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反三角算子矩阵的Zhou可逆性

文章研究了正交条件下反三角算子矩阵M=(A I B 0)的Zhou可逆性.由此获得了相关扰动算子矩阵的Zhou可逆性刻画,并给出了相关数值例子.

算子矩阵Zhou逆的几个新结果

文章研究Banach空间上算子矩阵的Zhou逆问题,证明了一定条件下线性算子差的Zhou可逆性,并将所得结果应用到算子矩阵上,获得了相关算子矩阵的Zhou可逆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论要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为我们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包括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启迪。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目标既与传统文化中“天下大治”的最高政治理念相契合,又与传统社会中数千年积淀的社会理想相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寻到极为丰富且厚重的思想渊源,因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角度研究中国走上独特现代化道路问题,首要的应阐释其最主要或是从思想源起上最为久远的内容。具体来看,中华传统哲学中内含的“保合太和”和“容民富众”国家治理观内生出“大道之行也”的社会图景,伴随几千年的文化下移过程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形成了期待“太平盛世”的民心常情。士人阶层的政治抱负与普通百姓的朴素生活理想“上下相通”,为中国人在追求民族发展的道路上提供了基本规范,亦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深厚的中华文化根脉。

“内国”与“外土”:周代铜器铭文所见的两个疆域概念

周代铜器录卣铭中的“内国”及戎生钟铭中的“外土”构成了一对在内涵上密切相关的疆域概念。这两个概念有特定内涵,“内国”意为“内域”,在铭文中指以郑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腹地,这一地区自夏代至两周一直是早期王朝的核心疆域。“外土”为周王朝领土的外层区域,其地存在着大量的土著族群。不过作为周王朝能够有效管辖的区域,该区仍属周王朝之疆域。“内国”与“外土”作为一对疆域概念,反映了周王朝疆域形态及疆域治理均具有多层次性的特征。“内国”是王朝疆域的内层,由王廷所任命的内服职官加以治理。“外土”则是王朝疆域的外层,周王朝于此广设侯、伯贵族以治理土著族群并威慑在其之外的敌对势力。至于“外土”之外的区域,亦可能受到周人的军事打击,但周王朝已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其地已非周之疆域。

国医大师周仲瑛融贯古今创建病机理论新体系学术思想述要

概述了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以创建中医病机理论新体系为核心学术思想的探索历程、学术意义,对其理论内涵进行解读。作为中医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开拓者,周仲瑛教授创建了中医内科脏腑辨证纲要,坚持不懈开展病机理论创新研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充实、发展了中医理论学术体系。在对外感热病和内伤急难症临床诊疗过程中,系统创建了瘀热论、癌毒论等病机新理论,据此立法用药能够提高临床疗效,感悟出辨识病机是辨证论治的关键环节。周仲瑛教授晚年以整体观为指引,提出“病机十三条”,构建了中医病机辨证新体系,突出复合病机、病机要素因果链对临床复杂性病证的指导价值,形成以“审证求机,活化辨证”思想为灵魂的理论。该理论突破了从单一病机或固定证型辨证论治的僵化思维,以整体观思想重构了中医理论框架,是现代中医学的一次重大学术创新。

读《太极图说》对人文医学的意义

宋代新儒家周敦颐改绘了当时流传的“太极图”,并撰著《太极图说》,诠释“太极图”。文章虽然是周敦颐研究易学哲理思想的心得体会,但是蕴含有深刻的宇宙自然科学哲理和广博的人文哲学精神内涵,对于当今医学工作者仍然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浅谈西安的包容精神——以周秦汉唐为例

周、秦、汉、唐均建都古城长安(今西安)。周人以礼仪贤德包容四海,制礼作乐,统治天下。秦人以宽广的胸怀招贤纳士,秋风扫叶,创建基制,震慑四方。汉人以“大一统”的梦想构筑帝国,始开丝路,融合匈奴,汉匈和睦,天下归一。唐人以开放的心态、宏伟的气势以前朝为鉴,创大唐盛世,胡汉融合,万国来朝。故以周、秦、汉、唐为例,论述西安具有的包容精神,以斑窥豹,就教方家。

