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权力、大乘佛教与室利佛逝海上贸易模式构建

7-14世纪,作为印度尼西亚巽他群岛海上强国的室利佛逝,地理位置优越,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联通着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作为第一个势力范围涵盖整个马来半岛的古国,室利佛逝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并将大乘佛教确立为国教,将在印度衰落的佛教又一次在室利佛逝发扬光大,室利佛逝成为世界性的佛教中心。大乘佛教深深地影响着印度尼西亚海岛地区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方面的发展。赛代斯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印度化”。作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古国之一,室利佛逝宗教文化和海上贸易模式具有鲜明的特点,通过加强王权的控制力,以军队为后盾,通过征服领地、扩张商品生产地,建立起强大的海上贸易网络,为控制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黄金水道提供保障。同时,以大乘佛教作为强化政权的精神动力,大乘佛教成为统治者加强权力的工具,也给统治者带来了变革的动力,并影响着室利佛逝海上贸易模式的构建。从宗教和海上贸易模式来看,室利佛逝是东南亚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特色符号。室利佛逝政权持续了约7个半世纪,在印度尼西亚诸多古国中存在时间之长是罕见的,通过构建东南亚海岛地区霸权和将大乘佛教定为国教,实现其统治的海岛地区的“印度化”。在对外关系上,室利佛逝与印度和中国的唐朝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为研究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印度化”及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宫泽贤治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以《要求繁多的餐馆》为中心

宫泽贤治的作品《要求繁多的餐馆》是一部风格诡异、寓意深刻的童话,它充分体现了贤治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贤治认为:宇宙间的鸟类野兽、树木花草、山川、人类,都是宇宙大生命体的一员,拥有永恒的生命;宇宙的一切生命应相互依存,和平共处;文明开化与自然保护应相辅相成。家乡岩手县独特的风土、大乘佛教的宇宙观、文明城市东京的生活体验是上述自然观形成的三大要素。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贤治的自然观更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

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回应:从后殖民对东方学的批判着眼

虽然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诠释受到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影响,甚至是受到传教使命驱使,但他的进路迥然不同于具殖民色彩的东方学,并且在动机和态度上颇为符合大乘佛教的精神。他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没有强调东西方宗教观念之间的差异,反而突出它们的相通之处,希望以此作为基督教与佛教建立合作或友谊的共同基础,而不是使佛教徒皈依基督教。基于他的著述,可以发现他实际上实践了一种后殖民的批评,与殖民势力是对抗的。他的终极目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但进路与心态截然不同于那种解救东方人的殖民主义式思维,因为他从来不曾假设西方文明更为高等。就萨义德对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批判来说,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响应可以说是一个例外,甚至是反例。

从释迦三尊到华严三圣的图像转变看大乘菩萨思想的发展

随着大乘菩萨思想在我国的发展,犍陀罗时期作为主流题材的释迦与弥勒、观音组合的三尊像,发展成为卢舍那(释迦)与文殊、普贤组合的华严三圣像。这一造像题材的发展、变化,既有经典义理的主导,也有一定时期佛教思潮和流派的影响,还有佛教图像艺术自身的演变与发展,作者对此作了深入探讨。

西夏文《大乘无量寿经》考释

本文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西夏文《大乘无量寿经》残卷进行了翻译和校注,指出西夏本与现存两种汉译本均有差异,其所据藏文底本可能略有不同。

略论鸠摩罗什时代的龟兹佛教

龟兹传统上是以小乘佛教占优的国家 ,但是在公元 4世纪左右 ,其佛教状况却极其复杂。出身于龟兹古国的鸠摩罗什 ,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入关弘法之前 ,他还曾在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北道诸国中广兴大乘 ,使龟兹的大乘佛教一时间名满西域 。

