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梦意象研究

李商隐一生漂泊寄幕,沉沦困顿,中年又遭遇亲人离世之痛。这些悲剧性的人生经历促使他形成多情易自伤的个性特点,由此创作出一系列含有虚幻朦胧梦意象的诗歌来表达内心感受。李商隐诗歌的梦意象虚幻缥缈、内涵丰富,可大致分为三类:神女之梦,表现其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理想之梦,展现其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思归之梦,体现其对亲人和家乡的深切思念。这些含有梦意象的诗歌真切展现了李商隐幽微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同时也形成了其诗歌朦胧多义、含蓄蕴藉的独特风格,对后世婉约词的创作与发展有一定影响。

“杜公遗响”与“义山轻薄”:桐城派李商隐诗歌批评的两面性

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桐城派诗人称李诗为杜诗“嗣响”,指其句法、章法效法杜诗,神韵亦能与之媲美。李诗诸体中,桐城派诗人最推崇其中的七律。因为李商隐在杜甫、王维之后另开一派,融合杜之阳刚与王之阴柔,达到刚柔相济的美学境界。桐城派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诗文追求朴实无华的本色之美,而李诗用藻饰之词写男女艳情,故而批评者较多,唯曾国藩追求“怡悦”之审美效果而欣赏李诗。李诗涉及男女之情,因此托旨遥深,桐城派不满其迂晦深隐、浓艳轻利、浮泛支离。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折射出挽救其时诗坛之弊的用心。

论黄子云《野鸿诗的》对李商隐的批判

李商隐诗瑰丽诡谲、朦胧窈渺,《无题》组诗更是感情深藉、凄艳浑融,允为诗史经典。但清代诗论家黄子云却对此深恶痛绝,在《野鸿诗的》中对李商隐大加斥责,称其为“三百篇之罪人”。究其缘由,除与黄子云颇具个人特色的诗学观、对传统诗学观片面的选择和继承、其自身的个性等相关之外,在时代流变下,以黄子云为代表的“卫道士”对诗歌政教功能的维护也是原因之一。

《马嵬》诗“不及卢家有莫愁”辨义

《唐诗鼓吹注解大全》对《马嵬》结句的释义成为明代晚期诗家普遍使用的话语模式。清代初期的《唐诗鼓吹笺注》改写了《唐诗鼓吹注解大全》的部分表述,引导清代诗家如姚培谦、姜炳璋等将“卢家夫妇”释为“民间夫妇”,影响至今。这种阐释缺乏历史依据。“卢家”是唐代的世家大族,唐文宗曾有“顾不及崔、卢”之语,和《马嵬》同调。义山诗中的“卢家”皆为显贵,“莫愁”亦为豪门之妾,没有例外,且唐代诗人如杜甫也认为乱世之中,“民间夫妇”的相守其实更为困难。故而《马嵬》的结句应释义为王室权力败落,无法庇佑“妇人”,可世家大族却依然显贵如旧,其义批判性强,抒情性弱。此外,《马嵬》也是检视义山人生轨迹的诗证之一。

李商隐《无题》与中国诗歌诠释传统

李商隐诗歌多用高唐神女典故,《有感》一诗流露出某种辩解的意味。但“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楚雨含情皆有托”适足成为某种暗示,引发后人作各种猜测和臆解。香草美人隐喻传统为这种诠释路径提供了依据,“作者何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主张又赋予诠释者以权力,两者共同构成了李商隐《无题》诗诠释的路径和历史,不仅强有力地主导了李商隐诗歌的诠释,也对后代诗人的《无题》诗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商隐诗的佛教观照

李商隐晚年刻意事佛,其佛学造诣颇为深厚,佛教义理对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影响深刻。此种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李商隐与僧侣交游、观览佛寺以及参悟佛典相关的诗作中,其中可以看到诗人对佛学典籍的博览综观,精诚专注的研习修炼;另一方面,佛教还赋予了李商隐诗一种独特的观照视野,对义山诗中特有的炽情致幻、无常幻灭的诗境之形成,以及所呈现的对物象的省思观照方式,也有重要的潜在影响。自然,李商隐的诗有着沉博幽邈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并非简单地能以道教或佛教理念加以诠释或图解,只有反复涵泳其全部诗作方能体会其幽微要眇的诗心。

