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士不遇诗虚词造语与比兴意象之新变

韩愈七应科举,二贬南荒,是中唐“士不遇”文人的典型代表,韩诗中约有三成主题涉及“士不遇”。韩愈士不遇诗贯彻其“自树立,不因循”的诗学之旨:在语言表达上,锻炼字词,多用文言反问、疑问词语,借助“其”“且”“与”“所”等虚词新创“虚词造语”;在艺术手法上,追求奇异,比兴意象“奇诡化”的新变背离了诗歌雅正传统,形成“奇崛险怪”的审美风格。韩愈将幕府生活、党争革新、贬地风物等新题材引入诗歌,士不遇诗在呈现新面貌的同时,更寄托着不遇文人崇高的精神信仰。韩愈在“自树立,不因循”诗学之旨引导下大变唐诗风貌,推动诗歌从唐音至宋调的转型。

《比兴美学》的学术贡献及其争议

张节末教授的著作《比兴美学》,立足天人之际的语境,沟通哲学史和诗学史,探寻比兴审美经验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在长时段中描述比兴之兴起、发展、变形及式微的曲折过程。此书彰显了作者注重哲学思辨和材料分析相结合的功底,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中发明中国问题,是其审美与自然优先于艺术之中国美学史理念的典型体现。学术视野、方法论和具体观点别出手眼、独树一帜。其原创性论断引起学界关注,尤其在“断代史观”这一判断上引发众学者争鸣和反思。《比兴美学》的贡献及其争议,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美学经典问题研究的深入。

李白比兴诗的创作范式、风格特点和生成逻辑

比兴手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盛唐诗人李白是中国古典诗歌比兴意象的集大成者,他的诗作继承且发展了“诗骚”和汉魏六朝诗歌的比兴传统,涵盖了各类比兴手法,以月鸟寄情、典故兴怀、神道喻世、闺情美刺政治,呈现出多样性、完整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其中,既有豪迈奔放、雄奇飘逸的呐喊,也有含蓄委婉、情感隐蔽的倾诉,由此形成了宏大的比兴象征系统,极大地拓展了比兴意象的领域,显示出浩瀚辽阔的新境界。李白比兴诗特点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是李白所接受的儒、道、侠等文化思想;二是其他诗人的诗歌创作;三是李白自身的诗学追求和丰富的人生经历。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李白诗歌中的比兴技巧,使其在表达时既直接又含蓄,具有深刻的艺术魅力。

福州瓠社词人“赋比兴”抒情方式探析

瓠社是晚清光绪年间6位福州词人组织的词社,共计有330首词作传世。这6位词人的词作使用灵活多样的抒情方式,既有“赋”的直接抒情,也有“比兴”的曲折表达。在以比兴寄托手法书写的作品中,多数是“有寄托”之词,能够以雅化、诗化的面貌来传达文本的双重内涵;亦有少数达到了“无寄托”的境界,通过营造文本意义的多义性、开放性,带来“见仁见智”的阐释空间和“可解不可解”的美感体验。瓠社词人凭借蕴蓄在文本中的真挚情感和对抒情方式的精巧运用,足可成为晚清闽词史上不应遗漏的一环。

浅谈比兴手法在当代中国画创作中的实践应用

本文以比兴手法在当代中国画创作中的实践应用为主要探讨方向,通过总结不同类型的实践方式,指出比兴手法在当代中国画创作中实践的可能性及引发创造性转化的价值。

欧阳修“取物比兴”说发微

在宋代《诗经》学“疑古惑经”思潮的影响下,欧阳修撰述《诗本义》以图达成对《诗经》真正的“正义”。“取物比兴”是欧阳修解《诗》的核心观念,这实际上是基于《诗》文本的一种“言–意”关系的思考和“六义”之“比兴”的言说实践。欧阳修对“取物比兴”特作了“但取一义”的规定,造成了对《诗》作为一种“文学文本”之感发本质的限制,并影响到了欧阳修的诗歌审美鉴赏实践。在以陈廷焯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关于“比兴”的言说中,可以看出其说对于“但取一义”的补正。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

