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孤芳与微澜——以备受争议的《石鼎联句》为中心

联句创作是韩孟诗派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奇诡诗风的重要表征。综观《石鼎联句》千年阐释史,朱熹-魏源一派“去序考诗”的研究路径颇具价值。沿此详加统计分析,不难窥见韩愈联句区别于其他唐人联句的形式特征,以及富含政治讽谕和人性反思的意义空间,而《石鼎联句》适与韩愈联句的各项特征高度吻合,联句作者、本事及作年遂得一一落实。由此可见,《石鼎联句》不仅忠实继承了韩孟诗派鼎盛时期的联句形制,而且在最具难度的借物托讽一脉上着意用工,踵事增华,突破了双人联句平分秋色的基本格局,孕育着韩孟诗派结构性变革及其与古文运动融合发展的美妙契机,可谓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重大关捩。

健康青年人头发表面细胞的扫描电镜观察

作者应用扫描电镜研究了头皮百会穴处10段头发.材料取自甘肃省汉、满、蒙.回、藏族在兰州医学院学习的健康学生.毛干上皮表面的超微结构清楚可见,最外层细胞呈屋顶叠瓦状排列,叠瓦状细胞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即汉藏类和满蒙回类.五个民族头发的上皮聚类分析不同,从大致轮廓来看,头部百会穴处头发毛干,似与民族的形成有关.

欧、梅对韩、孟的群体接受及其深层原因

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不仅可从个体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更须从群体角度认识其特殊意义。推名、唱和、联句、拟作是欧梅群体接受的主要方式;诗歌表现手法和形式技巧、美学风格、创作理论等是其接受的主要内容;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革新诗风的强烈愿望、相似的生命体验和知己之情是其接受的背景原因。

河北汉族、蒙族、满族三民族8对遗传性状基因频率分析

目的 :为了探讨遗传性状与种族差异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采取统一发表 ,在老师的配合下根据吴汝康等人的“人体测量法”对河北汉、蒙、满三民族共 74 6人的 8对遗传性状进行了调查。结果 :计算出每对性状的出现率和基因频率 ,分析三民族之间的差异 ,并且与我国其它民族进行了比较。结论 :不同种族遗传性状有明显不同 ,在进化过程中不同种群形成了不同的基因库。

论韩孟诗派的形成

从比较系统、全面的观点看,韩孟诗派的形成有诸多方面的因素,呈现为特定的过程。在韩孟诗派的形成过程中,孟郊是诗派的开创者,其诗歌创作具有范式意义;韩念在文坛上领袖地位的确立,吸引了一批艺术趣味相投的诗人,对诗派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孟郊“求奇”的艺术追求,经韩愈推扩,影响到卢全、刘叉、李贺等人,遂成为韩孟诗派共同的诗歌审美指向;洛阳唱和,韩孟诗派最终形成;元和六年韩愈回长安后,诗派解散,贾岛改弦更辙,意味着晚唐诗的到来。

试论韩孟联句诗

韩愈和孟郊在短短的几个月就创作了一大批联句诗,不能不说是诗歌史上的奇迹。且这些联句诗的风格由个性鲜明逐渐向不分彼此过渡,最终达到了琴瑟相和的境界,这不仅有客观条件的因素,更重要的还是二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韩愈尊崇孟子探因——兼论唐人对孟子的接受

初盛唐人对孟子的接受,主要表现于引述孟子的言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中晚唐人发展为对孟子的学说进行专题讨论,显示出对孟子更高的兴趣。其中,韩愈崇孟最具推动力。韩愈自身的儒教学养及其欲以道统自振一代的抱负和理想是其崇孟的学缘基础,而其崇孟的根本原因,在于孟子的思想可以为中唐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疗救的药方。韩愈以孟子的君臣之论反对藩镇分裂,以孟子的心性说为排佛的思想武器,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君主秩序,维护国家的统一。

论韩孟诗派的组合条件及其文化史意义

作为中唐时期的重要文学流派，韩孟诗派的聚合有其必然性。首先与大历、贞元年间江南诗人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其次诗派成员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乃至遭受压抑的现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具体诗人个性禀赋及气质趣味相似相投。韩孟诗派以奇险为创新的艺术精神与总体风貌，既有时代因素的促成，又有历史传统的延承，表现为审美时尚与诗史进程的联结与交汇。其结果既是诗人艺术个性的发挥，又是时代性文化精神的体现，更是文学史逻辑推衍的必然，具有多重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意义。

论皎然诗学理论对中唐诗人创作之影响

皎然《诗式》重视诗中思理,苦思为诗,以作用为尚,可视为中国诗歌转型的理论标志。其在诗学理论史上的影响深远,但最直接的自然是影响了中唐诗人的诗歌创作:皎然与吴中诗派诸人交往甚密,且有诗往来酬答,其理论主张自然会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其后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也深受其影响。

李白《与韩荆州书》《赠孟浩然》著年考论

本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 ,从李白与孟浩然的交游、孟浩然和韩朝宗的交游进行综合考察 ,并依据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诏令 ,结合诗文内容 ,重新考订李白《与韩荆州书》不作于开元二十二年 ,《赠孟浩然》诗不作于开元二十七年 。

