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视域下的宋人贬杜论平议

在“以俗为雅”观念的影响下,宋人对杜甫诗中善用俚语、即俗为雅者推尊颇多。然而,杨亿、欧阳修、苏轼、吕本中等人尝有杜诗“不免村夫子”“有俗气”“真村陋”“颇近质野”之论,洪迈、严有翼等亦尝围绕着“友于”一词的使用,斥杜“未能免俗”“徇俗太过”。诸家贬杜由单纯指摘杜诗之俚俗,到客观评价其“俗不害雅”,再到针对具体俗词,与尊杜者观点相击撞,充分挖掘杜诗中的“俗中之雅”,这些对杜诗用俗不同程度的认识与批判,体现着宋人“俗”概念的不断深化,也折射出时人雅俗观的渐次演变与成熟。

从北大汉简《妄稽》和敦煌《丑妇赋》看俗赋流转

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开启使俗赋进入研究者视野,而2009年入藏北大的西汉竹简也有故事类俗赋,有力证实了在文人弃俗从雅的散体大赋、抒情小赋之外,还存在以讲演故事、滑稽幽默为旨趣的俗赋,这为西汉至唐的俗赋演进扣上了极为重要的一环。其中北大汉简《妄稽》与敦煌《丑妇赋》都以家庭婚姻生活为题材,分别塑造了一位内外皆丑的女性,以此可以窥见从汉至唐的俗赋在意蕴主题、形式语言、赋诵艺术三方面的传承与新变。

俗赋传播的途径与方式

俗赋产生于民间,在其文人化以前,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文体样式。虽然我们至今尚无确凿史料可徵,但从一般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历程来看,俗赋这种艺术形式必是在民间流传甚广、甚众,才会被文人士夫所注意,才会引起深居宫廷的统治者的兴趣。民间俗赋传播的方向是"从民间来,到民间去",其传播方式主要是"口承"的,其受众(读者)是"最大多数的喜闻乐见者";文人赋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文字"的,其传播方向是"从民间来,到文人中去"。此外,俗赋进入宫廷之后便有了"官方"传播渠道,宫廷内外的统治者、皇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文人群体,成为传播通俗文学(俗赋)不可忽视的力量。

汉魏六朝调笑戏谑类俗赋

对汉魏六朝时期调笑戏谑类“俗赋”和相近作品进行了勾稽,对其文体特征进行了分析。这类俗赋以论辩的形式展开,韵诵是其主要传播方式,文体上整齐的节奏、和谐的韵律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反映。

论赋之“俗”与“俗赋”——兼论尹湾汉简《神乌赋》文体上的承传及性质

目前文学史上的“俗赋” ,主要指唐以后出现的以叙说故事为主、语言通俗的赋体文。从《神乌赋》与四言赋及俳谐文的承传关系中可以看出 :赋原本来自民间 ,自俗 ;赋入汉宫乃以俗为乐 ,所谓的“文人赋”正是汉代俗体雅化、散文诗化的结果。如果称《神乌赋》为“俗赋” ,那么此赋倒可谓赋体的本色、正宗。

南朝文人以应用文形式写成的诙谐俗赋

南朝文人借用“千字文”、笺疏、檄移等应用文形式创作的作品,嘲谑谐趣,语言通俗。韵诵是其主要传播方式,文体上整齐和谐的节奏和韵律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反映。它们在文体性质上属于俗赋的范畴。

汉魏六朝俗赋与乐府的关联谫论

俗赋和乐府都源于民间,都是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反映。二者相互影响并互为接受,这主要表现在题材、手法和传播方式等方面。其中,揭示底层民众生活的悲惨境遇、叙说禽鸟故事、调侃人物的丑陋以及对美女的歌颂等构成的主要内容是产生交互的基础;而赋体长篇铺排和篇末"乱"辞对乐府的影响与乐府机构"采赋入诗"活动对俗赋的影响则是交互作用的必要条件;在传播方式上,表演者、表演时间、表演地点、表演目的和受众群体的类同则是交互发生的根本原因。

从饮食描写看杜诗对俗文化题材的开拓

饮食文化是中华民俗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发展至唐更为鼎盛,故以诗歌中饮食描写作为观照俗文化进入唐诗的切入点具有代表意义,而盛中唐之交的杜甫乃是将俗文化题材在唐诗中作深入开拓的第一人,其饮食描写不仅在数量质量上远超前人,在类别上进行更广泛的扩展,且以写实性的叙事化、本义化手法再现了日常生活的原貌,加快了文学平民化的进程,对中唐至宋的诗风俗化影响深远。

祈愿类俗赋举要(一)

俗赋除了具有铺写、用韵、虚拟等赋体特征之外,又兼有浅近、诙谐、实用等的俗文学性质。依俗赋的特质,可将其分为祈愿、诙谐、故事寓言、隐语、认知、铺叙、论辩等类。祈愿类俗赋有驱傩辞、上梁文、撒帐辞等民俗应用文。祈愿类的俗赋含有基层民众的生活愿望,表现出铺排的文学效果,兼具有民俗研究与文学欣赏的价值。

祈愿类俗赋举要(二)

俗赋除了具有铺写、用韵、虚拟等赋体特征之外,又兼有浅近、诙谐、实用等的俗文学性质。依俗赋的特质,可将其分为祈愿、诙谐、故事寓言、隐语、认知、铺叙、论辩等类。祈愿类俗赋有驱傩辞、上梁文、撒帐辞等民俗应用文。祈愿类的俗赋含有基层民众的生活愿望,表现出铺排的文学效果,兼具有民俗研究与文学欣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