中国古代书法美学中的比兴特征管窥

中国古代对书法创作与品评,往往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用比兴的手法加以况喻。这种艺术化的方式,一是显得极为形象直观和妙趣横生,二是由于鞭辟入里而发人深思。这种批评范式再次诠释了华夏美学“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意象性与模糊性,亦愈加显现出中国古代书法美学的博大思想与深远寓意。

“易象通于比兴”:章学诚比兴诠释的学术史意义

章学诚的比兴诠释植根于特定的时代与学术背景,针对比兴之公共性及其象喻传统的失落而发。“易象通于比兴”命题的标举,正在于揭示比兴在官师合一、文道合一的时代作为公共符号的深层文化原型,以及作为兴情传统与象喻传统的历史根源。章氏一方面积极肯定比兴的兴情传统及其价值,另一方面又力图重振比兴即象取义、联类比推的象喻传统,其目的并非求证比兴作为文学特质的审美自律属性,而在于重建比兴的公共符号性质,回归文道合一的理想之境。此一主张,内在地寄寓着学问之道指向当前治道人心、关怀社会、介入现实的精神旨趣。

比兴和噪音:论迟子建《喝汤的声音》

迟子建的写史冲动未曾或已。从《白雪乌鸦》到《伪满洲国》,再至晚近《喝汤的声音》,她试验中、长、短诸种小说的包容性,发展题材和体裁的对话关系,别有可观。在前辈作家茅盾看来,历史的波澜壮阔唯有借着长篇小说的遂行,方能示现其复杂性之一二。但迟子建正题反作,以《喝汤的声音》试验短篇小说的历史容受力,既叩问虚构的能量和形态,也触及现实的体量与边界。

刘勰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由于忽视《诠赋》篇文脉,以及《比兴》篇所举之18例证,学界多未能挖掘出刘勰关于《诗经》赋比兴论述的真正内涵。刘勰关于《诗经》之赋的理论阐释,其内涵就是通过大量罗列文辞去描写事物的艺术手法。然而刘勰并未明确《诗经》之赋的概念的外延,因此他对《诗经》之赋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刘勰所说“兴”实为“比”,他认为《诗经》之比就是明喻和暗喻,是符合《诗经》实际的。

“风雅比兴”: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精神

中国诗学的核心精神可用“风雅比兴”来概括。这种精神传统由《诗经》奠定,由杜甫、白居易夯实。本文就“风雅”“比兴”基本内涵分别作了简要探讨。“风雅”标示着诗性生命的内核,“比兴”则作为显示这一内核的常见形态与手段,它从属于诗的内在精神,而亦进入诗的性能的有机构成。与此同时,本文考察中国传统诗学精神之利弊得失。

《载酒园诗话》中的比兴诗学

在中国文学史上“,比兴”是一个具有多义性和历史流动性特征的审美范畴。从先秦起,有对“比兴”从经学立场的诠释与文学立场阐发的两条脉络。清初,面对前代七子诗学与竟陵派诗学师古与师心的偏颇,贺裳的《载酒园诗话》强调运用“比兴”来调和与平衡师古与师心的关系。本文试从“比兴”的内涵以及探索贺裳《载酒园诗话》中比兴诗学观念的内涵及其所有的特质,并分析此影响。

延承接续与中西格义:论赋比兴和王国维词学

“格义”原出自魏晋时期的佛经释译,即“将佛经中名相与中国固有的哲学概念和词汇进行比附和解释,认为可以量度(格)经文正义”,中学与西学之间也存在着“双向格义”,王国维词学便包孕了“文学大同”与“中西格义”的冲突与涵容。《人间词话》部分术语、条目、内容的调整和删改实为王国维试图以“普遍主义”落点统合中学与西学而在两方互格过程中出现的龃龉或张力的表征。当“赋比兴”这一中国古典诗学传统进入王国维的词学体系时,必然受到新的评价标尺的影响,同时在融会“西学义谛”的意涵阐发、思想编织下带有了个体和时代的特色,不复本来面目。