莫高窟前史新探——宕泉河流域汉晋遗迹的历史意义

敦煌莫高窟所在地宕泉河流域自汉代开发以来就有人类活动;西晋时建仙岩寺。作为敦煌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它见证了佛教从印度和中亚传入中国的历史;作为历史上敦煌菩萨竺法护从事大乘佛教经典翻译的场所,它称得上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发祥地;同时作为中国最早的习禅场所,它也是敦煌高僧昙猷在竺法护译出禅经的前提下"依教修心,终成胜业"的历史见证。

杜甫与大乘佛法

杜甫早年即修习禅宗法门,晚年亦"不落旁门小乘"。杜甫的生命意识与人性关怀,深契大乘义学度己度人、悲智双修的精神主张。中国大乘佛法所确立的积极人生的落脚点,转身回向的实践精神,与根植在杜甫头脑中的"民胞物与"的儒家思想不谋而合。综观杜甫一生,始终以一个精神探索者的身份,汲取佛禅智慧,一为"己"求心灵慰藉;一为"群"寻救世良方。

西夏大手印法与禅宗关系考——以《大乘要道密集》为中心

噶举派大手印法是西夏后期藏传佛教的重要代表,其思想渊源主要是唐代南宗禅思想和西夏禅学思想。西夏大手印法以"本心"("真心")思想为理论核心,以"无念""无住"禅观为主要修行途径,反映出大手印法与唐代禅宗的理论同源、心性论和修行论思想基本一致。以大手印法为重要内容的西夏藏传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融合汉藏佛学传统的佛教体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元明清时代汉藏佛教的融合,以及党项、吐蕃和汉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认同。

荷兰“华二代”佛教徒的叠合身份认同研究

论文以荷兰华人后代佛教徒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宗教信仰方面如何对融入当地社会和保持祖籍文化认同进行选择与平衡。结果显示,在融入和认同方面,华人后代(或称华人第二代、华二代)是一个特殊群体。与其说他们传承了具有族群特色的中国佛教,不如说他们选择了佛教这个世界性宗教下的大乘佛教。荷兰华人后代的佛教信仰是个积极的选择和建构过程。他们融入荷兰社会的事实,促使他们在宗教实践中淡化族群文化特色,以本土联系为导向,扎根荷兰本土,推动全球性佛教文化的建构。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叠合身份认同模式:荷兰人认同和佛教徒认同为主;族群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分离;族群认同相对弱化、全球组织成员意识增强。

《销释显性宝卷》:描述“前世本”《西游记》形象的关键参照系

“前世本”《西游记》是“世德堂本”《西游记》据以翻刻的底本,是明嘉靖以后“西游故事”聚合、定型并反映于小说文本系统的直接结果,它对明清时期《西游记》的版本发展有决定性意义。此本久佚,目前只能通过“世德堂本”的内容及篇首陈元之序文推测其大概。此外,则主要依据大约同时代的戏曲、说唱文本对其进行反向描述。民间宗教宝卷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目前常见的几种民间宗教宝卷与“前世本”关系疏远,而归圆于隆庆年间编刻的《销释显性宝卷》却正在“前世本”生成、传播的历史区间内,其中《诸佛菩萨品》不仅称引《西游记》的角色、名物,更概述取经故事的流程,是用以描述“前世本”《西游记》形象的一个可靠文本。同时,基于西大乘教自身的特殊性,《销释显性宝卷》也可间接反映嘉靖至万历年间“西游故事”在上流社会、京畿地区及内闱社群内的传播与影响。

《洛阳伽蓝记》中的女性与佛教探析

《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洛阳城内佛寺众多的景象。北魏佛教的传播目的是教化与安抚民众,而女性作为民众的一部分,自然也与佛教有一定的关系。《洛阳伽蓝记》中所描写的女性形象身上有两大鲜明特点:一是染指佛教,这些女性或痴迷佛教、直接参与佛教活动,或间接从行为活动中阐发佛教教义;二是才华横溢,这些女性技艺卓绝、才思敏捷,她们身上处处体现着女性的主体意识,这与当时社会流行的佛教思想有直接关系。究其原因,一是大乘佛教思想促进了女性地位的提高,二是大乘佛教思想触发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大同云冈第5、6窟图像构成分析

