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学术”: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史语所学派的建构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了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典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发明学术”为定位,通过征稿、审稿等制度提升学术论文的质量,着力打造学术重心,注重培养学术后备军,推动了史语所学人的代际转换。因此,《集刊》可谓为建构史语所学派的主要阵地之一。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近代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过团队搜集资料,积累了大量的档案文献,整理出版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史料集、调查报告和论著,从而奠定了在学界的重要地位,树立了学术研究的新风气,成为学人效仿的榜样;其还利用商务印书馆的销售渠道,以及运用现代传播媒介,通过设置“议题”,使其学术理念、治学主张和研究方法得以迅速传播,渗透至文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汇聚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发展成为近代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典范,并与国外汉学研究产生交集,跨入国际学术之林。

中非语言类型研究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文一方面从学术史的角度述评非洲语言研究对于语言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需求思考非洲语言研究的现实意义,从而论证中非语言类型研究在新时代中国语言学学科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论中国语言学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不同于已有《中国语言学史》类著作的写作模式,中国语言学学术思想史的写作思路是把中国语言学史放在中外社会发展和中外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进行撰写。在此视角下可以发现中西方语言学史的发展规律是一样一样的,都经过了哲学孕育时期、语文学时期和语言学时期。

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台湾文学研究前沿问题（笔谈）——关于台湾文学答客问

本专辑集中讨论了台湾文学研究的一系列前沿问题：当前台湾文学的主流；“重写台湾文学史”；台湾文学的史料发掘的意义；祖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新空间的展开；“现代性”与台湾文学研究；分析台湾文论的后结构转型及其影响；提出从文本的语言形态进入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的理念。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段王学术风格略论

清代朴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顶峰,段玉裁与王念孙父子是乾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学术界段王并称,其实段王的学术风格是不同的,段王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尽管段王治学风格有异,但都与现代语言学息息相通。乾嘉以来,朴学形成了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学术传统。这种务实求真的学风一直是学术界的主流风格。

文献整理学术传统对古籍数字化的参照价值(之一)——以“会通观”为例

作为一种通变适用的哲学思想,会通观源于先秦学者对礼制的考察,其后渗透到史学、文学及文献学等领域。在漫长的历史研究和史料编纂整理实践中,会通观形成了综合性通史、典制体通史和类书三大编纂成果。对于当今的古籍数字化而言,会通观既有认识论价值,亦有方法论价值。根据会通的思想,文章重新阐释了古籍数字化价值的本质,指出会通观对于当前古籍数字化实践的参照价值有三:一是整合各类古籍数字资源;二是系统集成储存、阅览、检索和研究支持功能;三是加强古籍知识的深度开发和增值利用。

顾颉刚先生与中山大学

顾颉刚1927年4月至1929年2月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历任史学系主任、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等职,并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研究工作。他对中山大学的学科建设、图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优良学风的形成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今天的中山大学已有很大的发展,顾先生当年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他所提倡的优良学风得到发扬光大。

史语所迁台与1950-1960年代台湾的人文学术建设

当代台湾地区人文学术的建构,无疑以1948年底前中研院史语所的迁台最具开局意义。当此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局之际,尽管史语所同仁在学术和政治的复杂抉择中心态纠结,却始终坚持了以学术为本位的进路,筚路蓝缕,从专业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规范的确立等方面,为台湾现代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不拔基业。由此写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章,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陈寅恪与季羡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比较佛教语文学在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可以明显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三变”和季羡林先生的“佛教语文学三转”之不同，佛教语文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完全不同的演进轨迹从而显现。陈寅恪先生因“史学三变”而灿烂夺目，季羡林先生则因“体”一“用”一“体用圆融”的“佛教语文学三转”而彪炳辉煌。

