双重主题的表达对当时社会人文主义观念和精神世界的重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智血》中的圣经文学传统探究

作为一名天主教作家,奥康纳深受圣经文学的影响,在创作过程中援引了大量圣经文学资源。在长篇小说《智血》中,奥康纳将圣经文学中的U形叙事结构,血、光、石头、路等意象以及罪恶与救赎的主题巧妙而完美地融入作品中。主人公黑兹尔的罪与赎之路也因此有了特殊的意义。

《原罪》与突围

《原罪》中的作品大多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题材选择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三维构向,并表现出对形成“文革”灾难原因的思考,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和深度。

《莱拉》的宗教主题探微

玛丽莲·罗宾逊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其作品多次荣获文学奖项。罗宾逊于2014年底推出新作《莱拉》(Lila),并入围美国国图奖。新作贯彻罗宾逊以往的宗教主题,同《基列家书》和《家园》共同构成"基列三部曲"。与另外两部作品不同的是,《莱拉》从女性的视角审视基督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远离了《基列家书》中废奴运动、西班牙流感、种族问题等大历史背景叙事,更加关注情感体验,记述了主人公从细碎的生活中体悟宗教的神性,最终获得内心平静和救赎。莱拉的心路历程与基督教的诸多主题(如原罪、性善、流浪、回归等)相互勾连,体现了当代美国文坛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对在美国日渐式微的基督教的缅怀,以及对美国人精神生活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