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太常祭祀乐制建设中乐律的制度化——以《律吕正义》的生成为中心

清王朝建立以后,乐制建设在艰难中缓慢转型。康熙前期,太常祭祀乐制有所创制,如定太常寺乐舞生、定乐器,以及在理学阴阳思想观照下提出对乐律的再讨论。康熙后期,重考乐律,将理学阴阳思想作为康熙十四律的理论支撑,依据精密计算,用字谱、旋宫体现其实践性。《律吕正义》成书以后,康熙迅速将新律用于太常祭祀,并亲定全部雅乐。因此《律吕正义》的诞生标志着帝王意志对乐律的重塑,体现出帝王治世与文化思想的相互呼应,也是“乐律”这一科学性概念的制度化体现。

康熙的治蝗思想探析

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我国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关注。清康熙年间是蝗灾的高发时段,康熙帝高度重视蝗灾造成的危害,并采取积极的治蝗措施。面对蝗灾,康熙帝的治蝗思想以及对蝗虫的习性认识存在一个过程性的转变。通过长期的治蝗实践,确定以“人力捕蝗”作为消除蝗灾的指导思想,形成一套治蝗除蝗的技术手段与组织管理方式,进而制定出周密的奖惩制度作为治蝗的保障机制。

康熙初年的西北局势变化与清廷的应对——以卫拉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侵边为中心

康熙十五年(1676),鄂齐尔图车臣汗、楚琥尔乌巴什与噶尔丹的战争失败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等残余势力逃至清朝边境,频繁抢掠,引发清朝与西北边疆的紧张局势。本文深入剖析了康熙帝如何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手段成功应对边境紧张态势以确保西北地区的稳定与统一的历史过程。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考述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一部三十册,是雍正年间内府编订《御制文第四集》时形成的一部修改稿本。其内容有可能是在康熙间王掞编录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通过夹条和浮签等形式呈现了修订的过程,并在收录篇章、文辞表述、人物评价、诗文字句、人名地名译法和涉及康熙诸皇子记述等方面不同于刊本。该稿本是对康熙朝史料的还原和补充,诗文部分则保留了康熙帝诗稿原文。同时,该稿本也展现了雍正帝修改康熙稿本的意图,并呈现了雍正朝内府稿本的修订方式,因此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康熙统一台湾的决策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初统治集团内部决策军机要务的重要形式,在康熙朝统一地区战略制定、军队调遣、将领选任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清廷原本希望通过皇族宗亲参预决策、率军出征以巩固政权,展现八旗劲旅的威力。然而议政王公临阵畏敌怠战、固守满汉域藩篱的表现,令中枢决策难以有效落实。从构建稳定统治格局的长远考虑出发,康熙帝着意限制参与议政的宗室员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重心,由此逐渐向兼具内阁大学士身份的索额图、明珠等重臣转移,并出现容纳汉族学士谏议的态势。中枢权力结构的变化促动了八旗驻防体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建立,为清政府将台湾收归版图有效治理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

中法早期文化交流:“国王数学家”描述的北京城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了第一批“国王数学家”前往中国,李明(Louis Lecomte)是五位到达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之一,并在1688年到达后受到康熙皇帝召见,中法两国间从此开启了近百年的早期文化交流。李明是十七世纪末最早深入中国各地考察、游历、传教,并对他所见所闻进行详尽分析描述的法国人。综观他笔下北京城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始终抱着强烈的好奇心,以亲眼探索北京城的姿态审视异国都城里能够看到的一切,他的描写宛若一幅康熙年间北京城写实的画面。李明对北京古老的历史,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及繁荣的商业氛围等都做了比较客观的描述,这为“启蒙时代”的法国读者传递了比较翔实的信息。由于“礼仪之争”的原因,他只好奉命回到法国解释有关中国传教的情况,169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在中国期间给法国上层人士的十四封书信,取名为《中国近况新志》(Nouveaux mémoiressurl’étatprésentde la Chine)。尽管李明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回到法国后出版的十四封长信已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而且他分析的内容不但全面详细,而且不少内容是对当时中国和法国的情况进行的文化和历史的对比。本文着重研究李明关于北京城特点的分析和描述,特别是他对中、法城市区别的对比。李明对北京城的观察和分析为当今学者的北京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真实的史料。

