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中“诗”之内涵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在分类中首先确定了诗赋略一类,是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的肯定。作为文学传统的诗歌,是指六艺略中的《诗经》,诗赋略中的部分屈原赋和歌诗。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这种分类兼顾了《诗经》作为六艺的主要身份,同时通过隐形的“互著”在诗赋略标题先后的顺序之中得到体现。在赋类中以屈原赋作为诗赋源流的分界,以此来彰显诗赋文体之变迁。最后列出歌诗一类,通过赋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与歌诗的疏离。《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的背后是汉代文士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探讨。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汉书》颜师古注引《道德经》考校

《汉书》颜师古注是《汉书》流传至今最好、最完备的注本,不仅汇集了唐以前二十三家《汉书》旧注,而且征引了150余部文献古籍,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颜师古注《汉书》征引《道德经》13条文例,以此为研究对象,通过比勘发现,颜氏所引《道德经》与今传世本《道德经》及帛书本《老子》虽然个别文辞稍有差异,但内容相合,三个版本的《道德经》内容上具有一致性;从征引的表征上看,老子《道德经》在唐代初年的体例是分《德经》、《道经》两篇的,与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本体例相同。

张家山汉简《脉书》校释二则

本文改释了张家山汉简《脉书》中的两处释文:“脉阑(烂)而肉死”中的“死”应改释为“■”,读为“朽”;“炙痛以行身”的“炙”应改释为“赤”,“赤痛以行身”乃皮肤呈红色、疼痛并游走全身之意。

五代时期佛教雕塑的前朝传统与创新性

全国现存的10世纪佛教艺术分布不均衡,敦煌、山西、四川盆地、江浙保留较多,主要来自敦煌曹氏归义军、北汉、吴越国、南唐、前后蜀,艺术面貌差别较大。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雕塑既保留着很多唐代或前朝传统,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另外,这个时期的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国化与世俗化倾向更加强烈,适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

班固和《汉书》研究的新视界——评陈君《润色鸿业:〈汉书〉文本的形成与早期传播》

陈君《润色鸿业:〈汉书〉文本的形成与早期传播》立足《汉书》横跨文学和历史两个学科的特点,运用考证、文史互证等传统方法进行研究,该书资料丰富,论证严密,视野广阔,跨越古今,还运用知识与权力的新理论,提出新见,代表了近年来班固和《汉书》研究的新进展。

论宋代以前“一产多子”现象的灾祥与成因

受儒家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灾异祥瑞等天命观影响,古代社会中“一产多子”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生育行为,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自汉代开始,社会的主流认知将“一产多子”视作灾异,而宋代后的社会逐渐将其纳入祥瑞范畴。在梳理历代史书的记载后,发现“一产多子”由灾入祥的演变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存在畸变,其原因与权力斗争密切相关。

从贾谊传记看《史记》《汉书》的差异及其意义

《史记》《汉书》对贾谊传记的叙写有较大差异。司马迁将屈原、贾谊合传,对二人的不遇经历深表同情,并谤刺了世道的不公,笔含感情,气势奔放;而班固则有意收录了贾谊的政论文,着力描述了贾谊的政治活动,叙事严正,情感内敛。上述差异源于班固对儒学的尊崇。东汉时期,儒学定为一尊,班固的史书创作以儒家思想为统摄,以宗汉为旨归。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熏染了班固中正平和的性格气质,使得《汉书》风格典雅凝重。贯穿于《汉书》中的正统情怀、仁政礼义、忠君爱国等儒家学说对于维护大汉王朝的统治秩序、昭显汉代的国家治理经验、弘扬爱国思想意义重大。

悬泉汉简与汉代文书行政研究的新进步——以公务用券和简牍官文书体系为中心

与里耶、甲渠候官等遗址相比,悬泉置遗址更具基层性,是很多具体行政行为的发生地。因此与甲渠候官等遗址簿籍类简牍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不同,其出土官文书中公务用券等占比较高,接近《周礼》等典籍所示官文书体系。同时,悬泉汉简也能推动簿籍和通行公文研究。尤其是其中“关书”“辞”等此前不为学界所重视的材料,对理解《文心雕龙·书记》有所裨益。悬泉汉简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学界关于汉代简牍官文书体系的认识,为重新思考汉代简牍官文书分类提供了思路。

历史解释与王朝认同——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论研究

基于对南宋政权合法性的考虑,南宋士人在诠释三国正闰时,皆以蜀汉为正,魏、吴为闰。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诠释,一是以帝王血胤为依据,表明刘备以汉室后裔身份建立的蜀汉政权当属正统;二是基于汉王朝连续性的角度,将蜀汉作为西汉、东汉的继承和延续。在此基础上,南宋时期编纂的三国史书中,或将蜀汉帝王纳入“帝纪”,或取蜀汉年号纪年叙事,直观呈现蜀汉的正统地位。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主张,与南宋君主的帝室血胤以及“赓续”北宋的立国方式紧密相关,是其王朝认同意识在历史解释层面的典型反映。

