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Vitro Activity and Postantibiotic Effect of Tulathromycin against Actinobacillus pleuropneumonia

The postantibiotic effect （PAE） is defined as the suppression of bacterial growth persisting after a short exposure of bacterial cultures to an antibiotic. This phenomenon has obvious clinical interest, because antibiotic agents which produce extensive PAEs could be administrated less frequently without reducing efficacy.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and PAE of tulathromycin and erythromycin on five isolates of Actinobacillus pleuropneumonia were determined. All strains were susceptible to tulathromycin （ MIC： 0.25 - 1.00 μg/ml） and resistant to erythromycin （MIC： 32 -128 μg/ml）. The mean PAEs of 1 xMIC, 2 xMIC, 4 xMIC and 8 xMIC of tulathromycin against the tested isolates were 0.62, 1.53, 2.70 and 4.50, respectively.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ulathromycin might be administered at longer time intervals than those already applied. This is in tavorite of the clinical rational use of antimicrobial druqs.

20种抗菌药物对金葡球菌PAE的研究

研究２０种抗菌药物对医院感染主要致病菌金葡球菌的抗生素后效应（ＰＡＥ）。用光密度法测定ＰＡＥ，以实验组与对照组细菌恢复对数生长期时间差计算ＰＡＥ。结果在亚ＭＩＣ浓度时β－内酰胺类抗生素对金葡球菌的ＰＡＥ很短，而大环内酯类、氟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ＰＡＥ已很明显，尤其大环内酯类ＰＡＥ可达２ｈ左右。随药物浓度增加，ＰＡＥ均有增加的趋势。在４倍ＭＩＣ时，青霉素类、碳青霉烯类ＰＡＥ明显延长，而头孢菌素类ＰＡＥ仍相对较短；大环内酯类、氨基糖苷类、氟喹诺酮类药物和磷霉素ＰＡＥ显著增加，并长于β－内酰胺类ＰＡＥ。亚胺培南、ｐａｎａｐｅｎｅｍ对革兰氏阳性球菌和革兰氏阴性杆菌的ＰＡＥ均很明显，且呈浓度依赖性；ｐａｎａｐｅｎｅｍ的ＰＡＥ显著长于亚胺培南，抑制蛋白质和ＤＮＡ合成的抗菌药物及磷霉素对金葡球菌的ＰＡＥ较明显，长于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ＰＡＥ，可能与ＰＡＥ产生机制不同有关。

酞酸酯在农田土壤中的迁移转化行为和毒性效应

酞酸酯又称邻苯二甲酸酯(phthalic acid esters,PAEs),是环境激素类有机污染物,作为添加剂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塑料、橡胶和树脂制品中。随着生产和使用量的大幅增加,PAEs已成为我国农田土壤中残留最多且关注度最高的有机污染物,对农业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胁。根据现有研究,在系统梳理我国农田土壤中PAEs的主要来源与分布情况的基础上,综述了PAEs在农田土壤中的吸附、生物降解、迁移和挥发等环境行为的研究进展,并分别评述了PAEs对土壤生物(包括微生物、动物和农作物)和人体的毒性效应。农膜覆盖及其残留物是引起我国农田土壤PAEs污染的最主要原因。其中,约58.5%的PAEs主要分布在农田土壤表层0~20 cm处,并且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差异。正辛醇-水分配系数对数值(lg K_(ow))大、脂溶性强的PAEs主要吸附在土壤表层,而lg K_(ow)小、水溶性高的PAEs具有极高的迁移潜力;有机质是阻滞PAEs向下迁移的主要原因;微生物降解是去除农田土壤中PAEs的主要途径,受化合物结构和土壤特性的影响。高浓度PAEs的短期暴露会对土壤生物产生不同程度的生理生化毒性乃至遗传毒性影响,最终可通过饮食摄入危害人体(特别是儿童)健康。目前有关农田土壤PAEs的研究仍局限于土壤污染分布和赋存特征的调查性研究,今后可在真实土壤环境中PAEs迁移转化过程、联合毒性效应以及代谢产物的行为和毒性等方面加强研究,以期为农田土壤环境中PAEs控制标准制定和生态风险评估提供理论依据。

PAE对草浆AKD施胶的增效作用

由于草浆的中性施胶要比木浆困难得多,本文研究了PAE对AKD草浆施胶的增效作用,结果表明:PAE对AKD草浆施胶具有良好的增效作用,与未加入PAE相比,当加入0.03%PAE时可提高纸页施胶度约60%;同时,加入PAE的纸页熟化0.5h后就可获到较好的施胶度,并且与未加入PAE的纸页熟化2h的施胶度相近。因此.可以明显缩短AKD施胶时施胶度滞后的时间,从而大大改善AKD草浆施胶的滞后现象。

