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梅村“三行”诗对杜诗“三吏三别”的接受

吴梅村的“歌行”诗最为时人称道,其中《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对杜甫的“三吏三别”多有接受。《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以重大现实事件为题材,以今昔对比、官民对比为主线,语言通俗平实,诗史思维贯穿其中。梅村“三行”诗在接受杜诗“三吏三别”叙事手法和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多方融合与创新,造就了吴梅村歌行体叙事诗的新境界,享誉清代诗坛的“梅村体”与梅村对杜甫“史诗”传统的继承和接受关系密切。

明季清初滇南诗僧苍雪论略

苍雪是明末清初著名诗僧 ,吴梅村、王士祯对他的诗作均有至评。本文在略述其生平的基础上 ,以期对其诗歌和在清初吴中诗坛的影响作一准确的评价。

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作期考

作者依据近年来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考证了清初大诗人吴梅村部分七言歌行如《永和宫词》、《东莱行》等的作期,纠正了旧说的谬误。

论清人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以《吴诗集览》为中心

吴梅村的诗歌在清代已有"诗史"之称。靳荣藩的《吴诗集览》作为最早的吴梅村诗歌笺注本,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颇有代表性。《吴诗集览》沿袭《本事诗》中的"诗史"观念,详证梅村诗中的史实。《吴诗集览》征引的材料仅限于《明史》及《御撰资治通鉴三编》,使梅村的"诗史"精神打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另外《吴诗集览》忽视了吴梅村"诗史"观念中对士人心态史的关注。

论吴梅村与岭南文化

由于吴梅村一生活动范围主要在江浙一带,故学界特别重视江南文化与他的文学创作之间关系,而对于他和岭南文化的关系则甚少提及。尽管吴梅村在世时很少涉迹岭南,但他的一些作品却牵涉到岭南文化,故探讨他和岭南文化的关系就显得相当重要。本文主要从他对岭南文化的吸收、创作、传播三方面进行了探讨,力求能从新的角度对吴梅村及其作品作出阐释。

吴伟业梅村考略

梅村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的私家园林,为张南垣的代表作品。对梅村的位置及周边环境进行了探究,对吴氏购园时间与张南垣交往时间进行了考证,对梅村经营历史分为三期进行了详细论述。梅村位于清太仓城中长春坊内太仓卫东,占地百余亩,为大型私家园林。梅村虽居城市地,但位置幽僻,锦溪为梅村提供了景观水源。其前身为王士骐贲园,在此基础上吴伟业请张南垣进行了改建,保持疏阔自然的特点。梅村存世近150年,乾隆后期园废。

论吴伟业的宗唐诗学观

在唐宋诗学论争中,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初学"长庆体",其歌行诗"梅村体"风行一代。其诗歌创作以宗唐诗学为主,初始以云间诗派的宗唐诗学渊源为基础,并博采唐人众家之长,形成自己力传大雅的唐音之作;在具体诗歌创作中,以"史外传心之史"创作手法对宗唐诗学开创发展;最后以才思、性情、学识开创了宗唐诗学理论,其理论与创作实践均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规摹秦柳与以诗为词——论吴梅村的词学思想及其创作转型

吴梅村词学思想的要素有:词人需学识和才华兼备;倾慕秦观、柳永词风,以"巧构"为尚;推赏陆游词的萧散不拘,因时而变的创作观念。梅村早期词绮艳纤巧,因袭时风,但在语言和造境上却不乏巧构;甲申国变之后的词作,多"悲歌侘傺之响",以吞吐顿挫的笔法出之,词境沉郁阔大。梅村词在易代前后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在心理层面上是为了表达其政治态度,用词这一适于寄寓言外之意的文体诉说其经历明清易代的复杂心绪。

情感的双声重奏——论吴梅村《秣陵春》传奇的隐喻修辞

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诱导下,梅村在《秣陵春》传奇的标题、开场、开头和结尾、主题、叙述层面、背景和人物、篇章层面灵活地运用隐喻,形成蕴纳情感双声重奏的文本结构,实现了作者“寄慨兴亡”的创作意图。同时戏曲的意义深度得以拓展,给予读者独特的审美认知和深切的审美体验。

近三十年吴梅村诗歌研究述评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吴梅村诗歌研究突破了一片荒凉的局面,无论是资料的搜集还是文本的研究都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学术界形成了以吴梅村忏悔意识、诗史观、"梅村体"等为主的研究热点,吴梅村其人其诗得到了重新考证与评价,并且研究趋向呈现出数量上增长、深度上拓展等特点。与此同时,吴梅村诗歌研究仍然存在着研究视角单一、方法陈旧、部分内容研究不足等缺陷,需要学界进一步将研究推向深入。

