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传》与行传体的创立

记载晋唐僧人西域南海巡礼求法的旅行传记专书,以成书于东晋末的《法显传》年代最早,文体最端正。其在文学上的主要功绩,在于行传体的创立和纪行之书六朝范式的确立。自从有了《法显传》,后出诸书就纷纷仿效,直到北宋初,旅行传记仍代有作者,而其最早的文体源头,即是东晋高僧法显的《法显传》。此书乃纪行之书,所用行传体属古行记系列,对此书这两个方面意义的揭示,自然也离不开古行记的文体史研究和辨体研究。

从“八字宪法”看语文课程方法性知识的存在

语文课程方法性知识的选择、建构以及表达是当下语文课程建设亟待展开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我们对"八字宪法"都有一种误读,这种误读导致了一线的语文教学将"八字宪法"作为静态的内容性知识进行传授,导致了本次课程改革初期对语文知识的片面的批判。当下语文课程知识建设的重点应当是以相关母体学科为基础,以能有效指导语言文字运用实践为标准进行课程知识的选择与转化,构建语文课程的方法性知识体系。

Discovery与《发现》——一个境外节目本土化的案例分析

《发现》是以美国Discovery为素材,加以本土化后的一个电视栏目,它的实践为跨文化传播和电视节目市场运作提供了值得研究的案例。

汉唐时期的西行取经与佛典汉译

汉唐以来佛教东传,佛经的传入和翻译在东汉晚期就开始了。在早期的佛教传播活动中,由天竺、西域来华的胡僧曾致力于佛经的翻译,促使了译场的形成。华夏本土的历代高僧也为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西行取经的高僧法显与唐僧玄奘,就是两位杰出的代表。法显与玄奘毕生致力于取经和译经,不辞辛劳、艰苦卓绝,为弘扬佛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堪称千古典范。来华胡僧和中国历代高僧翻译的佛经很多,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理论。佛教在中国得以盛传,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汉唐以来佛典汉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法显传》4个早期英译版本的比较考察

《法显传》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求法僧游记之一,已被译成多种外国语言文字,特别是英文。但中国学界对《法显传》的英译情况了解不深,所述常有疏漏错误之处。基于此,着力向读者展示19世纪问世的4种《法显传》(1848-1886年)英文译本的具体情况,包括译者、出版机构、出版时间、译本特点等。

法显与《法显行传》

法显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卓越的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并返回的大师。《法显行传》详细记录了法显求法的历程,集中体现了法显坚强的性格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对于当代心灵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一、信仰与坚持;二、胆识与忘我;三、团结与爱国。

国内史学界“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研究概述

在哥伦布以前是否有人从旧大陆到过美洲 ,这是一个“世界之谜” ,中国人最先发现美洲说 ,即是谜底之一。国内学术界对哪一位中国人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 ,中国人于何时到达美洲等问题进行了三次比较广泛的争论。

《罗太无先生口授三法》成书及主要内容——评罗知悌对金元医学发展的贡献

分析清抄本《罗太无先生口授三法》的成书情况与主要内容,认为此书是朱丹溪晚年追述其师罗太无口授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治法,由弟子笔录而成。罗知悌是刘、张、李三家医学成就的优秀继承者,也是丹溪学派的奠基者,其在金元医学史中的重要作用与学术地位不容忽视。

从《现身说法》探究林纾译文“不忠”的因由

翻译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动态的语言转换过程。影响翻译的因素很多,林纾译本《现身说法》从译者生活背景、译者主体性和读者期待等三方面探讨了林纾译文"不忠"的原因,进而指出"忠实"不应该是评价译作价值的惟一标准,能否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潮流、能否推动译语文化的发展才是我们评价译作的首要考虑因素。

浅析《法显传》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

法显是目前所知西游天竺最早的僧人,他的《法显传》如实记录了一个普通僧人的真实经历,有很高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这从它叙事的整体性、完整性,人物、事件的安排,山水自然的空间意识,传说、故事的传奇色彩以及通俗晓畅的短句几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

法显与中印文化交流

法显西行取经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法显在印度(天竺)期间,积极参加各种佛事活动,并详细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为研究印度、斯里兰卡诸国古代佛教、地理、社会风俗等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法显的故事还是中印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五天竺”“国—城—村”概念与中国古代的印度社会研究

“五天竺”或“五印度”不是印度人的固有概念,而是中国古代求法僧所创制的一个独特的区域概念。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都用“国”“城”“村”这样的汉语概念来分析“五天竺”各国的社会结构层面,成为我国古代印度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佛学为中心的独特的古代印度研究。在“印度人无历史”的情况下,中国求法僧以其真实可靠的观察记述填补了公元5至7世纪印度历史记述的空白,作为信史的价值远远超过此前希腊人的那些道听途说、走马观花的印度记述。以“五天竺”及“国”“城”“村”概念对印度社会加以分析,至今仍不失其社会学方法论上的价值。

法显《佛国记》英语译介及译本比较

《佛国记》是东晋高僧法显撰写的记录其取经历程的游记,是研究五世纪初新疆地区、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历史、地理、民俗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弥补了当地史料的空缺,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该书外文译本不断出版,其英文全译本也先后出现7个。然而,《佛国记》却被部分学者误认为是《西游记》,两者的英译史被混为一谈,其它相关资料中亦很少有《佛国记》的完整英译史描述,更缺少7个译本间的比较研究。借此契机,挖掘与梳理《佛国记》英译史已成必要,厘清各个译本的译者、翻译背景、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以及译本特色等,并阐释译本之间的关系及比较特征,以期勾勒出《佛国记》的英译史全貌。