一种检测PAE树脂溶液中有效固含量的双波长紫外光谱法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双波长紫外光谱快速测定市售聚酰胺多胺环氧氯丙烷树脂(PAE)湿强剂的有效固含量的新方法。研究表明PAE在314nm波长处有明显的特征吸收峰,并且其吸光度与浓度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R2=0.999)。其光谱法检测的主要干扰是合成的副产物3-氯-1,2-丙二醇(MCPD)。根据314nm和378nm是MCPD的等吸收波长,通过双波长光谱法测定,可推导出消除MCPD在314nm处干扰的PAE计算公式。结果表明:该方法重现性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RSD)小于0.5%,PAE有效固含量的检测下限为:0.0047%,与传统称量法所测结果相比,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及可靠性,因此很适合用于市售PAE溶液中有效固含量的检测。

头孢他啶和头孢呋辛对耐药铜绿假单胞菌PAE的实验观察

目的观察研究头孢呋辛和头孢他啶对院内感染常见致病菌——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茼的抗生素后效应（PAE）。方法在不同药物浓度作用下，采用平板倾注法CFU计数，按PAE=T—C计算之，T定义为试验管CFU／ml高于重建后0时的10倍（1logCFU／ml）所需时间（min），C为对照管CFU／ml上升10倍所需要的时间（min）。结果4倍MIC无明显PAE，10倍MIC也无明显PAE。结论头孢呋辛和头孢他啶对耐药铜绿假单胞菌无明显PAE。

氨苄西林与阿莫西林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大肠杆菌的体外抗菌后效应

采用菌落计数法分别测定了氨苄西林和阿莫西林在 0 5、 1、 2、 4倍于各菌最小抑菌浓度 (MIC)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标准株及其临床分离株的体外抗生素后效应 (PAE)。结果显示 ,氨苄西林和阿莫西林在 0 5、 1、 2、 4倍MIC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C2 61 1 2 及临床分离株均具有一定的PAE ,且PAE与浓度在一定范围内 (0 5～ 4倍MIC)呈剂量依赖性 ,当药物浓度达 4倍MIC时 ,PAE明显延长 (P <0 0 5 ) ;但两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C2 61 1 2 及临床分离株的PAE值仅在4倍MIC时差异显著 (P <0 0 5 )。在相同浓度下 ,两药对大肠杆菌ATCC2 5 92 2和临床分离株的PAE很小甚至没有。提示 :在临床设计给药方案时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敏感株引起的感染 ,除了考虑药代动力学和MIC指标外 ,还应考虑PAE因素 ,可适当延长给药间隔时间 ;而对PAE无意义的大肠杆菌敏感株引起的感染 。

3种氟喹诺酮类药物抗生素后效应的研究

应用AVANTAGF分析仪的光密度法测定了环丙沙星（CPLX）、氧氟沙星（OFLX）和氟罗沙星（FLRX）的抗生素后效应（PAE）．结果表明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对革兰氏阳性球菌和革兰氏阴性杆菌均产生明显的PAE．并随抗菌药物浓度的增大、对受试菌的PAE逐渐延长．呈现了明显的浓度依赖性；3种抗菌药物对铜绿假单胞菌的PAE都较长．MIC均较小．显示了良好的杀菌效果：氯罗沙星对除金葡球菌之外的受试菌的PAE均比其它2药较长．PAE的存在提示在临床设计给药方案时．可适当延长给药间期．减少给药次数与剂量．仍能维持抗菌效果。

14种抗菌药物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抗生素后效应

目的：研究１４ 种抗菌药物对医院内感染常见致病菌－ 铜绿假单胞菌的抗生素后效应（ＰＡＥ） 。方法：采用ＡＶＡＮＴＡＧＥ微生物分析仪的吸光度法测定ＰＡＥ。结果：碳青霉烯类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抗菌作用较强，ＰＡＥ较长；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的ＰＡＥ很长，可达２ ～４ ｈ，呈显著的浓度依赖性；氨基糖苷类对铜绿假单胞菌有一定的ＰＡＥ，而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和磷霉素对铜绿假单胞菌ＰＡＥ则较短。结论：碳青霉烯类、氟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对铜绿假单胞菌的ＰＡＥ较长，临床在设计给药方案时应重视ＰＡＥ因素。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的抗生素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研究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的体外抗生素后效应（ＰＡＥ）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对常见感染致病菌金葡球菌、大肠埃希氏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能产生０．６～３．２ｈ的ＰＡＥ，以金葡球菌标准株最长；随着药物浓度增加及接触时间延长，ＰＡＥ延长，但有极限值，于１０ＭＩＣ～２０ＭＩＣ，接触２ｈ达最大值；

