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视野下被追诉人阅卷权问题研究

对于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虽然在《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款中提出了“核实证据”的规定,但对于被追诉人阅卷权还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阅卷权的行使也存在着重重障碍。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时常存在着需要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情形,而被追诉人的阅卷权是被追诉人进行自行辩护的前提,故我国应对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保证被追诉人更好的行使自己的辩护权,从而更好的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连带责任保证人权利规范体系构建

保证是信用体系发展衍生出的信用交易产物,成为增强交易信用的重要法律制度工具。《民法典》合同编新增保证合同章,使人的担保获得与物的担保同等立法地位。法典虽一定程度对保证制度进行了完善,但仍未构建起保证人权利规范体系。保证人权利应建立在利益平衡原则与公平原则基础上,以保障保证制度发挥其法律价值和促进资金融通功能。通过建立保证人对债权人从消极防御到积极利用的权利、向债务人享有事前救济与事后救济相结合的措施、以追偿权为核心的共同担保人权利的体系,完善《民法典》中连带责任保证人权利规范。

外逃人员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现实选择——以国际合作为视角

缺席审判制度的功能目标在于助力追逃追赃,但是由于我国缺席审判制度与域外缺席审判制度存在较大差别、各国在引渡法中一般不承认缺席审判的判决以及区域和国际公约对缺席审判制度有所限制,所以在实践中经由缺席审判获得的生效判决面临着难以获得被请求国认可的困境。在此局面之下,我们应该从国际合作角度出发,在告知程序、律师辩护以及重新审判上充分保障被告人的权利。被告人的知悉权是启动缺席审判的首要条件,既要从实质上保障被告人知晓案件的存在,也应当排除公告送达的适用;为没有聘请律师的外逃人员指定辩护人是对缺席被告人权利的必要补充,并且还要采取措施确保律师能达到有效辩护的标准;重新审判是对缺席被告人权利的兜底保护,一方面要赋予被告人重新审判的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对提起重新审判的条件有所规定。

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的制度解构与运行保障

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诉讼程序,在追究贪污腐败犯罪大环境下得以确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从应然意义上既包括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也包括公诉人缺席审判程序,现有立法对前者作出了规定。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涉及案件关系、被告人辩护权行使、救济程序设置等问题。现有立法在形式上看似对被告人诉讼权利具有不利影响,带来了诉讼风险,但深入研究可知缺席审判并未对被告人权利造成影响,具有确立的必要性。我国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要明确缺席审判程序,从缺席审判的送达程序、执行方式和预防冤假错案等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完善。

篮球运动攻击性防守的理论研究

从篮球运动攻击性防守的历史演进入手,根据篮球运动的内在规律与比赛的外在表现,对攻击性防守的特征表现、构成要素、哲学意义及价值进行了分析。

辩护权三论

辩护权的特征不只是专属性、防御性和绝对性,实际上它具有更广泛的特征,即普遍与至上性、"准公权性"、内容多样性、辩护权行使的二元分立性;辩护权需要有良好的法律保障和政策保障,并且离不开社会生态环境的建设;中国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国家要切实保障辩护权,建立与国际通例相适应的辩护制度,确立沉默权制度和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论国际法上的自卫

自卫在国际法上是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依据之一,但自卫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必要性、相称性和安理会主导三项原则。因此,人权事件并不构成集体自卫的合法授权,预先性自卫也不为现行国际法所确认;只有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主导下才能合法有效地对恐怖主义行使自卫权。

程序性辩护之初步考察

按照有无裁判者的参与可以将刑事辩护分为“自然意义上的辩护”和“法律意义上的辩护”;根据辩护理由的不同,可以将辩护分为“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程序性辩护首先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辩护”,是一种旨在寻求对官方侵权行为实施程序性制裁的辩护形态,属于带有进攻性的“攻击性辩护”。作为诉权表达方式的程序性辩护,有利于减少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促使纠正程序性违法行为与当事人对诉权的行使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促进宪法司法化和宪法性权利的可诉化。

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体系的构建

介绍了国防知识产权的特点及进行国防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的重要性,分析了全过程管理流程设计及管理流程中的重点环节,也分析了全过程管理的保障体系,同时提出了深入推进全过程管理亟需解决的问题。

新世纪初的城市人防工程建设(三)——人防工程产权问题初析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将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作为重要目标。在当前的改革进程中,人防工程的产权归属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导致谁出资、谁受益这一政策并未完全落实。文章将已开发利用的民用建筑人防工程作为研究重点,揭示城市人防工程的产权问题,并论述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导致的后果,然后针对单建式及附建式城市人防工程分别提出解决方法,以供参考。