李商隐《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学杜释证

《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一诗是李商隐前期以学杜为主要目的的作品,此诗应酬唱和写景,主题、风格与多首杜诗颇为相似。其对仗句的结构安排、章法结构与情景关系的处理、明丽的意象等语言与形式技巧方面,明显师承杜诗。对比思维与反省意识,出处、仕隐的矛盾纠结与生活的悲剧感受,则是对杜诗感知世界方式的深刻继承。此诗带有明显模拟、学习性质,属于诗人前期的作品,诗人的思想情感表现得并不充分,思想艺术成就并不高,却具有一定的批评史价值,反映出杜诗影响的扩大,表明杜诗及其特点已被准确认知。

李商隐桂管之行前后的心路历程

大中元年,李商隐南下桂林入幕桂管,这是他一生中最远的一次游幕,也是他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通过研究李商隐桂林之行前后的心路历程,可以了解其真实的政治倾向,以及他与李、牛两党的关系,并由此澄清他在党争中的许多疑点。

清人引赋注义山诗考论——以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四家笺注为例

清人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为注解义山诗,引用了116篇赋。他们用赋作注的原因是:一为标明语典;二为科场制艺重赋的习气所浸染;三为自觉追求语言美感;四为缓解以史注诗的僵硬感。清儒限于时代桎梏,为避免文祸牵累,对部分义山讽喻诗的注解过于浅显;又因大量引赋,难免使阐释累赘啰嗦,影响对诗意的理解。但他们的笺注本意都是希望以精详的考证而最大限度还原义山诗隐晦的诗意,以工典雅驯的语言契合李诗秾丽纤巧的风格。至于注者主观意愿与客观笺注实践所产生的难以弥合的差距,不应成为今人误解清儒的原因。

李商隐诗歌夜意象描写

夜意象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书写主题。唐代诗歌夜意象描写丰富而且多元,晚唐诗人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近600首诗歌中,关于“夜”的意象描写很多,且以“夜”为核心的词汇非常丰富。统计发现,李商隐诗歌中关于夜意象的描写有550余处,说明其诗歌创作不仅善于运用夜意象,而且夜意象描写丰富、密集。李商隐诗歌夜意象具有时间、情感、社会指向,大致可以归纳为黄昏意象、灯烛意象、月意象、梦意象等几种类型,这些意象显示出其诗歌的凄寒孤寂、朦胧哀艳、幽怨感伤等审美特征,而这种特征是由晚唐时代风貌、精神流变等社会因素以及身世家庭、性格爱好等个体因素使然。

李商隐诗文被称“西昆体”之解读

自宋代开始,学者将李商隐诗文称为“西昆体”,其中蕴含着突出的感情变化。最早持此说者惠洪对李商隐诗歌深恶痛绝,不过百年之后的元好问虽然使用同样的称谓,却表现出对李商隐诗歌的由衷赞美。由明至清,随着钱谦益虞山诗派的兴起,李商隐受到更多的重视,当学者使用“西昆体”指代其诗时,常常带有褒美的意味。“西昆体”最初指北宋前期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为代表的诗歌风尚,用以指代李商隐诗文是其内涵不断演变和扩大的结果,其路径可概括为从杨刘诗到其文、从杨刘诗到李商隐诗和从李商隐诗到其文三种。李商隐诗文被称为“西昆体”,其原因不一而足,或者是因为误解,或者是因为连类而及,或者属于故意使用借代修辞。

杜甫与李商隐七律诗色彩词比较

杜甫、李商隐的七律诗作品中都使用了大量的色彩词,他们的七律诗作品在使用色彩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呈现出风格大体一致,但同中有异的特点。他们都偏爱使用浅色系的色彩词,但杜甫诗中的色彩词更多以直接呈现色彩的方式出现,李商隐诗歌中的色彩使用则更多以间接呈现色彩的方式出现。本文通过提取杜甫、李商隐的七律诗作品中与色彩有关的词汇,对他们的色彩词使用进行比对,以期对学界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帮助。

