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河间国沿革与毛公籍贯考

西汉河间国的沿革与毛公的籍贯问题密切相关,河间设置前是赵国属地,毛公出生时河间仍属赵,因此,"毛公赵人说"和"河间人说"并行不悖。毛公传经涉及范围较广,虽然河间、献县、饶阳三地均有毛公传经的遗迹,但传说和明清县志不足为凭,在目前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仍应以采用毛公"赵人说"或"河间说"为宜。

从章句问题看敦煌本《诗经》的性质及其学术史意义

流传至今的《毛诗》中,每一首诗的章句均标注在诗篇之后,而且有三首诗的章句载有毛公"故言",说明毛公和郑玄划分章句的差异。然而敦煌本《毛诗》中,却出现章句标注在诗篇之前的现象,且完全不载毛公"故言"。本文针对这一现象,通过比较敦煌本《毛诗》以及宋刻《毛诗正义》和《经典释文》等,认为敦煌本《毛诗》展现了唐以前及唐初南北经学的区别以及融合过程,对于考察《毛诗》传本原貌及其流变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说毛公鼎“■四方大■不静”

毛公鼎"■四方大■不静"句中的"■"即"帙"初文,铭中读为"蠢",表示动乱;"四方"谓周邦四外敌国。"蠢蠢四方,大■(譁)不静"是西周王朝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生动写照。据此描述,鼎的王世当在幽王世。

从清华简《耆夜》看毛诗《蟋蟀》之成因与《诗经》早期的流传

出土文献清华简《耆夜》所保留的周诗《蟋蟀》与《诗经》中的《唐风·蟋蟀》到底属于同源不同支,还是完全彼此独立的两个版本,在学术界有广泛的争论,甚至对于《蟋蟀》诗的作者也有争议。我们深入研究分析此问题后,提出简本《蟋蟀》确为周公所作,而《唐风·蟋蟀》则与简本同源,系晋釐侯时经改编而归入《唐风》。进而推断,《蟋蟀》诗自周公始作起一直保留在宗周,至西周后期由周卿、大夫、列士和乐官传播至晋国,成为晋国乐诗。而西周时已有的其他诸诗亦如此类,在大约春秋初期由周王室传播至各诸侯国。

论《周南》《召南》为周初淮汉诸姬所作

《诗经》之“二南”当成篇于周初,为封于淮汉之姬姓贵族所作。“二南”中南北名物皆有出现,证之周公南征、封建诸姬故事,则唯淮汉宗室因长于北方、封于南方,方才可能具有北方记忆的同时,多写南方风物。从历史地理角度而言,“二南”亦仅可能作于周初,西周晚期乃至东周时荆楚不附、鲜封南土,“二南”如作于此时,不得列于国风之首。而毛诗师法隐然视“二南”为武王、成王时诗,亦可证“二南”作于周初。最后,“二南”诗作在题材上具有偃武修文性质,多言夫妇嫁娶之事,亦与周初天下初定之社会背景可以相合。

毛公鼎铭文补释

我们认为毛公鼎铭文中的"吉(jí)"应为"巩固"义;"闬(hàn)"应为"谙习"义;"■(zhuān)"应为"专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