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新探

从论理解释的话语切入,横向比较英美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在"实然"与"应然"间赋予了辩护律师侦查中的调查取证权。然而,侦查阶段引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并非意在形成实质平等的两造对抗,而在于规范修正侦查行为,遏制非法侦查以及保证侦查的客观全面,其对案件侦查带有"补遗"、"纠偏"的辅助性效果。因此,面对侦查权,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予必要限制,保持"谦抑",在具体实践中要比照任意侦查,从明显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事项入手。除此以外,侦查机关与辩护律师的观念转变,相关配套制度、措施也应有效跟进,为新制度的推行提供坚实的条件支撑。

民法典规定生命维护权为生命权内容的正确性——兼与否定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主张商榷

民法典出台前,学界出现了这样一种主张:以生命维护权包含自卫权,自卫权是美国公民对抗政府的权利,人格权编规定自卫权和行动自由为根据,要求民法典删除人格权编。这种主张否定了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生命权包括生命维护权,身体权包括行动自由权的正确性。民法典已经通过了立法机关审议,成为我国的法律,人格权编是其鲜明的立法特色,是民法典的最大亮点,其中就包括规定生命维护权和行动自由权。民法典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安全,自然人有权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有权维护自己的行动自由,这是保护人民的人格权所必须。在民法学术讨论和民法典立法过程中,学者都有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但是应当遵守学术批评和表达自由的规范。

论诉讼时效制度的援用

诉讼时效援用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什么主体能够援用诉讼时效制度进行抗辩。自罗马法以来,关于诉讼时效的援用就有一条通行原则,那就是法院不能主动援用诉讼时效方法。现在,这一原则已经为西方各国所普遍接受,然而我国对于诉讼时效援用问题的法律规定却不完善。文章通过分析诉讼时效制度援用的内涵,并且对比国内外相关规定,得出"诉讼时效制度只能由当事人援用,人民法院不得主动援用的结论",并进一步分析其法理,提出立法建议。

新世纪的日美同盟与日本防卫政策调整

新世纪开始后,日美同盟在日本防卫政策调整中的作用更趋明显。在日美两国将双边关系定位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之后,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限制最终将被突破,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反思过去对日美同盟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中作用的认识及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日本右翼势力的“自卫战争史观”辨正

尽管日本右翼势力围绕卢沟桥事变和太平洋战争抛出的"自卫战争史观"———卢沟桥事变"中共责任说"、"国民党责任说"、"共产国际和苏联责任说",以及太平洋战争"ABCD包围圈逼迫说"、"美国阴谋说"、"日美矛盾激化说"等等,均无确凿文字材料可资证明。尽管历史对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还是"被逼无奈"的"自卫战争"也早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但我们仍须对其不时否认侵略历史的种种谬论据实辨正。

中俄刑事辩护制度比较

对中俄刑事辩护制度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 ,旨在引起学界的思考和研究 ,以有利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完善与进步。同时 。

从农民的反抗到农民的维权——农民社会的反抗逻辑及其特殊的“反抗方式”

反抗压迫、追求社会公正和尽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农民社会反抗逻辑的真谛。在此逻辑下,农民更多的使用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的“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农民带来现实利益的同时,也往往容易形成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一点对转型期的中国有一定的启示。

自卫权的行使与武力反恐的合法性问题——以预防性自卫为视角

自卫权的行使在国际法理论和国家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反恐与自卫权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一些灰色区域。本文拟从预防性自卫的角度来评析武力反恐的合法性问题,并提出恐怖主义全球治理的管窥之见。

赠与合同若干问题探析

赠与合同是我国《合同法》中规定的一类有名合同 ,同时它也是在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转移一定财产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单务、无偿合同。文章就赠与合同的成立、赠与合同中的撤销权及赠与人不履行赠与义务的抗辩权等问题 ,结合我国《合同法》立法实践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论防卫权的本质及其特征

防卫权是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为使自己、他人、公共及国家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急迫的不法侵害,在公力救济无法及时实施时而对不法侵害者进行有效反击的权利。防卫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法定的权利,是社会合法权利在特别情形下得以及时救济的一种特别方式,是对国家刑罚权的有益补充,是一种排除社会危害性的有益行为。其法律特征主要表现为:防卫权必须具有取得的合法性、目的的正当性、客观的社会排害性及其实施的限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