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

李贺对《楚辞》有一种特殊的兴趣与偏好,他与屈原相似的遭遇、相似的现实语境,使他在情感上容易与屈原产生共鸣,这是他对《楚辞》接受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还与韩孟诗派对《楚辞》的继承有一定的关系。

寒国考

古寒国出于逢蒙氏,逢蒙氏又为史前祝融部后裔豢龙族的一支。"五帝"时代后期,这一支族自今豫东鲁西地区迁居潍淄流域,夷夏交争之际一度依附于"因夏民以代夏政"的有穷氏后羿,后取代有穷氏而自为盟主,直到夏王少康即位前复为夏后氏所灭。按古本《竹书纪年》所记,寒国的存续年代,若从寒浞杀羿算起,至寒浞被杀为止,前后凡76年(约公元前1910-前1835年)。由部族史到华夏史,寒国的兴亡是个转关。民间传说的嫦娥本称"恒娥",为女巫之通名,其原型可能是寒国的女首领,亦即逢蒙氏之女祖。

韩孟体论析——以韩孟联句诗为中心

学界对韩昌黎体和孟东野体诗歌论述周详,却未见对韩孟体诗歌的探讨。今从文献材料入手,以韩孟联句诗为中心,从三个方面对韩孟体诗歌加以述论:一,韩孟体诗歌称谓来自清代,与韩孟联句体密切相关,而韩孟联句体则源于北宋;二,韩孟体指五言古诗,运用铺叙手法,叙事为主、夹有议论,篇幅长,押险韵;三,韩孟体称谓的提出,彰显清人尊体意识的强化,促成清代仿韩孟联句诗创作的繁荣。

论元明八仙戏

在元明杂剧中神仙道化剧所占比例很大 ,而八仙戏又是神仙道化剧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元明八仙戏的情节结构与叙事意向受到唐传奇《枕中记》很大影响 ,但由于时代精神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艺术风貌。元代八仙戏以马致远的创作为代表 ,他与李时中等人合作的《开坛阐教黄粱梦》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明代汤显祖创作的《邯郸记》是八仙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赵孟介壶新研

赵孟介壶，共两器，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该器有铭文19字，铭为：“禺（遇）邗王于黄池，为赵孟疥（介），邗王之悬（锡）金，台（以）为祠器。”（《殷周金文集成））9678及9679）该器自出土以来，已有十余位学者对之进行了探讨。目前，诸家对该器年代的认识基本一致，多数学者认为该器作于黄池之会后不久，即公元前482年或以后不久。

陈梦家与汉简研究

陈梦家首次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汉简,即把简牍作为烽燧遗址的出土物,全面进行考察,《汉简缀述》是其代表作。此外,他对简牍形制学的探讨,不仅拓宽了简牍研究的内容,而且为简牍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三十年韩孟诗派研究综述

韩孟诗派作为中唐时期重要的诗歌流派,风格独特,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多集中于个体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开始从诗歌流派的角度对韩孟诗派进行整体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不乏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本文从韩孟诗派整体研究的角度出发,分别从形成研究、思想研究、风格研究、题材研究、影响研究、专著研究等六个方面对近30年来韩孟诗派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分析,以便了解当前研究现状,并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

韩孟诗派咏物诗艺术特征浅论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此外还包括贾岛、卢仝、李贺等人。在中唐后期的咏物诗创作中,韩孟诗派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们的咏物诗寄托深邃、内涵丰富,在对外物的吟咏中,寄托了诗人对社会和世态的批判。另外,他们还在创作中刻意通过大胆丰富的想象和新奇反常的立意,追求一种生新、奇峭、怪异的风格,达到以丑为美的审美效果,给咏物诗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从《广武将军□产碑》看关中少数民族姓氏的变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民族众多的国家,经过长期历史积累,保留至今的姓氏多达万种。虽经时代变迁,但考证今天的一些姓氏,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与古代一些姓氏之间的某种关联。基于此,本文以文献记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活动频繁的陕西省白水县为例,结合该县出土的《广武将军□产碑》的碑铭材料,并辅以相关文献资料,论述了该县今天的居民姓氏与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姓氏之间的关系。

仕胡汉臣的历史评价分析——以李陵、王猛、许衡为典型样本

儒家"华夷之辨"的思想影响着人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尤其那些本为华夏之裔却身事夷狄之廷的"失节"汉臣,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承受着极大的舆论压力。李陵、王猛和许衡是中国历史上仕胡汉臣的三个代表,后世文人对他们的看法不一:对李陵个人以同情为主,但却一致反对其效忠匈奴之举;对王猛毁誉参半,多认为他不应效忠前秦,但到清代中晚期开始出现反调,认为忠于苻坚也是一种君臣之义;对许衡则以称赞和辩护为主,但其中仍暗藏"仕元是罪"的逻辑前提,直到清代中晚期士人的史论中,才对元朝的正统地位予以不加保留的认可。这些历史评价表露出不尽相同的华夷观念。我们从中能够窥察到中国古代文人对华夷伦理与民族问题的调适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