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太平天国时期徽州的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以绩溪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天国硝烟的散去拉开了徽州宗族重建的序幕,后太平天国时期,绩溪南关许余氏宗族通过对自身合法坟产的维权,实现了官府以“给示”为标志的确权。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案表明: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巨大变局后的徽州地方宗族坟产纠纷博弈,是以风水之争为主线,在族内士绅等精英主导、举全族之力应对下,劫后余生的宗族对自身坟产产权权益进行维护与再确认的一个实践过程。在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实践中,以官府颁布告示认可宗族相关权益从而获得宗族赋税缴纳配合、宗族将告示载入族谱形成自身权益的官方依据为显著标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宗族在后太平天国时期恢复重建过程中,以坟产纠纷事件处置为契机与官府形成的某种有效互动。

日常与非常:康熙《上溪源志》所见15至17世纪的徽州社会

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和对异常(乃至非常)事件之社会应对,是村落社会史研究着力揭示的一体两面,需要通过更多具体而微的文书个案加以展现。康熙《上溪源志》抄本是与现存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关的珍稀文献,虽然编者可能是希望将之编纂成该处村落的志书,但从现有体例来看,它仍然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没有多少差别,仍旧是杂抄或史料长编的性质,离村落志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原始性,提供了有明一代及清朝前期的生动资料,更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婺源东北区域基层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此外,该书也为我们探究从村落文书辑录到村落志编纂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明清徽州乡村宗族秩序的构建与村际竞争——以祁东吴氏为中心

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村落,宗族既是族内秩序的构建者,也是维系村落秩序的主体和重要力量。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精英通过编撰族谱、制定祭祀规则、推行礼俗教化、实施经济救助等措施,积极推动宗族组织化进程,维持村落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村落社会实际权力的掌控者。位于祁门十一都的祁东吴氏宗族通过宗族秩序的构建和完善,提升了吴氏宗族在村落社会的竞争实力。

民国徽州宗族礼仪观的革新——以徽州家谱族规家训为中心

晚清以降,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宗族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徽州基层社会逐渐呈现出崭新的近代化文化景观。时至民国,徽州宗族对以冠(笄)、婚、丧、祭为主要内容的礼仪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主要表现为:徽州宗族对冠(笄)礼的重视程度有明显削弱;对婚礼则提倡从简,并在沿袭传统习俗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和转变;对丧礼主张遵从《文公家礼》与名儒古训,提倡节俭,反对铺张行为,保护祖墓坟茔,反对传统陋习;对祭礼则依然非常重视,不仅强调严修祭事,遵守祭祀时节、规则等,还强化了祀产的管理力度。宗族礼仪观的改变,反映了裂变时代中徽州宗族文化的变迁实态,以及衰落时期的宗族社会文化心理特征。

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

新安程氏的数部统宗谱,反映了不同时期新安程氏的祖先认知以及祖先谱系的重构过程。唐末程淘所撰之程氏世录,追溯祖先仅及十三世之前的忠壮公程灵洗;宋代程祁修撰的程氏族谱则将新安程氏定居祖追述到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将程氏祖先追溯到了重黎乃至黄帝;明景泰年间程孟所修《新安程氏诸谱会通》,则将新安程氏不同派系的谱系整理得相当清晰;清嘉庆及民国年间所修程氏支谱,则更加清楚地将世系从黄帝延续到了当时。新安程氏不同时期形成的几部族谱重构祖先谱系的历程,说明传统时期重构宗族祖先谱系的现象在徽州亦不例外。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

明清时期,由于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战争摧残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徽州宗族部分族人生存状况趋于恶化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之中。族人的贫困处境引发了秩序动荡、伤风败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有效维持族人的基本生存及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徽州宗族非常重视救济贫困族人,并通过设置义田、义仓、学田、义屋、义冢等途径积极开展内部救济,以帮助弱势族众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实现了宗族社会正常的持续的惯性发展。许多徽州宗族在实施族内救济时,通过增设各类禁止性与惩罚性的附加条件或条款以约束、控制族人。

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

徽州宗族迁徙史上普遍存在"始迁黄墩"的记载,而"篁墩"之称则始于程敏政。此类记载更多的是传说,而非史实,其实质是徽州宗族为建构自身历史而作出的叙事。围绕这一叙事,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各宗族为消解冲突而不懈努力。对黄墩叙事的研究,具备方法论与历史观的双重价值,可以成为打开徽州宗族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治理:以祁门康氏为中心

本文以民间合约为切入点,对祁门康氏宗族处理纷争的实态进行了个案介绍,最后指出:民间合约是宗族惯用而有效的解纷方式;在传统乡村治理中,宗族发挥着多方位的自我调控功能,是国家扶持和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并与国家一道形成了"协调共治"的景象。

