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令句”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变化

"使令句"是上古汉语分析型致使的表现形式,"使"、"令"从使役性动词发展为致使标记是汉语语法史上的重要变化。文章运用了NP1[±目的性],VP[±自主],NP2[±有生]、[±定指],NP1-NP2[±尊卑关系]以及整个构式表达[±未然]这六个语义特征分析了这一变化过程,以及"使令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形式。语义特征分析可以展现词汇特征与句法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历时层面,则体现为特征变化与相应的句法限制。

北宋扬州诗人王令用韵考

文章考察北宋扬州诗人王令485首诗用韵情况,归纳出其用韵18部系统,并对其韵部系统进行分析。

使令动词“令”在先秦至东汉的发展

动词"令"在汉语史上经历了由行为动词向使令动词的变化,使令范畴的成熟,导致汉语句法结构变化;使令范畴的功能拓展又引起了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大规模衰落。

张家山336号汉墓《功令》的几个问题

《文物》1992年第9期发表的《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公布了张家山336号汉墓《功令》两枚竹简的照片,我们据此加以释文并根据发掘报告及整理者的叙述,初步探讨了《功令》的内容、制定背景,试图为了解汉初律令体制提供具体的例证。

释“令长”说“假借”

＂假借＂是＂六书＂中争论仅次于＂转注＂的一个问题。文章针对古今学者就＂假借＂各种不同解释来谈自己看法,在论证例字＂令长＂与定义密合而非误例之后,从＂字＂为形音义的统一体、假借字引申义之源出、＂转注＂皆由初始字加形符或声符而成新字和假借字被作为他字字符而形成的同源字四方面,论证＂假借＂是产生语词符号的造字法。

萧统《令旨解二谛义》中的选择问句

汉语中的选择问句到中古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令旨解二谛义(并答问)》中的选择问句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种演变。口语化程度并非很高的文献、中土人土的佛学撰述,对汉语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

《单刀会》双调[新水令]字调腔格初探——基于语言音乐学视角的元杂剧旋律风格考辨之一

元杂剧是近古中国艺术的重要类型之一,其音乐既承续两宋遗音,又融入时代新声,在多民族多地域文化交融中流变发展,成为继唐宋诗词音乐之后我国音乐史上的又一高峰。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以关汉卿《单刀会》双调[新水令]为例,重点关照曲牌的音韵字调组合与仄声词组腔格,力求从唱腔旋律形态方面,对元杂剧“以曲牌原型框架为音调生成基础,以特定宫调音列为音高组织规范,以仄声词组腔格为基本衍展手段,以腔词音韵谐协为总体创作追求”的旋律结构和音乐风格有更为具体的认知。本文也希望以此个案研究为契机,引发学界对“语言音乐学”历史属性的进一步关注,并由此扩大至以《九宫大成》为代表的更多南北曲音乐分析,从新材料和新方法视角不断丰富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

“使”“令”由使派义到致使义转化的语义因素

“使”“令”致使义的用法,是由使派义经使役义发展而来的,其语法化受同一句子结构中另一个谓词和句首名词的影响。共现谓词的弱动作性、状态性、非主动性及非自主性是其重要的促变因素,句首成分施事性的弱化和话题化的增强也促成了这种变化。同时,“使”“令”的语法化还受到自身微观语义的影响。由于句内成分语义条件的变化,“使/令”字句在现代汉语中不再具有使派义和使役义,成为了表致使范畴的典型句式。

《论语》“巧言令色”之“令”训“善”探源——兼谈可训“善”的“令”“霝”“灵”“良”的关系

《论语》“巧言令色”中的“令”字,通常被训作“善”,但对于“令”字该词义的来源,学术界却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文在研究分析了传统训诂对于“令”的词源的观点之基础上,结合先秦语言实际,认为,训为“善”的“令”字实际是一个“本无其字”的假借字,其记录的词义确切地说是“形容人品貌、名望等的美好,或由此引申为对人的敬称或对事物的美称,形容词。”同时,文章还辨析了可以训作“善”的“令”“霝”“灵”“良”几个字之间的关系。