周天热针法联合穴位埋线治疗女性单纯性肥胖的疗效及对性激素T、LH/FSH的影响

目的:观察周天热针法联合穴位埋线治疗女性单纯性肥胖的疗效及对性激素睾酮(T)、促黄体生成素(LH)及卵泡刺激素(FSH)的良性调节。方法:选取2020年12月—2022年12月本科室门诊收治的女性单纯性肥胖患者90例,将90例女性肥胖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45例和治疗组45例。对照组予以运动干预、饮食疗法以及穴位埋线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周天热针法治疗。比较两组肥胖程度变化及性激素指标水平变化情况。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体质量、腰围、臀围、腰臀比、BMI与F%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治疗组睾酮(T)、促黄体生成素(LH)/卵泡刺激素(FSH)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周天热针法联合穴位埋线治疗女性单纯性肥胖的治疗效果显著,且对女性性激素表达有良性调节作用。

团结与改造: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研究

民族团结是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整个历程。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民族团结的百年探索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由理论原则结合中国国情发展为团结各民族的政纲主张,在人民政权建设过程中由基层探索到顶层设计形成了制度建设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进一步丰富发展为系统的政策实践。在“改造”中寻求团结是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的重要方法论,贯穿于周恩来各个时期推动民族团结的实践。改造即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动中华民族团结与改造的意义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甲骨、金文中的妘姓之周与“洽周”

殷墟甲骨文所见以“周”为名的国族,活动年代要明显早于“太王迁岐”的时间,故无法认定为姬姓之周。本文通过对西周金文的梳理,认为上述“周”族很可能正是铜器铭文中出现的妘姓之周,其所属母族为“■”,势力范围位于晋陕一带。新见太保簋铭的“洽周”当为复合地名,意即洽水流域之周地,在今陕西合阳县境内,或为妘姓之周的族邑。

文通字顺的西周康王之诰命——大盂鼎铭文新释

大盂鼎铭是西周早期唯一接近三百字的完整长篇铭文,内容丰富,堪比《尚书》中的一篇周诰。周诰佶屈聱牙,向来难读。大盂鼎的文字释读问题基本上解决,铭文虽然大致可通,但其中有多处依旧不顺,学者多有争议。本文着眼全篇,从用字、构词、句法、仪节等不同角度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已有观点进行审视取舍,提出己见,疏通全篇。文中区分了铭文中“在”与“才”古今用字的不同,补证“在”读为“载”与“士”;与小盂鼎仪节互证,确定了“妹辰有大服”的含义;从全篇着眼,读“二三正”为“二三政”,等等。重新释读的大盂鼎铭文文通字顺,略无佶屈聱牙之弊。传世周诰比西周金文难读的主要原因是传抄讹误,随着出土文献材料的增多,彼此相证,有望让西周文献逐渐回归文通字顺。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商周时期图腾崇拜文化变迁与鸟禽类意象群的演化

商周时期的诗人们将远古时代神鸟图腾物中的祖先神之象、物候之象、司马之象、礼仪之象、凶猛之象、阳刚之象、慈祥之象、怪鸟之象、益鸟之象等意象原型,逐渐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婚恋之象、贤者之象、政治生态环境之象、社会生活现象之象;同时,他们以“鸒”自由求食之象来象征太子宜臼被废嫡而失位,以捕“雉”之象来象征小人得志而君子罹祸。这些鸟禽类意象以图腾崇拜为前提,原始象征意义变得隐蔽,习惯性联想形式成为显性因素,从而显示出由图腾对象到占卜形式,再到民俗物候乃至审美意义动态变化的发展链条。由于鸟禽意象中融入了作者对自然观察的感受,展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与政治生态环境,使原始兴象所体现的习惯性联想与象征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点。诗人们以此来建立意义与兴象之间的多种关联,自然表现出多种象征意蕴,让读者产生一种感官愉悦之美、心灵愉悦之美与时空意识之美。

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重修与道学思想的复兴

重修白鹿洞书院是朱熹道学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展开,朱熹借此以官方力量宣扬周程道学,建立道学思想的根据地,对此后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意义。朱熹力主周程道学,批判佛老之学与儒门内部王学、苏学,以扭转道学的弱势地位。朱熹复活书院的活动与其弘扬道学的目的紧密结合,他采取了请求朝廷支持、刊刻道学文字、撰写诗文、开展讲学、确定学规等多种形式。朱熹竭力树立周敦颐在理学道统中的开创地位,确立了白鹿洞书院作为道学重镇的意义。

《仙传拾遗·马周》的文本建构及寓意——兼论神仙传记对历史人物的神性叙述

神仙传记的一般模式为“仙真养成记”或“仙真灵验记”,而《仙传拾遗·马周》一文打破了既往的写作模式。杜光庭在文中着意表达的是一位迷失本性的仙官如何寻回本真的过程。杜光庭将马周设定为华山素灵宫仙官,奉仙王之命赴长安辅佐李世民安邦定国的情节设定,说明他把道教与李唐王朝的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论是长安与华山的地理位置,还是马周与李世民“君臣道合”的关系,杜光庭都对此进行了周密构思,以强化道教的“国教”地位。此文虽是为马周立传,但主旨却是在传递“君权神授”的天命观。这种天命观深植于中国的古史文化传统中。

庄子何以“增强”人类?