汉语词源探求:历史、误区与前瞻

一部汉语训诂学史,也包含一部汉语词源探求的历史。联系训诂学史,结合汉语词源研究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汉语词源学史可分为五个时期:(一)释名学时期;(二)右文说时期;(三)乾嘉音义学时期;(四)文始学时期;(五)词典学时期。历史悠久、材料丰富、方法实用、成果丰硕是以往词源研究的总体特点,但存在着用文字的方法研究词源、字源当作词源、一词多源、拘泥于传统训诂等方面的误区。未来的词源研究应实现两个转向:系源转向推源,描写转向解释。

关于韩国语语言史观

文章在评述韩国和朝鲜学者不同的韩国语语言史观的基础上，就韩国语语言史观研究中的学术态度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认为：必须在科学的基础上阐述韩国语语系说和韩国语形成史，以保证它的科学性；应当尊重历史，克服实用主义学风；不能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出发，解释语言史问题；语言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人民大众的语言生活。

论钱钟书的学术个性

钱钟书为中国二十世纪罕见的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文化巨人和学术大师。真理之勇和文章之德是其毕生所坚持的学术品格;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鉴赏为其兴趣所在和努力方向;以语言为工具、材料为基础是其一贯的治学态度;超越种族差异而走上中西融通之路是其基本的文化观念;打通意识和史有诗心是其基本的学术观念;循环阐释是其主要的阐释原则和方法。

钧窑考古与研究述论(上)

古代文献记载的缺失与混乱,造成对钧窑认知的一些误区,特别是有些不合实际的年代认定,成为20世纪以来人们对钧窑概念、性质、年代多有异见的重要原因。近百年来钧窑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前半叶以对钧窑瓷器的鉴定鉴赏为主,兼有一些初步的研究;20世纪后半叶以来,开展钧窑考古调查和发掘,依据考古资料进行了一些较为深入的讨论,但其缺陷也比较明显,从收藏角度出发的明清时期文献记载仍主导着人们对钧窑的认识,同时考古发掘的不规范也误导了学界的判断。进入21世纪,开展了更多更规范的考古发掘,在钧窑的产地、分期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对于钧窑的争议仍集中于钧瓷花器,即"官钧"瓷器的年代问题,学界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探讨,钧窑的分期和年代研究日渐达成共识。现存的分歧主要是一些陈旧观念和非理性的情感所致。

周亮工《书影》的语言文字学史料价值

[摘要]周亮工的《书影》论述了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意义和方法，讨论了相关语文学著作及其版本问题，提供了与汉语汉字相关的史料，分析了有关语言文字问题，反映了明季清初的小学风尚。

文献发掘与学术史的研究问题——兼谈王宁先生有关学术史研究的一些看法

学术史的研究要注重文献发掘,王宁先生对此有深入的思考:要发掘第一手文献资料;要注重断代史的研究;注意把握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客观评价学术史人物。

谭其骧与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谭其骧先生直接进行的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工作,包括地方志编目,古地理文献校补与注释,汇编、汇释与影印出版,主持古籍点校,古地图研究,以及撰写地理志等;此外他还呼吁大量翻印古籍,鼓励汇编古地理文献、编纂历史地理研究论著目录等。谭先生在具体的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工作中,善于进行理论概括,对古地理文献校释中史料的运用原则、地方志文献价值的认识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看法,对方志编目的方法、古籍整理的方法等也提出了实践可行的方法。谭先生在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方面的成绩,除了历史地理实践工作的需要之外,与他早年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和相关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他对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重视,对后来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注列“古今字”的材料鉴别与学术价值

“古今字”指不同时代的文献记录同一词项而使用的不同字,凡古人注释过或列举过的“古今字”即为“注列古今字”。注列“古今字”除了典型的“某某古今字”表述,还有许多包含“古”“今”用字关系的其他表述方法,但不是所有含“古”“今”的材料都是反映用字现象的“古今字”,文献正文中的“古”“今”,指称不同时代版本异文的“古”“今”,指称词语变化或同义词的“古”“今”,指称字符职能变化的“古”“今”,指称字形或构件构造功能的“古”“今”,指称字形局部变化的“古”“今”,不构成对举关系的单方面“古”或“今”,都属于这种情况。搜集鉴别注列“古今字”材料,具有学术史、训诂学、文字学、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