李清照的《如梦令》究竟写了什么

小令中描写的直观场景埋伏两重喻意:"绿肥红瘦"指代春光渐去是转喻层面,这是至今被读者所赏识的;但海棠和绿暗红稀又暗示美人迟暮,这是其隐喻层面。开掘出后者,乃见这首词系李、赵一双青年夫妇闺中的诗性调侃和情感交流。

汉代宫禁的黄门官署与员吏考论

汉代禁省的宦官职务多冠以“黄门”之名,所在官署称黄门署、黄门寺,其前身是秦与西汉前期的宦者署。武帝时改服制崇尚黄色,禁门称“黄门”,宦者官职与署寺亦随之改名。两汉禁内宦官有中黄门、小黄门、黄门常侍,负责随侍、警卫皇帝并传达旨意,监护太子与官员、宗室,探询问事。黄门令丞管辖禁内宦者以及部分官员,并直宿省门,布置座具,检查车驾与参加典礼。东汉后期黄门令权势增长,或主持禁兵与黄门北寺狱,在与宦官集团的政敌交锋中占据了主动和有利地位。

从语篇衔接的句法语义辨《世说新语》“究竟是谁犯了桓玄家讳”

《世说新语·任诞》第50则有"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犯我家讳,何预卿事"句,现今多解读为"王忱犯桓玄家讳",也有认为是"桓玄自犯家讳"。究竟是谁犯了桓玄家讳,还需回到文本,紧扣语篇衔接对句法语义进行辨析。"不能冷饮"主语当为承前省略的"酒",而非"王忱";又"频语左右令温酒来"为连动式,"令温酒来"并非"语"的直接宾语;再结合魏晋"服散"流行的社会现实以及"何预卿事"隐含的情理,可明确此则内容当为桓玄自犯家讳。

汉代蛮夷邸论考

西汉与东汉在京城长安、洛阳均设有蛮夷邸，作为馆待边疆及外国民族（汉文文献将之统称为蕃客）的场所。蛮夷邸的设置是汉代对人京四夷蕃客接待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对蛮夷邸的设置、蛮夷邸在京城中的方位、蛮夷邸内居住蕃客的成份、蛮夷邸的上属管理机构、蛮夷邸设置的功效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考证，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有汉一代对人京蕃客的接待与管理制度。

[并令]簋“邑于郑”与西周王朝的西北经略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并令]簋的年代在西周中期恭王时,铭文所言周天子令[并令]“邑于郑”,是命[并令]在郑地建邑以居。[并令]所建并非郑地主邑,只是旁邑或佐邑。郑地的聚落结构是以王所居郑邑为核心,周围包括众多贵族居邑及公邑的“族邑”模式。郑地在今陕西凤翔一带,兴起于西周中期穆王时,是西周中期以来周人势力在陇东败退,戎人进逼之下的产物,是周王朝经略西北的基地。周天子很重视对郑地的经营,安置大量贵族及民人居于此地,这一举措也为西周贵族宗族内部族人的任官获职以及发展提供了机遇,促进了世族政治的发展。

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一条律文的理解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有律文"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御史,丞相长史以及相国长史的禄秩是一千石",本文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御史长史,丞相长史以及相国长史的禄秩是一千石"。

明太祖传世法书考

本文从书法特点、书写背景、历史文献价值等方面对国内所藏《总兵帖》、《安丰令卷》、《高邮令卷》、《行书手谕》、《大军帖》、《致驸马李桢手敕卷》、《跋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后》等七件明太祖朱元璋传世法书进行了综合研究。七件法书体现出较为一致的书法风格,内容或见于历代著录,或为明清内府收藏,确定为明太祖真迹。它们不但具有重要文物价值,也是研究明建国前及明初历史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