吴梅村绝笔作论异

本文针对陈书录《吴伟业负恩自悔心态与病中(临终)诗词文三体之比较》的讹误及偏颇处进行考辨商榷。

“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吴梅村诗《王郎曲》中的忏悔情愫

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因曾屈节仕清,其后半生都处于深深的忏悔之中。为找回自己失去的人格尊严,重建为自己不光采的行为所破坏的道德信仰与价值观念,他作了艰苦的挣扎与努力,即用发愤著书的方式来鞭挞和解剖自己卑琐懦弱的灵魂,以此获得心理良心的救赎。他的诗歌《王郎曲》就是这种心灵轨迹的反映。

吴梅村《水绘夜集图》辨伪

吴梅村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其相关文献向为学界关注。2013年11月,福建静轩秋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出吴梅村《水绘夜集图》手卷一件,其中有署名吴梅村跋语两则,记载吴氏与冒襄在顺治三年(1646)即有交往,而吴梅村《冒辟疆五十寿序》一文明确记载二人交往始于顺治十七年(1660),可证《水绘夜集图》跋语不真;加之第一则画跋中五言诗系晚清王闿运之作,第二则画跋系抄撮吴梅村诗文而来,这些诗文原本与冒襄无涉。故此图应是伪作。

论史官心态对吴梅村戏曲创作的影响

吴梅村所写的三部戏曲均为历史剧,部分学者已对此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吴梅村的史官心态与其戏曲的关系,人们却较少关注。他的戏曲作品中的题材选择、人物评价以及典故的运用等,都与其史官心态密切相关,可以说,抓住史官心态这条线,就找到了读懂吴梅村戏曲的一把钥匙。

“道衍终为未了僧”—吴梅村与佛禅的关系及对其诗歌的影响

吴梅村深受当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氛围与家庭环境影响,信仰佛教,为寻求解脱与僧人交往。禅宗对梅村诗歌影响包括:山水诗作中对禅境的追寻;以禅语入诗;成就最高的两类诗中吸收禅宗思想(空幻观、宿命观、自悔救赎),使诗歌呈现出悲壮美。

吴梅村书写的“甲申之变”期间的社会状况及其批判

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变",诚为天崩地裂之年代,明王朝为李自成所倾覆,崇祯殉国,不久清兵入关,中原易鼎。吴梅村在"甲申之变"期间所书写的关于他自身避乱、皇室悲剧,并对不忠将领以至于由清政权所造成的社会各阶层的艰难困厄做出批判。吴梅村之诗书写细腻真确,在"正史"之外,为我们提供了明清易鼎之际社会各阶层状况的另一幅图像。

吴梅村三上京师勘实

吴梅村三上京师是被胁迫的,也随即落入清人清查陈名夏南党那政治陷阱里头:他不仅自己被封了“猴”,动辄得咎危机四伏,还殃及妻孥赔了夫人——继妻浦氏暴毙。如此,他焉能不反,又焉可不反?事实上,吴梅村三上京师这三年,也是他讽刺挖苦奚落清人、讽刺挖苦奚落清顺治帝的三年,更是他宣泄明亡不甘呕歌复明斗争的三年。他之所以会仇清反清,这三上京师的遭遇恰恰是一极其重要的现实缘由或曰切身缘由。

史官心态下的吴伟业咏史词研究

吴伟业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词人,因其自幼熟读史书,为官又历任史官,形成了他独有的史官心态。生际鼎革,屡遭蹬蹭,吴伟业受尽痛苦而又无能为力,因此将亡国之痛、生存大苦、满腔愧疚与求隐而不得的多样情感都灌注于咏史诗词之中。吴伟业的咏史词通过对近人近事的描写,鲜活而生动地展现了战乱之后的社会创伤。其词不仅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史官的历史责任感,更是他心灵深处的真实写照。

吴梅村前后期诗歌风格的一致性

以往论者多认为吴梅村前期诗歌有"风流"之色,后期诗歌呈现出"激楚苍凉"之气,前后期风格迥然不一。然而,吴梅村诗歌的浑厚之色在早期就已经基本形成,并在后期得以继续成熟,从这一方面讲,其诗歌风格在前后期有一致性。另一方面,由于后期坎坷特殊的人生经历,吴梅村诗歌呈现出更丰富的时代与个人特色。讨论吴梅村诗歌风格的一致性既是正视诗家创作个性和历史大环境的共性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是了解明清之际文人创作心态的途径。

吴梅村三上京师所面临的局势及其自我防护

本文拂去历史的尘封,端出吴梅村三上京师所面临的险恶局势及其自我防护之一策,以供论者参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