试论唐诗中的“比兴体”——兼论诗歌多义性的可解与不可确解

"整体的比兴"是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唐诗中大量双关、隐喻实现了言与意的精彩照应,形成了"比兴体"。它有多义性的特点,但多义中又有可解与难解或不可确解之分。诗歌多义性的不可确解,是诗歌在多义性之可解基础上的又一次进步。从多义性的易解到难解,正好反映出诗歌及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写作意图从单纯到复杂、作品意蕴从单一到丰富的进程及阅读理解阐释过程中的语境限制与自由发挥。

Cu/Sn-58Bi-xCe/Cu钎焊接头基体组织和力学性能的研究

研究了Ce对Cu/Sn-58Bi/Cu钎焊接头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Ce颗粒的添加可有效细化钎料基体组织,当Ce添加量为0.5wt%时,组织最为细小弥散,具有较小的Sn-Bi两相片层间距;铺展系数随Ce含量的增加而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Sn-58Bi-0.5Ce钎料表现出较好的铺展性能;Cu/Sn-58Bi-0.5Ce/Cu钎焊接头在获得最佳抗拉强度的同时,仍表现出较好韧性;Ce的最佳添加量为0.5wt%。

语言与文字之华:“隐喻”·“比兴”

以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从语言文字角度,提纲挈领地研究了"隐喻"、"比"、"兴"的异同,得出以下结论:这三个概念虽共有类比性、暗示性,但"比"中"源范畴"与"目标范畴"的关系较"兴"更显明且逻辑性强,与"隐喻"一致。相较于隐喻"两点一线"的逻辑认知功能,"兴"的工作机制呈现为多维的、并置呼应的直觉共鸣,反映出中国二元互动有机思维。同时,西方的"象征"因其"象"与所"征"约定俗成关系,类似中国"香草美人"手法,所以同于"比"和"隐喻"而异于"兴"。

《文心雕龙·比兴》“拟容取心”句义释

对于《文心雕龙.比兴》赞语中“拟容取心”一句的解释,学者们分歧颇多。但任何阐释都应当尽量接近文本原初的意义。据此原则,该句中“心”的义指,既有客体蕴含的义理精神,也有主体的情感体认;而“拟容取心”既是针对“比”而言,也是针对“兴”而言。另外,“拟容”与“取心”在逻辑上应属于顺承关系。

《诗经》比兴中的“以男女喻君臣”

《周易》的卦爻辞中已出现"以男女喻君臣"的现象,《诗经》与《周易》的写作时间相近,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也相近,按照情理推断,《诗经》婚恋诗中也当存在"以男女喻君臣"的现象,但由于时代的久远,喻意的隐晦,目前我们尚缺乏足够的直证来证明。本文尝试根据《诗经》婚恋诗中的一些间接信息去证明我们的推断。男女之间若存在相似关系,喻女之物也可喻男,如"美人"在《诗经》中已喻指美德之君;男女、君臣之间若存在相似相关的关系,就可"以男女喻君臣",《曹风.候人》、《邶风.柏舟》都存在这种可能。

当“讽喻”遭遇“比兴”——一个西方诗学观念的中国之旅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学者们致力于寻找和发现某些能够在跨文化语境中流通的概念和术语,其中,讽喻(allegory)便被认为具有这种普遍性和共通性,因此不仅适用于西方,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研究王国维的翻译和批评实践可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每一个诗学观念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的诗学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它的意义是在与其他诗学观念的关系中、乃至在与整个文化传统的关系中产生的。拖曳着自身的历史负累,"讽喻"很难进入中国诗学,在认识与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意义与价值时,中国固有的诗学话语,如比兴,无疑是一个更为恰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