《多罗枢机使团史》初探

《多罗枢机使团史》是一部18世纪罗马教廷内部传阅的文献汇编,包含了首位访华特使多罗的书信和报告,记录了其出使的缘由和经过。由于种种原因,这部文献一直未能完整出版,至今仍以手稿形式保存于意大利罗马卡萨纳塔图书馆之中。《多罗枢机使团史》与耶稣会的档案形成互补,但了解其内容的国内外学者却寥寥无几。本文试图对这部文献进行初步的整理、翻译和研究,旨在揭示教廷出使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修复过于粗疏的历史细节,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窗口。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

康雍乾三代帝王赐臣子御书勾陈——以张廷玉、鄂尔泰、张照为例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多有以御书赐臣子之举,所赐御书以福字、匾额、对联、御制诗为主,同时亦有赐所临古代书迹。张廷玉、鄂尔泰、张照在康雍乾三朝,因为各自身份和得帝王信任倚重程度不同,所得御书亦有差别。帝王所赐御书以褒奖臣子为主,一使臣子感激皇恩,二使臣子勤于政事,用心为官。君王赐臣子御书成为其巩固统治的政治手段。

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宫廷的传播——以安多和《算法纂要总纲》的编纂为例

考察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在康熙宫廷所从事的数学活动,通过对比,证明《算法纂要总纲》是在他的拉丁文著作《数学纲要》(Synopsis Mathematica,1685)的基础上编译的,此译稿部分内容后来被纳入《数理精蕴》;对现存《算法纂要总纲》的各种版本进行了比较,希冀对康熙时代西方数学的传播有更清晰的认识。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

文章以新的视角，对清代康熙帝予以重新评价，认为他虽然勤奋地学习过数学、天文学和医学，著有《几暇格物编》，但最多只能算是一位科学爱好者。作为一国之君，不但与同时代的法国路易十四和俄国彼得大帝相比，就是与比他早１００年的明末科学家兼宰相徐光启相比，也显得他在发展科学方面没有采取重要措施，而且有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诸如用人不当、不培养人才、不建立学术机构、不制造望远镜，把中外交流局限于宫廷之内，倡导“西学中源”说等，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机会。

京师周围:康熙帝巡幸畿甸初探

《清圣祖实录》共记载出巡畿辅27次,标出"巡幸畿甸"的有19次。正式记载巡幸畿甸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其标志是皇子随驾,该年是清朝的首个甲子年,正值"一统天下"不久,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首次记载"巡幸畿甸",也就具有政治象征性。皇子随驾便于皇帝教育皇子,使皇子了解社会,观摩皇父处理政事。不同时期的皇子随驾,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最初是太子随驾,突出未来的皇位继承者,接着增加了年长的皇子,再后又增加了较为年幼的皇子。巡幸畿甸还有着充实的内容,即治理海河水系洪水泛滥问题,筑造了众多堤坝,有效减轻了水患。围猎与娱乐结合的水上行围,也是巡幸畿甸的重要内容。巡幸畿甸意在表达清朝勤政爱民、重视农业、关心民生的政治特色,塑造了康熙帝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

康熙帝与孝庄太皇太后政治关系的解构

康熙帝八岁登基,六年后亲政。在康熙帝最初执政的时期,面对十分复杂的政治局面,其中关键之处是他与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关系问题。《清实录》中记载的康熙帝每隔几天就要向孝庄太皇太后"问安",在表面看来,似乎是祖孙情深,关系融洽。而事实上存在着重大的政见分歧。康熙帝为了实现其政治革新,一定程度上推行汉化政策,不得不哄好颇为守旧的孝庄太皇太后,从而消弱朝廷中的守旧势力,实施"汉化"和"儒化"的政治改革。康熙帝的政治博弈策略是巧妙而坚定的,终于引导和迫使孝庄太皇太后默认其变革举措和放弃对朝政的干预,其中否定顺治帝的所谓"遗诏"、擒拿鳌拜及发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是这场政治博弈的几大焦点。

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试析

康熙帝在中国历史上开创性地任用西士于朝廷和宫中。西士是西洋传教士中被康熙帝任用的人士,令他们发挥西方科技艺术特长。康熙帝用西士供职钦天监,制作历法;铸造西洋火炮;予西士兵部职衔、文书,参与外交谈判和出使西洋;用皇帝特别派遣名义出使外国及教廷;派往全国各地测绘地图;为修纂大型图书提供资料;从事西医书籍翻译和医药研制、治疗疾病;制作提供欣赏的艺术品;还有一些零星差事,如主持京师赈灾事务。康熙帝之所以赋予西士各项使命,是国家政务和个人爱好需要的结合:制定科学历法是以农立国的君主所需要;同俄国订立边界条约及测绘舆图是为巩固疆域、保守国土;借助西方科学知识从文化上压抑汉臣;生活上享受西士所带来的西方科技、医疗成果。康熙帝一度允许天主教传教,促成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黄金时期的出现;开创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外签订正式条约的先例;开创性地招募国际人才,令后世颇可师法。康熙帝也是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开创者,留下启迪后人的文化遗产。