庄子摹状了一个“道-技”世界,在增强技术与增强观念的不一不异中探寻“真知”,这有助于当代新兴增强技术确定自身的境域,从而不断校准方向。认识论上,“彼”“此”对偶却“劳神明为一”等命题揭示了增强技术“不得已”的“知”境,要求不断掌握律令式的必然。存在论上,“仅免刑焉”等观念透露了增强技术“不得已”的“世”境,突显了人生无可奈何的偶然。方法论上,唯有“与物为春”,兼顾必然与偶然,瞻前顾后而又全景式预演,当代新兴增强技术方可获得“不容已”的当然。这种当然在总体上只能是个体性的,人类增强的共同事业只意味着各有限性个体存在的实现和完成,因此“吾从周”也即恢复“周政”也就成了当代新兴增强技术的本质选择。

西周时期南阳地区的封国和方国

西周时期,今南阳地区内分布有不同类别和不同规模的国家。然而,迄今尚未见有对此进行探讨的专文。将文献记载同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并相互参验,对西周时期今南阳境内众多的国家进行系统研究,可以发现西周时期南阳地区的封国和方国有楚国、申国、谢国、吕国、蓼国、唐国、鄀国、鄂国、养国等。

说古书中“夷”的一种特殊用法

古书中“夷”的用法很多,大多数都比较明确,较为复杂的是所谓“发声”的“夷”(郑玄说)或“语助”的“夷”(王引之说)。近年清华简等材料中也出现了少数难以理解的“夷”,有的学者就沿用“发声”或“语助”的成说来说明其用法。对此加以重新检讨,并结合于鬯《香草续校书》对相关用例的理解,补充上博简相关通假用例,可知这些所谓“发声”或“语助”用法的“夷”都应当读为“逮”,表示“及”的意思。这样,《周礼》《孟子》以及清华简当中相关用例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

五四运动以前的荷马

荷马是西方百代诗宗,但他并不是迟至20世纪才进入中国人的视域。早在明清之际,荷马便以“阿嘿汝”或“何默乐”等意大利文或拉丁文音译在华现身。进入清末,荷马之名的音译更是五花八门,直至梁启超推出《饮冰室诗话》后,今日通用的“荷马”才一锤定音。荷马当然是史诗大家,而“史诗”一词的定译,也要等到清末才由入华传教士译出,然后经日本汉字吸收,再由彼时的留日学生或革命党人传回中国。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中译,在晚明及晚清也同样可见,虽然仅译出区区数行。本文从考证的角度出发,最后再拉回到中国人的荷马研究。

演化博弈论视野中的周礼与暴力——以春秋与东汉为历史切片

西周建立以后,基于宗法的周礼对军事行动合法性的约束曾长期有效,与之对应,《司马法》《六韬》等周礼色彩浓郁的兵法亦强调战争的伦理性质对战争自身胜负的重要影响。但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周礼对于军事行动的约束作用逐渐衰微,战争中的欺瞒等非伦理行为也日益频繁起来。作为春秋中晚期战争实践学术反思的产物,孙武的《孙子兵法》基本绕开了对于战争伦理性与合法性的讨论,并毫不掩饰地探讨诈谋的使用,最终完成了对基于周礼的西周军事观念的“马基雅维利式转向”。解释这一转向的主要资源将来自演化博弈论。大致而言,周礼在战场上的应用是以基于贵族核心地位的车战为技术载体的,而随着春秋的争霸战争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拓展到了不适合车战的中原边缘地区,步兵战法便慢慢淘汰车战,并由此边缘化了贵族的军事—政治地位。而步兵在古典中国语境中的廉价性又降低了每一个普通士兵的博弈权重,由此铺就了通向秦政之路。代秦的两汉虽然在表面上崇周,却已无法恢复周政下的贵族博弈传统。毋宁说,在东汉朝政中进行政争的各种势力——宦官集团、外戚集团与清流集团——都因自身的“祛地域性”而丧失了在必要的博弈缓冲区内长远筹划的能力,而往往本着赢家通吃的妄念而进行不必要的政治冒险。而鼓吹复仇的公羊学又在意识形态上为这种冒险提供了思想助燃剂。汉末大内战的不可避免性,由此便得到了一种基于演化博弈论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