云冈石窟第5窟造像大体存在统一规划。主体三世佛造像外,侧壁佛龛多为释迦佛、释迦多宝佛、弥勒菩萨等尊像的排列组合,这一组合源于第7、8窟主室北壁,在第二期洞窟中成为填充壁面空间的流行元素。第6窟中两种思想主题并存,其北壁下层龛内三佛像表述三世佛思想,而中心柱下层四面佛龛则以大乘成佛思想统摄周壁图像。与此相适应,上层15尊立佛像可能表述供养、值遇诸佛意涵。

敦煌草书写卷《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考订

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伯二一四一”号《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是敦煌草书写卷的代表作,日本所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收录了全文。然而,由于草书写卷识读上的特殊困难,以及本卷内容在引文、解说、评述等方面的变化多端,因此要正确作出断句和标点,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本文作者在逐字逐句核对原卷真迹、传世经文等多种重要资料的基础上,对《大正新修大藏经》存在的点校疏漏作了订补,给读者提供了更为准确与方便的录文。这里刊登的是其开端部分(全文共4万余字)。

从《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看大乘道教的人生观

立功济人、无量度人并最终使自己的生命得救,圆满完成"升天之道",这就是《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宣讲的大乘道教人生观。这样的人生观对后世道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的目录学考察——《大乘起信论》翻译新考之二

近代以前,中国根本不存在对《大乘起信论》的真正的"怀疑",备受学者所重视的隋代法经《众经目录》将其列入"疑惑"部,"可疑"的是译者,而不是论本身。费长房所记"太清四年"是近代认定《起信论》并非真谛译籍的关键"证据"。在一般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太清年号只有3年,但《梁书》等史籍中赫然记载了太清四年继续使用的缘由。道宣照抄费长房的记载,但所用"同四年"在现行本中多了"大"字。这很大可能是传抄所误。真谛弟子中,曾经存在过曹毗撰《真谛三藏历》《真谛三藏传》、智敫撰集《真谛三藏翻译历》、僧宗撰《真谛三藏行状》三种真谛翻译记录或传记。费长房对真谛翻译的记录是依据曹毗所撰《真谛三藏历》《真谛三藏传》而作出的。从现有的证据看,曹毗所撰更全面些。综合考虑,费长房记载的太清四年(550)真谛翻译《大乘起信论》有充分依据,所有质疑都是站不住脚的。

犍陀罗美术中的阿弥陀信仰

概观犍陀罗美术与大乘佛教,费切尔列举的“舍卫城神变”场景中的8件犍陀罗雕像,与初期主要的大乘经典《大品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中所说佛陀的“大光明(放光)神变”关系颇深。通过详细考察犍陀罗阿弥陀三尊像和犍陀罗莲花型大构图雕塑,阿弥陀佛信仰的源流可以追溯至犍陀罗时期,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的祖型可能是犍陀罗的莲池型与笈多王朝的“舍卫城神变”图像在中亚融合后形成的。

天理图书馆藏八思巴"赞叹"《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至元三十年(1293)的西夏文译本考释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西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后附八思巴所撰颂赞《出有坏无量寿智莲华赞叹》,于"癸已年(1293)神足月十五日"译自藏文本,是目前发现的翻译年代最晚的西夏文刻本,八思巴所撰"赞叹"是目前仅见的有明确翻译时间的帝师八思巴作品的西夏文译本。该本在甘州(今张掖)禅定寺译成,可能曾短暂汇集于大都弘法寺,最后于大德十一年(1307)被管主八刊入《河西藏》。它的发现,为进一步明确党项遗民于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继续从事藏文佛典的翻译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佛教的慈悲利他思想及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

慈悲利他思想是佛教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印度古代佛教中的这一思想准确的反映了佛教信徒对社会及他人的看法。"利他"的思想是在大乘佛教中提出来的。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体现在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上。慈悲利他思想对于抑制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鼓励人们扶危济困、促进现代精神文明的建立与完善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