“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康乾之际文人对西学态度之改变及其背景

康乾之际文人对西学的态度及其演变 ,与社会、宗教、政治诸因素密切相关。文章试图结合中西文献 ,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 ,考察 1 8世纪上半叶历算活动的复杂背景 ,分析 1 71 1年前后康熙从深信到怀疑欧洲天文学的过程 ,指出康熙倡导“自立”精神 ,是想努力摆脱传教士对历算的控制。并详细讨论了何国宗、梅成反教的家庭背景 ,及其与耶稣会士和奉教天文学家的矛盾。他们对西学的态度影响了乾嘉学派钱大昕等人 ,于是对西学的看法从宫廷传到江南 ,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乾隆、嘉庆之后“西学中源”说之盛行 ,也与此密切相关。

皇权如何兼并儒家道统——以清康熙帝“道治合一”的努力为中心

在儒家道统谱系中,孔子之前,道治同一,因而君师同一、政教同一、圣王同一;孔子之后,由于社会转型,于是道治分立,因而君师分立、政教分立、圣王分立。这种态势在清初发生了转变,出于维护政权合法性的目的,康熙帝试图恢复"道治同一"的理想。康熙帝塑造自身"君师合一"的"圣王"形象的手段分为两个方面:一则通过塑造自身"儒家学术权威"的形象来抢夺道统话语权;一则通过对儒家士大夫的打压来剥夺其道统话语权。伴随着士大夫对康熙帝"道治合一"形象的服膺,儒家自身陷入了"失语"状态。康熙帝用皇权兼并道统、用政权兼并教权的努力十分成功,但这正是对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一种无形阻滞。

“有治人无治法”:康雍乾三帝的用人治国理念

"有治人无治法"蕴含着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对"治人"在国家行政中作用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及统治者的政治先觉。而清朝康雍乾三帝将"有治人无治法"引入用人选官的行政体制,无疑对清朝权力主体及治国方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古代国家行政过程中,法规与制度始终是作为根本性原则存在的,只是清朝皇帝乾纲独断的风格,往往又随时去"破坏"既定的"治法",最终致"有治人无治法"成为"君道"。而古人所强调的"治人"在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

长安之旅:康熙帝西巡探讨

康熙四十二年秋冬之际,康熙帝巡幸西安,以往被看作是经营和抚定蒙藏边疆之举,从西巡的主要内容来看,一是考察吏治民风,属于对内行政,也是儒家治国理念中强调的,借以表达对儒家治国政治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是练兵阅军,强调军队的战斗力,表明重视骑射的清朝国策。康熙帝通过密切君主与臣民关系、祭奠山川与名人树立了认同儒家文化与中国历史的勤政爱民的圣君形象。无论是西巡的内容还是表达的意义,都在展示以儒家政治文化治国的象征性,阐释着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清宫造办处成立若干问题新探

清宫造办处是清代重要的内廷制作单位.该文采用文献考证法,在梳理学界观点和档案的基础上,对清宫造办处的成立背景及时间、作坊及管理、匠役及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从建制化的角度看,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养心殿设立刷印"造办处"字样红票,标志着清宫造办处正式成立.其成立背景有两个:一为养心殿的御制传统,一为康熙皇帝的"西学"活动.清宫造办处从成立之初就身兼为帝王兴趣和帝王政治服务的双重任务.康熙朝清宫造办处在匠人管理、机构设置上都不甚完善,但帝王亲自督导和帝王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康熙帝之治术与“西学中源”说新论——《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成书及其背景

明末清初西学传入中国,为达到引进之目的,出现了比较中西学术的各种说法。《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这篇由康熙帝亲自撰写的历算短文,首次明确表达了"西学中源"的观念。本文依据中西文献,特别是宫廷学者之文集,对该文写作背景、动机以及反响作深入之探讨,确定该文完成于1703年。并指出正是由于康熙的宣讲,使"西学中源"说从庙堂之说成为文人的谈资,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诸多文人的迎合响应以及转述,使此说成为影响清初学界的重要论说,对康熙时代乃至后来的历算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