“李商隐印象”的重塑与清初吴中诗学的发轫

李商隐诗歌笺注的萧条之状自清初发生转变,推求至隐的解读使其一扫晚唐以降诡激轻薄的恶名,以心怀忠愤、寄托遥深的形象出现在清初文人的历史想象中。重塑李商隐形象的风潮肇端于吴中,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特征,钱谦益则是这一风潮的先导。而晚明比兴之说流布,以脂黛男女寄托规讽劝诫,象征晚唐深婉绮艳格调的李商隐诗,与虞山诗派对诗歌的玩索异常投契,李商隐由此被冯班、冯舒等吴中诗人推上唐宋诗之争的风口浪尖。此外,在清初的历史想象中,阴郁诡谲的“晚唐意绪”也在鼓励一种审定行年、推求至隐的解诗思路。

李商隐《公子》(外戚封侯自有恩)考论

李商隐《公子》(外戚封侯自有恩)一诗的创作时间和诗旨尚无定论,叶葱奇和邓中龙两位先生将其系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但此说还需进一步商榷。结合现实文献与出土墓志,将此诗的创作时间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李商隐进士及第之时,并得出对时政的暗喻、本研究心态以及戏咏皇室姻亲三种诗旨的推测,对于研究李商隐的科举之路及其对于政治心态的研究有一定参考。

晚唐政治视域下李商隐祭文的情感表达

李商隐的祭文形式华美、声情并茂,是其骈文诸体中最富“情采”个性的一种文体。在祭文中,李商隐抒发对逝去亲人的思念,表达自己的哀伤,并将自己的坎坷身世融入其中,书写人生志向。李商隐的祭文有自书之作与代笔之作,二者在内容叙述上具有差异化,但在情感抒发上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对后世的祭文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西方文论与中国诗学谈李商隐诗的诠释与接受

李商隐的诗是以难懂出名的,有关《锦瑟》的解说更是众说纷纭。至于解说的方法、角度,可以结合中国诗学,可以运用西方文论,可以论诠释,可以谈接受。不过,读诗最重要的是"诗可以兴",是这个诗歌的生命,给了你什么样的兴发感动,这才是最重要的。

“诗史”指向与晚近诗坛的李商隐接受

作为清代诗歌流变中"唐宋诗之争"的又一环节,李商隐接受是近代复古诗学的一大方向,也多是地域诗学的延续。晚近诗坛的三种接受模式,完成了对李商隐诗歌的全方位、多角度学习。近代社会复杂的风云变幻,诗史观念的介入,是考察李商隐接受的具有理论价值的立足点,为探讨学李诸家的异同、得失提供视角。

译者主体性与唐诗英译——李商隐诗作英译的个案分析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精品,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在英语文化圈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源于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而选择的过程不可避免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哲学阐释学的视角,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为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个方面探究李商隐诗作英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作的内在本质,是中国古诗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意义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

李商隐诗歌和四六文风格的多样性

李商隐的诗歌和四六文均取得很高成就 ,其重要标志之一是风格多样。诗歌方面 ,“自开生面 ,兼擅临摹” ,有《锦瑟》那样风格表现为典丽精工的 ,有《落花》那样绚中有素的 ,有学汉魏、学六朝、学杜、学韩、学李贺而能达到很高境界的 ,甚至还有些开宋派的作品。义山的四六文与诗消息相通 ,其总体特征是精丽和富有情韵 ,而围绕精丽和情韵 。

楚雨含情皆有——李商隐《夜雨寄北》暨义山诗歌之读解

李商隐诗歌在唐诗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因其特殊的背景及经历,使事用典的精切深晦、多义蕴,颇不易读解,常有桎碍难通之处。《夜雨寄北》一诗,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然不易得其深层意蕴。本文考释此诗之创作时间及创作地点,并借以展现李商隐大中二年和五年之行踪,探讨该诗之写作对象,分析此诗蕴含之美以及义山爱情诗歌的深层意蕴,并由此而论及其爱情观和读解李商隐诗歌应该持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