兽用氟喹诺酮类在猪体内、外抗菌后效应初报

五种兽用氟喹诺酮药物在体外对猪链球菌、大肠杆菌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抗菌后效应 (PAE) ,最长者可达3 2 3h ,且PAE受抗菌药物的种类及其浓度、细菌种类及接种量、药物与细菌的接触时间的影响。研究通过在猪的皮下埋植组织笼建立组织笼感染模型 ,成功的应用于沙拉沙星对猪链球菌、猪大肠杆菌的体内PAE研究。结果表明 ,3种浓度的沙拉沙星在体内对 2种细菌均获得了较体外长得多的PAE(P <0 0 1) ,其中对猪链球菌最长的体内PAE值达 3 84h ,对猪大肠杆菌最长的体内PAE值达 2 87h。

单诺沙星对大肠杆菌和金葡球菌的体外抗菌后效应

采用菌落计数法测定了单诺沙星在三种不同浓度下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金葡球菌 )的体外抗菌后效应 (PAE)。当药物浓度为 0 .5MIC、2MIC、4MIC时 ,对大肠杆菌的PAE值为 (0 .6 4 6 4± 0 .0 2 94 )h、(1.2 0 77± 0 .0 2 84 )h、(1.6 5 2 9± 0 .0 4 96 )h ;对金葡球菌的PAE值为 (0 .5 6 6 0± 0 .0 0 75 )h、(1.174 6± 0 .0 0 5 7)h、(1.4 913± 0 .0 2 5 7)h。这表明单诺沙星对大肠杆菌、金葡球菌均有不同程度的较强的PAE 。

二氟沙星对3种海洋弧菌的抗菌后效应研究

采用试管二倍稀释法测定二氟沙星对鳗弧菌W-1、副溶血弧菌1614和溶藻弧菌1833的最小抑菌浓度(MIC);采用菌落计数法测定二氟沙星对鳗弧菌、副溶血弧菌和溶藻弧菌的抗菌后效应(PAE)。结果显示,二氟沙星在1×MIC、2×MIC和4×MIC浓度时,对鳗弧菌W-1、副溶血弧菌1614和溶藻弧菌1833的PAE分别为:0·64、1·09和2·16h;0·74、1·73和2·64;0·54、1·08和2·05h。二氟沙星对这3种弧菌具有明显的抗菌后效应,并且随着二氟沙星浓度的增加,抗菌后效应的时间也明显延长。

氨基糖甙类抗生素的体外抗生素后效应研究

目的 观察氨基糖甙类抗生素庆大霉素(GN)、奈替米星(NTL)和阿米卡星(AMK)的体外抗生素后效应(PAE).方法 应用AVANTAG全能自动化微生物分析仪用光密度测定法测定GN、NTL和AMK对4种共20株受试菌的PAE.结果 3种氨基糖甙类抗生素对受试革兰氏阳性球菌和革兰氏阴性杆菌均产生明显的PAE,亚抑菌浓度(1/2MIC)时也存在PAE,PAE值随药物浓度的增加而增大(P<0.05),表现出强的浓度依赖性,不同菌株产生不同的PAE.结论 PAE的存在提示设计氨基糖甙类抗生素给药方案时可减少给药次数,延长用药间歇,维持药物疗效,从而减轻毒副作用.

碳青霉烯类药物抗生素后效应研究概况

综述和分析了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后效应的特性及其临床意义 ,即碳青霉烯类药物对G-及G+菌均有较明显的抗生素后效应 ,为临床给药方案的优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20种抗菌药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抗生素后效应的研究

目的研究20种抗菌药物对医院感染主要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生素后效应(PAE)。方法采用光密度法测定PAE ,以实验组与对照组细菌恢复对数生长期时间差计算PAE。结果在亚MIC浓度时 β_内酰胺类抗生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PAE很短 ,而大环内酯类、氟喹诺酮类、氨基糖甙类PAE已很明显 ,尤其大环内酯类PAE可达2h左右。随药物浓度增加 ,PAE均有增加的趋势。在4倍MIC时 ,青霉素类、碳青霉烯类PAE明显延长 ,而头孢菌素类PAE仍相对较短 ;大环内酯类、氨基糖甙类、氟喹诺酮类药物和磷霉素PAE显著增加 ,并长于 β_内酰胺类PAE。结论抑制蛋白质和DNA合成的抗菌药物及磷霉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PAE较明显 ,要长于 β_内酰胺类抗生素的PAE ,可能与PAE产生机制不同有关。