从“居延汉简”看汉代戍卒的生活

戍卒指在边关守卫或屯垦的士兵。汉武帝时期在河西地区实施了设郡、派遣戍卒、徙民、屯垦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西北边塞的防御,当时的居延属张掖郡,曾有大量戍卒屯戍,也出土了大量与此相关的简牍,对于研究戍卒及其生活非常有参考价值。从汉简内容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出发,探究戍卒的管理制度、军务及物质、精神生活等,可为考证汉代军事防御体系、屯田活动提供参考,对于了解汉代丝绸之路的经济贸易、人口流动、民族融合、风俗习惯等具有重要意义。

《汉书》《文选》相同作品注列古今字比较

《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相同作品注列古今字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古字(即正文用字)不同,但今字相同,如《汉书》注“鼌,古朝字”《文选》注作“晁,古朝字”;古字(正文用字)相同,但今字不同,如《汉书》注引如淳曰“甿,古文萌字”《文选》注引作“甿,古氓字”;《汉书》《文选》正文用字相同,颜师古、李善注释用字也相同,但颜注用术语“古”,李注用术语“今”,如《汉书》注“廑,古勤字”《文选》注作“廑,今勤字”;《汉书》正文用古字,颜师古注以今字释古字,用“即”沟通字际关系,《文选》正文用今字,李善注误用“古”沟通字际关系,如《汉书》注“歫即距字”《文选》注作“距,古岠字”。

论诸葛亮的治国思想

诸葛亮作为刘备去世之后蜀汉政权的实际执政者,在其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治国思想体系。在用人上,诸葛亮合理利用人才,蜀汉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在经济上,诸葛亮大力发展农工商业,蜀汉财政日益充盈;在军队治理方面,诸葛亮进行多方面的军事力量建设,蜀汉军队转弱为强;在依法治国上,诸葛亮制定、执行法令以及推进法治建设,一改刘璋统治益州时期律法松弛的状态,蜀汉社会秩序井然;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诸葛亮妥善处理民族关系,蜀汉后方的南中地区得到安定;在外交方面,诸葛亮与孙吴交好,以利北伐。

《报任安书》之《汉书》《文选》本校读三则

《报任安书》有《汉书》《文选》两个版本,文字颇有出入。通过“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而仆又茸以蚕室”“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也”三条的对比分析、得失评价,认为《汉书》本更为真实可靠。

论西汉时期“大共同体本位”之构建——以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为视角

“大共同体本位”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首先提出来的,旨在说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在维系自身统治的过程中借助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一系列相关制度措施使自身统治以较低的代价达成了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和制度基础,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圈的文明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学说中,尤以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思想对维护中华民族“大共同体本位”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使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思想得到了初步的定型进而影响了后世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构建“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出发,董仲舒所主张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大一统”思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此为切入点探寻其对构建西汉时期国家“大共同体本位”的作用,为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维护祖国的团结稳定提供有益的借鉴。

董仲舒“天人一”说的思想史意义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表彰六经,得到实施后,儒学遂占政治主导地位。尤其是他提出的“天人一”命题,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儒家“天人合一”理念,对儒学思想贡献甚大。大千世界由天和人有机统一而成,单独的天或单独的人都不足以为世界。“天人合一”理念是一种复合本原模型,有别于单一本原思路。董仲舒的“天人一”既由天到人,也由人到天,是两个环节的有机统一;阴阳五行作为万物构成的材料,在世界本原结构中居辅助地位。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天人合一”观的代表,也成为北宋大儒张载“天人合一”说的直接源泉。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韩愈的评价与尊崇

四库馆臣引前人评论韩愈语、将韩愈文章言论经典化、为韩愈辩护,体现了《总目》对韩愈其人其文的重视与高度评价。《总目》继承了“韩柳”并称的观点,将“韩柳”作为古文典范的代称,认为韩愈、柳宗元是文章演进的重要一支,但《总目》整体上以尊韩为主,以柳宗元等人为韩愈的应和者和追随者。出于对正统学术观念的继承和道统的维护,《总目》尊崇韩愈的倾向是明显的,这种倾向也对近现代文学史的构建产生了影响。

汉代丝绸之路的敦煌枢纽

汉武帝时代置河西四郡,西域之路得以畅通。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资料,可以说明东西交通干线上敦煌的作用。敦煌在河西交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敦煌西通西域有玉门关、阳关两条路径,这里又是隔绝南北“羌胡”军事交通的重心,在丝绸之路交通体系中于是具有枢纽的意义。就南行“之蜀”通道的运输组织而言,敦煌汉简资料提供了宝贵的实证。赵充国经营河湟及鲜水地方的交通建设,是以敦煌为策应方位的。敦煌市场较长时段的高度繁荣,体现了汉胡羌多民族共同营造交通便利条件的历史文化作用。敦煌汉简所见来自各国“客”的活跃,也可以看作体现交通文化面貌的现象。敦煌人才群体的跨地域影响,敦煌与“高原丝绸之路”的关联,都可以通过交通史考察予以理解和说明。

地动仪的史料和模型研究

史料对地动仪的记载并不是孤证,在范晔前70—150年就有记载。研究了国内保存最早的7种有关地动仪的史料刻本,逐字对比了它们与《后汉书.张衡传》196个字的异同,共得到238个字。司马彪《续汉书》对仪器有3点重要的限定,袁宏《后汉纪》又增6点重要信息。初步澄清了研究上的11项疑虑,介绍了近年间国内外的7个地动仪复原模型,依其原理可分为悬垂摆、斜置垂直摆、自由杆3类,进行了分析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