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会昌一品集》的编订与宣宗朝初年政治格局之关系

李德裕在唐宣宗大中元年编成《会昌一品集》,除了深具史识的因素以外,最直接的编集动机,是他对唐宣宗君臣“务反会昌之政”的不满。李德裕之所以对《会昌一品集》十分重视,并非出于文学艺术层面的考量,其实质是对文集中所收大量制诰的看重。制诰文体最能满足李德裕“润色鸿业”的创作期待心理。加之会昌制诰是李德裕以宰相身份创作的,可视为他本人相业的直接记录。因此,李德裕通过编订文集的方式来保存会昌政绩,彰显自己的相业,从而在唐宣宗初年“务反会昌之政”的氛围下,委婉地达成对唐宣宗君臣的“反抗”。

唐懿宗朝试赋研究

试赋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唐代试赋的研究考证材料众多,但论者多以其程式化的体制、颂圣化的内容而忽视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与人文精神。通过对唐懿宗朝6场试赋的赋题、赋韵、赋文、赋体、主考官等因素分析,发现6场试赋既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与文学、史学价值,也具有崇儒宗经的文化导向、帝德建构的文化精神和朋党斗争的时代内涵。唐懿宗朝6场试赋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后人了解晚唐士人思想、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

唐《景俊石函》考

本文通过对唐《景俊石函》基本信息的辨识,探讨了石函供奉舍利子的缘由,明确了此次供奉是由天宝五载五月的日蚀天象而引发,以达到祛灾避难、增强皇权、保家护国的目的。

《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中的诗史互证——兼论开元中玄元皇帝与唐玄宗形象关系的构建与转变

殷寅、李岑、赵骅《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一诗并非作于天宝四载(745),而是以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梦见玄元皇帝赐真容”为本事。通过对上述诗歌的解读,可补充唐玄宗赏赐群官觐睹真容并举行宴会事件,确定作者的身份信息及“赵铎”确为“赵骅”之误,展示玄元皇帝对霍山神助唐成功故事的渗透与转化。以上诗歌与同主题的诗歌,共同镜照着开元年间君王意志与政治事件对玄元皇帝李唐远祖、道家道祖、天界上帝等不同形象的塑造与强调,以及基于血缘联系、道经传承、天人感应的关联,唐玄宗尊祖贤君、继道圣王、应命帝王等不同权威形象的构建过程。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与《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身国同治”理论之异同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和《唐玄宗御注》皆推崇清净无为的身国同治理念。前者虽理身理国并重,却是以理国为引,牵出通过身治而最终达到长生久视的人生目标。而《唐玄宗御注》有着明显的儒释道融合倾向,且儒家的王道思想尤其突出,这是其作为君主的身份外化体现,也体现了隋唐之际文化大交融时代的特征。这是二者的根本差异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二者呈现出了不同的道教哲学思想旨趣。

唐肃宗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面对的是统治的合法性与唐王朝的正朔问题。通过对唐玄宗与唐肃宗的佛教政策的考察,可以发现,作为和武则天同一母族的肃宗,一改玄宗时期的抑佛政策而大力崇佛,显示出对武则天佛教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转轮王思想;二是举行佛事活动来维护统治;三是发挥高僧的作用。唐肃宗的崇佛政策有利于在思想上快速凝聚人心,体现了其正法理国的佛教思想。

“崇王”论与儒家书学道统的形成

“崇王”论塑造了唐以来中国书法的审美精神、信仰体系和学术传统,也深刻改变了后世对先唐书法的想象与认识。初唐政治和文教的大一统需要,儒学与文学、艺术的南学化,是唐太宗明确提出“崇王”论的历史背景。唐太宗以行、草书碑,作《王羲之论》,将王羲之塑造成美学与道德高度合一的典范,既与其自身的审美取向有关,亦是借王书以实施书学改制。唐以来人们对二王法书的反复临摹与翻刻,思想史对王羲之形象的层累塑造,加之宋明理学道统论影响下以王羲之为中心的笔法授受体系的不断拓展,使得王羲之在书学史上的宗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构建出一个由文化精英主导的、建立在圣人和经典崇拜基础之上的儒家书学道统。

天命再造:唐玄宗的“梦真容”运动

初唐到盛唐的老君圣祖崇拜演变,终致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以“梦真容”为由发起一场耗时数年、波及全国的政治信仰运动,通过这场运动,玄宗建立起道教王朝的国家形象。虽然杜光庭、贾善翔、谢守灏等道教内部“史家”对玄宗“梦真容”事件的记述失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后世学者对此事的关注,但碑石和诏敕材料的存在足以驱散道教内部记述所布下的迷障。“梦真容”的发起确有历史的偶然性,但却又是李唐与道教之间政教关系演化之路上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环节。玄宗与牛仙客、李成裕、李林甫、玉真公主、部分地方官员以及道教界的协作,使这样一个原本可能子虚乌有的梦境,转化为拥有实体的社会运动,颇为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上行下效的政治-信仰运作机制。

帝后礼佛图:大唐石刻线画与敦煌纸墨画稿

利用近年新见《大唐皇帝皇后供养图》线刻画与敦煌莫高窟《帝后供养礼佛图》粉本草图,进行对比研究,结合在敦煌壁画中多次出现的帝王形象,揭示了皇权统治者的形象对宗教艺术表现的深刻影响,指出经幢石刻线图与墨线纸本草图,虽然均没有真正转换生成大型石窟壁画新图像,但是不仅可见中古时期佛教艺术创作中的帝王政治庇护因素,也可见唐代皇帝、皇后形象作为“夫妻家庭与政治艺术”的图像流传,在宗教文化诸领域中不仅成为教化民间信徒的理想粉本,也成为国泰民安与积攒功德的祈求心愿。