南海观音:海上丝路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共同印记

15世纪以前,中华、天竺与南海诸邦长期共享的“南海观音”信俗,足以印证海丝沿线各族生存共同体,自古以来经历着长期的文明交流互鉴。古代南海诸邦盛行观音化身不空罥索菩萨的造型,更是以南海守护者的信俗,构成分别显迹在南印度“补旦洛迦山”和浙江“普陀山”的多元一体文化意象,覆盖了丝路海域的东西两端,表述着海丝沿线民众的精神相通。菩萨的造型身材矫健而多臂、手持不空罥索等各种法器,义理上象征了贤者能结合诸种方法,给予众生援手,也能反映由中华而南海诸邦,海陆商旅乃至君臣百姓,咸祈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如此“南海观音”化象,既符合法华经系说的俗世救难,也符合弥陀经系度亡需要,并且相应密教经典强调现世求愿。因此,观音文化数世纪一直盛行南海诸国,并曾被末罗瑜等国奉为护国本尊,而中国也因应着不同宗派或思想角度,陆续出现各种观音经典和译本。自唐宋以来,中国汉传佛教更演变至将印度“南海”的补旦洛迦山翻译为“普陀山”,以至构成中华内地丰富的“南海观音”信俗,何尝不在说明中华民族与南海诸邦共同的愿景,是祈求海域各境天下太平,相守相成,水陆平安。

秒针如何转动——从晚清科学小说看中国人对时间的全新认知

"秒"最初为长度单位,经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时间改革,才开始成为一个时间单位。而拥有秒针的三针表于清朝中叶进入到中国以后,"秒"这个时间尺度才真正被用于计量。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把三针表只当做一种高级饰品来看待。因此,中国人关于"秒"的时间意识并没有因为三针表的流行而觉醒。之后,随着西方科学知识以及文化思想势不可挡地涌入晚清中国,"秒针"所象征的更加精确化的"时间",终于开始像蒸汽机和"电气"一样,渐渐与科学及文明关联起来。而积极使用"时间"元素,完全由中国人创作的科学小说,也于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其中,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便是先锋之作。在这篇小说中,徐念慈通过地底国与现实世界二者时间制度的设定与对比,完成了对诉说时间相对性这一中国文学经典母题的戏仿(parody),给当时的中国人带去了关于"秒"乃至"时间"本身的全新启示。

李荣熙、杨宪益的《佛国记》英译本疑点考释

李荣熙居士的翻译对汉语佛经外译有借鉴意义。文本考据显示,李居士的翻译生涯起自1937年,一甲子以来译作众多。具名出版的《佛国记》英译有二: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Countries(《佛国记》,1957年);The Journey of the Eminent Monk Faxian(《高僧法显传》,2002年)。传言为杨宪益先生翻译的1956年版《佛国记》节译,经过基于语料库的译者身份识别与判定实验,实为李居士所译;传言为杨先生所译的1986年版《佛国记》节译,查无实证。

法显、义净南海行程与唐代交通的转向

晋代僧人法显到印度求法后,从狮子国返国途中遭遇风暴,漂到尼科巴群岛,再经九、十日许到达耶婆提。法显从狮子国和耶婆提出发时,所乘的分别是狮子国和印度的商船。在大多数情况下,唐代僧人义净到印度求法的平均航速比法显快,但在返程时,由于遭遇冬季孟加拉湾的东北季风,则十分缓慢。义净、法显之后,去往南海的僧人多选择海路,标志着唐代中外交通方式从以陆路为主,转向了以海路为主,为后世开辟中国至西亚、中亚的海上路线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玄奘译《缘起圣道经》之传译考

《开元释教录》第八卷有《缘起圣道经》,其主旨为佛陀坐在树下观十二因缘流转还灭之真谛之语,即其对于佛教核心教义"缘起说"的讲论。这部经通常被认为有三个译本,分别是吴月氏优婆塞支谦译《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亦名《闻城十二因缘经》)、唐玄奘译《缘起圣道经》、北宋法贤译《佛说旧城喻经》。三个译本在佛经目录中多有记录,由于其内容涉及佛教思想层面,因此从其传译史中不仅能够考察到传译过程,也可以看出这一佛教核心思想的发展史,从侧面微观地映射出整个佛教思想史的动态。

黄宗羲“天下之法”的法理分析

黄宗羲"天下之法"的法律思想具有明显的反近代性质,不论是"天下之法"的基本内涵,还是"天下之法"的实现方式,抑或是"天下之法"的治理精神等,都表现出了典型的反近代特征。"天下之法"的法律思想,坚持并发展儒家传统的法律观,强调法所以为法的关键是"为天下""为万民"的公共性质,在"法"的秩序内涵和操作系统等工具理性方面,"天下之法"也完全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六经之法"和"先王之法"等观点,强调经学教化是治国之本,圣王救世是基本出路。

古代印尼的历史记忆——中国旅行者的书写

中国古代从海上亲访印尼的旅行者,依照时间排序,有东晋法显、唐代义净、元代汪大渊、明代郑和通事马欢等。本文基于他们留下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记述,对古代中国探访印尼的旅行者集中分析,指出这些旅行者的身份呈现多元化,包括僧侣、海商、外交使者;古代中国人旅行印尼的历史过程,经历了从僧侣到商人,再到使者的三次延替;中国旅行者的印尼游记内容丰富,构成了印尼的历史记忆,保存了航海、宗教、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文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有助于推进我们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