汪氏祠墓纠纷所见明清徽州宗族统治的强化

汪氏在祠墓纠纷解决中采取的应对措施说明:自明迄清,徽州宗族组织在自身统治削弱之时,适时把握与外族纷争的契机,运用宗族内部联合以及主动与官方联手等形式,推动着自身的统治不断地强化。

明清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

明清徽州宗族对教育在"亢宗"、"大族",以及培养子弟良好的"德行"、"资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极其深刻的认识。积极创办各类宗族性教育机构、重视家庭早期教育和宗族蒙学教育的规范化、对宗族子弟的学业进行严格的考核并予以奖惩、慎择教师等是其兴学重教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宗族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宗族商人的资助,而宗族的教育追求及其规范则是徽商资本与教育结合的心理媒介。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会问题的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区及族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对宗族社区及族内赌博、溺女、假命图赖、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进行积极控制,是这一时期徽州宗族社会自治和社会管理角色扮演的重要体现。徽州宗族积极控制社会问题的主观努力,对于遏制或解决这一时期徽州境内社会问题的恶化和蔓延,从而维持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继嗣与继产:明清以来徽州宗族的族内过继

族内过继是明清以来徽州社会延续宗族世系的主流做法,虽然也存在异姓继承方式,但仅是少数家庭的选择。徽州宗族在遵循国家法的前提下,从继子的人选到如何上谱书写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并载入族规家法以为定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族内过继行为。现存徽州过继文书具有丰富的内容,再现了族内过继的具体实态,而过继文书的订立,意味着过继得到了宗族的承认,继子获得了合法地位,宗族也试图通过文书把继子应享有的权利及应履行的义务规定下来,以避免当事人日后产生纠纷,我们从中能够看到徽州宗族对乡村社会控制权的不断强化。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族人的职业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宗族法的制定与执行等途径,对族人的职业规划和职业选择进行积极的干预和控制,要求族人从事士、农、工、商本业,反对族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从事贱业或恶业。徽州宗族的职业观具有较强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其对族人控制的日益强化。对徽州宗族的职业观,我们应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

辛亥革命后,社会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宗族势力的态势如何?这是窥测中国社会变迁进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宗族组织有三个要素,即族谱、祠堂和族田。本文拟对其中的族谱、族田在20世纪上半叶的态势加以考察和评估,并进而指出中国宗族组织的消亡是革命的结果,不是自然变迁的结果。

徽州民间祭文类型、特征及社会文化内涵初探——以徽州族谱所见民间祭文为中心

徽州族谱所见民间祭文按内容可分为祝祭文、哀祭文和杂祭文。祭文都是为祭奠本族逝者或先祖而写,具有归族性;收录的祭文其撰述时代前后相延,具有时序性;祭文类型多样,民俗性特征明显。徽州族谱所见民间祭文反映了徽州民间社会认为人死神魂不灭的观念,其撰述也是传统社会儒家孝道思想的体现。祭奠时撰述念唱祭文对增强宗族同源意识、维系与巩固宗族制度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是民间祭祀实用性和功利性的体现。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清代徽州宗族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及其影响

清代徽州,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商业兴旺,经济昌盛,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达繁荣的一个典型地区。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徽州地区有上千年的文化教育传统,从宗族内部到社会各界,都把发展教育和人才培养,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去认识,善于从制度、管理和投入上重视人才培养。徽州宗族注重人才培养,源于振兴宗族、立身社会、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在实际过程中,收到了益于自身、功在宗族、惠及社会、利被后世的作用。清代徽州在人才培养与使用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学界研究与思考。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明清徽州民间的众存祀会

众存祀会系设置众存产业以祀祖的组织,具有自发性、平等性和灵活性,属于宗族之下血缘性的结合,并主要依靠契约关系予以维系,是宗族组织内部祀祖的基本形式之一。由明及清,徽州众存祀会分布广泛,数量可观,长期存在,相沿成俗,它与宗族组织在祭祀功能上是互补共存的。

明清徽州宗族与基层社会治理——以祁门南源汪氏为例

祁门南源汪氏从北宋初期迁居祁门南源后,很快就成为人丁兴旺、房派众多的望族。从北宋至清代中叶,南源的村落规划建设共有四部曲,并形成了初居聚落、坂上和屋基里三块相互联系的村落格局,完成了生存空间的拓展。明清时期南源汪氏通过兴立文会和订立合同、勒石刻碑等村规民约的方式来教化族众,努力营造良好的乡村社会环境。南源汪氏还以山场诉讼的方式来维护宗族的合法权益,以此来维系乡村社会秩序。南源汪氏采取的多途并举、叠相为用的治理方式是明清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超稳定结构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