唐太宗、玄宗畋狩诗之军礼衍义与诗教互摄

狩猎是先民基本的生活方式,发展为帝王的特权之后,纳入军礼的畋狩与练武密切结合,《大唐开元礼》明确划分成皇帝讲武礼与皇帝畋狩礼。随着“礼”的建设、“仪”的实施,“诗”也相伴产生了“校猎”“冬狩”一类,唐太宗、玄宗的创作可谓典型个例。具有位居尊极决策者与躬身践行者双重身份的创作主体,军礼衍义与诗教主张相互感发,代入式的现场效应,推动了“诗”与“礼”的同步发展。畋狩礼执行中的“度”,又引发了谏猎诗的创作,“主文而谲谏”风气的形成,助力了贞观之治、开元全盛日“文教资武功”政治氛围的营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诗歌走向黄金时代的灿烂图景。

盖棺论未定:中兴观念与唐中宗历史定位之嬗变

通过神龙政变复位后,中宗先是将自己塑造成中兴之君,其后基于承继武周政治遗产的需要,很快又放弃中兴宣传。睿宗及玄宗并不认可中宗接续武周正统的做法,故恢复了对其中兴之主地位的认定,神龙功臣则被书写成实现神龙中兴的关键人物。随着顺宗神主附庙,不仅中宗中兴君主的地位被否定,宪宗君臣还改定了中兴的成立标准,中宗最终由中兴之君退化为反正之主。与中宗反复不定的历史定位相比,官方对神龙功臣的评价却始终比较稳定,二者出现了迥异的政治分途。中宗历史定位的反复与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局紧密相关,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兴观念的演变。

唐代初赐功臣名号研究

功臣名号是功臣制度的一部分,但正式的功臣名号出现在具体哪一时段,一直有很大争议。梳理唐高祖朝功臣表彰情况和唐僖宗朝的功臣名号,可以明确“王言等于官方认定”和“功臣名号是特定荣誉称号”两个标准,由此断定唐高祖时期的“太原元谋”等不是正式的功臣名号。由于唐玄宗掌权前后剧烈变动的功臣政策,“唐元功臣”也并未成为真正意义的功臣名号。初赐功臣名号的时间当以唐代宗所颁赐“宝应功臣”为始。颁赐功臣名号的目的是表彰和宣传护持君父的“正义之举”,并形成独特的历史记忆。

唐代边疆封授的内在规范与目的指向

唐代边疆封授是政治制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向,然而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关注。唐代边疆的“品阶勋爵”与中央官制大部分类似,但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边疆封授在等级、担责、迁转等方面的规定体现出严明的政治秩序,有着鲜明的内在规范,并非传统上认为的随性而为,体现出了中央与边疆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不断融合。唐朝对边疆的经营,体现了历代王朝逐渐形成的“天下”体系的整体构想。由皇权政治吸引边疆地区拱卫中央,最终目的不是军事占领,而是为了构建皇权文化主导的“天下”。边疆与内地的动态融合,构成了唐朝“天下”的基本形态,而中央与边疆的互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内生动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和合发展。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隐约与重构:唐高宗封禅的历史书写——以《旧唐书》为中心

史家在《旧唐书》中记载高宗龙朔、麟德年间两次议定封禅的诏令时采用隐匿不书的书写范式,借此规避诏令下达后出现的天文灾异和自然灾害对封禅的影响,并重构封禅的起止过程,为统治者无视上天警示执意封禅提供合理化叙事。这种有所取舍的隐匿不书形成固定的文本体例保留在《旧唐书·高宗本纪》中,造成了与其他史料的记载差异。其后玄宗面对同样的日食警示时,史家将隐匿不书的手法应用到《旧唐书·玄宗本纪》中,以补全玄宗礼仪上的合理性。关注史料“没写什么”是研究封建王朝意识形态指导下历史书写的新视野,更能深刻反映历史记载的主观选择性。

隋唐时期出土文物的保护与仿制——以萧后12钗为例

隋炀帝萧后12钗是目前考古发现等级最高、时代最早、出土最完整的隋唐时期皇后用钗,但保存状况极差。本文利用现代检测分析手段,对这组钗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了钗的保存状况、形状结构、材料属性及加工工艺,并在此基础上仿制了12钗,为考古学、科技史、材料发展史、艺术史、文物保护技术等深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开元十三年的唐玄宗泰山封禅活动,没有道士的参与,道教色彩淡薄,成为封禅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这与开元前期唐玄宗强调儒家政治、怀疑道教神仙方术、有节制地发展道教的政策等因素相关。然而,唐玄宗崇道和以道修身治国,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禅又与道教有天然的联系,使此次封禅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道教文化的色彩。唐玄宗的泰山封禅,对于道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唐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

会昌末宣宗之立,并非如史籍所言系宦官贪其易制之“误立”,而是双方互为援引之结果。宣宗大中年间,宦官集团凭借拥立之功,广泛参与甚至主导相关事务,攫取大量政治、经济权益,对大中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在位时 ,推行了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如提高老子李耳及道教有关人物的地位 ,尊崇道教经典 ,优待道士、女冠等。对佛教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 ,既限制其过度发展 ,又对其加以利用。本文还分析总结了玄宗宗教政策的三个特点及其社会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