粪肠球菌的抗生素后效应

目的：研究１８ 种抗菌药物对条件致病菌粪肠球菌的抗生素后效应（ＰＡＥ） 。方法：粪肠球菌分离鉴定采用ＶＩＴＥＫ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ＭＩＣ测定应用微量平板稀释法；ＰＡＥ采取光密度法。结果：大环内酯类与氟喹诺酮类对粪肠球菌的抗菌作用较强，ＰＡＥ也很长；受试菌对碳青霉烯类和青霉素类在浓度较高时才显示较长的ＰＡＥ；氨基糖苷类的ＰＡＥ 较长，但因粪肠球菌对其耐药，在达到ＭＩＣ时已大大超过中毒剂量；头孢菌素类ＰＡＥ很短。结论：因大环内酯类、氟喹诺酮类、碳青霉烯类或青霉素类对粪肠球菌ＰＡＥ较明显，在设计用药方案时应重视ＰＡＥ的影响，适当延长给药间隔。

6种水产常用抗生素对鳗弧菌的抗菌后效应研究

为了解水产养殖业常用抗生素对鳗弧菌的抗菌后效应,本研究采用试管二倍稀释法测定乳酸恩诺沙星、乳酸诺氟沙星、盐酸沙拉沙星等6种抗生素对鳗弧菌的最小抑菌浓度(MIC);采用菌落计数法测定6种抗生素的抗菌后效应(PAE)。结果显示,6种抗生素在1、2、4倍MIC时对鳗弧菌的PAE分别为:0.17±0.11,1.45±0.21,1.81±0.33(乳酸恩诺沙星);0.54±0.11,0.72±0.12,1.17±0.22(乳酸诺氟沙星);0.52±0.19,0.72±0.25,1.13±0.22(盐酸沙拉沙星);0.46±0.16,0.86±0.16,1.88±0.30(盐酸二氟沙星);0.68±0.21,1.42±0.34,1.91±0.20(盐酸恩诺沙星);0.67±0.13,0.79±0.12,1.25±0.17(烟酸诺氟沙星)。6种抗生素对鳗弧菌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抗生素后效应,并随着抗生素浓度的增加,PAE的时间也延长,呈药物剂量依赖模式。

加替沙星和环丙沙星体外抗生素后效应期间大肠埃希氏菌菌体大小及DNA含量变化研究

目的 研究加替沙星和环丙沙星体外抗生素后效应期间大肠埃希氏菌 ATCC2 5 92 2菌体大小及 DNA含量变化 ,为探讨 PAE形成机理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于加替沙星 (1、2、4 MIC)及环丙沙星 (1、2、4 MIC)体外 PAE期间不同时间点吸取培养物 ,以荧光探针碘化丙啶进行染色 ,经流式细胞仪分析大肠埃希氏菌 ATCC2 5 92 2菌体大小及 DNA含量变化。结果 加替沙星 (1、2、4 MIC)和环丙沙星 (1、2、4 MIC) PAE期间大肠埃希氏菌 ATCC2 5 92 2菌体显著增大 ,胞内 DNA含量明显增加 ,且呈剂量依赖性 ,当加替沙星 4 MIC与蛋白合成抑制剂氯霉素及 RNA合成抑制剂利福平联用时 (终浓度分别为 0 .0 2和 0 .16 mg/ L) ,这一变化被抑制。结论 应用流式细胞仪辅以荧光探针碘化丙啶可检测加替沙星及环丙沙星 PAE期间细菌菌体大小和DNA含量变化 ,该方法快捷、简便、直观。

氨苄西林的体外抗菌后效应及抗菌后亚抑菌浓度效应研究

采用菌落计数法测定了氨苄西林对4株细菌的体外抗菌后效应(PAE),以及对2株细菌的体外抗菌后亚抑菌浓度效应(PASME)。结果显示,氨苄西林在0.5,1,2,4×MIC浓度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C26112的PAE值分别为1.14±3.05,1.62±2.11,1.87±1.70和2.45±1.31h,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临床分离株的PAE值分别为1.05±1.84,1.38±1.25,1.56±1.35和2.29±2.04h;对大肠杆菌ATCC25922和临床分离株的PAE很小甚至没有;在1/8,1/4,1/2×MIC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C26112及临床分离株的PASME值分别为3.61±1.38,4.75±2.18,6.8±1.51h和3.01±2.5,4.2±1.21,5.9±1.23h;氨苄西林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PAE(0.5～4×MIC)及PASME(1/8～1/2MIC)与浓度在一定范围内呈剂量依赖性,并且在亚抑菌浓度下也具有PAE,当药物浓度达4×MIC时,PAE明显延长(P<0.05),且所测得的PASME较PAE长。所有结果提示:在临床设计给药方案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敏感株引起的临床感染,除了考虑药代动力学和MIC指标外,还应考虑PAE和PASME因素,可适当延长给药间隔时间;而对PAE无意义的大肠杆菌敏感株引起的临床感染,宜持续给药或缩短给药间隔,也可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