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证己罪原则于行政程序之适用——以欧陆法为考察中心

假如于行政程序中得强迫公民提交犯罪证据,并在对其进行的刑事追诉中使用,不自证己罪原则便不过一纸空文,是以行政程序领域亦有适用不自证己罪原则之必要。至于适用之方式,相较而言,证据运用禁止的方案最能够平衡兼顾国家行政利益的保障与个人不自证己罪的自由,可作为我国未来法制改进之借镜,但首先应明确证据运用禁止的效力范围。

西方沉默权比较研究

沉默权 ,从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 ,最早始于英国 ,后又在美国推行 ,并波及欧洲诸国 ,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 ;现在国际文件都有规定。西方沉默权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一项人权、是一项“不说话”权利、是一项实施无罪推定的权利。对沉默权学者有不同见解 :有的认为它不利于打击犯罪 ;有的认为取消之必然不符合宪法。西方沉默权引入我国 ,争论已久 ,有的主张引入 ,有的反对引入 。

关于“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许多案例表明 ,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 ,将给侦查破案造成不利的影响 ,最早确立沉默权的英国从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发现沉默权规定不利于查明案情 ,于1 994年对沉默权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美国对实施了 3 0多年的“米兰达规则”也提出了疑问 ,并通过判例规定了“米兰达规则”的若干例外。我国的“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政策的精髓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 ,允许其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 ,但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其实际意义就是限制警察的讯问权。我们不主张沉默权 ,并不意味着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在某些案件中 ,口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 ,但我们必须坚持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逼取口供。刑事诉讼证据较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要复杂得多 ,如果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 ,则无异为侦查工作设置障碍 。

比较与实证：律师讯问在场权透视

现有研究对于律师讯问在场权的比较法考察缺乏规范层面的具体细致分析,更忽视了该权利运行的实际状况。律师在场权与其他讯问程序中嫌疑人权利保障手段的关系、律师在场权是否可以放弃以及实际实现的程度在各国都有较大的差异。影响律师讯问在场权构建与实现的主要因素包括:司法传统、口供依赖以及程序环境。深入的比较法考察对于我国制度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技术支持。我国尤需考虑两大问题:当前能否以律师在场权治理刑讯逼供以及确立该制度时模式的选择。

论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西方刑事诉讼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从这一原则派生出三条规则: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承担;嫌疑人、被指控人享有沉默权;有利被告。其核心内容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否确认无罪推定原则是衡量刑事诉讼是否民主的重要标志。

翻供、逼供与沉默权的法理性透视

翻供 ,是近年来刑事司法活动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翻供与逼供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沉默权制度的设立 ,无疑能够有力地根治逼供。

关于“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精髓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允许其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但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其实际意义就是限制警察的讯问权。我们不主张沉默权，并不意味着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在某些案件中，口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但我们必须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逼取口供。刑事诉讼证据较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要复杂得多，如果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则无异于为侦查工作设置障碍，将造成案件久侦难破。

沉默权的价值选择

沉默权是在英美法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项刑事诉讼制度,它具有保护人权、程序正义、维护公平等价值,同时也存在对社会治安、实体公正以及司法效率的不利影响。英美国家在沉默权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修正,使其不致走向极端。我国在引进这一制度时,也应采取有限沉默权原则。

试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限制适用

沉默权最早起源于英国 ,其法律本质就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或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我国目前尚未确立沉默权 ,但随着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和侦查技术的提高 ,我国有必要确立沉默权。但在确立沉默权时基于犯罪特点和公共安全的需要应有必要的限制。

从权利的角度看无罪推定与如实回答义务之矛盾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内核 ,体现了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但是 ,该法又规定了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本文试图说明 ,如实回答义务与无罪推定在根本上是矛盾的 ,我们有必要全面确立无罪推定 ,废除如实回答义务 ,使刑事诉讼制度能够更好地保护人权 ,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沉默权的程序正义价值探究

沉默权制度自萌芽到成熟历经几个世纪,它的发展经历了从开始确立到有所限制的两个阶段。对于沉默权制度我国学界是众说纷纭,从一开始的是否引进沉默权的论争到现在已经演变成了如何引进沉默权的问题。虽然近来新修定的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确立沉默权制度,但其程序正义价值毋庸怀疑。现代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一的无罪推定原则,要求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沉默权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从而加强辩护方的防御力量,实现诉讼中的控辩平衡,它是贯彻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实现程序正义的基本保障。

侦查人员"口供情结"之反思

刑讯逼供存在于刑事诉讼之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侦查水平相对滞后、个别侦查人员素质较低、监督制约机制欠缺和惩处不力。然而从深层次而言,司法人员特别是侦查人员头脑中存在的"口供情结"是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口供情结"也是我国封建诉讼观念和侦查工作现状的必然产物。根治它,仅靠各类"加强"、"提高"措施不行。沉默权的提出,为根治、消除"口供情结"提出了一个全新思路。

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

沉默权源于英美法的“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审判过程中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在一些实行沉默权的国家中 ,运用沉默权可以保护无辜被告 ,防止刑讯 ,帮助发现真实 ,维护政府与人民的权利均衡 ,对保护隐私及自治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为大部分国家所承认 ,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确认。我国是否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 ,理论界及实务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引进沉默权 ,可能会出现一系列问题 ,需要认真考虑和完善立法。

解读“零口供规则”

“零口供规则”的初稿中最核心的内容被认为是“沉默权的提出”。几经修改后的《规则》与初稿最大的区别在于不把口供视为零，而是把对口供的依赖降到最低点。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审讯时不再允许其保持沉默，原来的绝对“零口供”演变成了现在的相对“零口供”。“零口供规则”的意义体现在它时我国司法制度提出了预警，使人们再次正视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以及阻却这一弊端的迫切性。

对刑事被告人沉默权的否定性思考

沉默权的设置依据不是因为它是一种更加经济、更有效率的制度 ,其设立依据在于刑法人道主义、人权保障、对抗制刑事诉讼原理等等 ,但是实行一种无法实行的或实行代价太大的制度也并不意味着公平、正义。探讨沉默权问题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一项诉讼制度的设立既要解决价值取向问题 ,又要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 ,既不能太超前以至于脱离实践 ,又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太远以至于成为“空中楼阁” ;既要充分重视保护人权 ,也要适当考虑打击犯罪维护法律秩序的需要 ,从而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

浅论刑事侦查中的沉默权问题

无论是为了在侦查工作中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还是为了实现侦查工作的根本目的,都有必要明确设立沉默权制度。目前,我国已具备设立沉默权制度的环境条件,但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关于沉默权的法理学分析

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被追诉者享有对追诉者的讯问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 ,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沉默权确立的伦理基础是人性 ,观念基础是权利本位观念 ,理论基础是人权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沉默权具有保障人权、体现程序正义、实现诉讼结构平衡的价值。我国应建立自己的沉默权制度。

从法律权利的角度看沉默权

一直以来法学界对我国是否实行沉默权制度存在着分歧。笔者认为从法律权利的角度来看,实行沉默权制度有利于权利主体充分自主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不但有利保护人权也有利于促进侦察水平的提高。

沉默权与如实陈述义务的利弊权衡——兼论我国的立法选择

在刑事诉讼中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还是责令其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 ,是各国根据其不同时期的刑事司法状况而作出的立法选择。从当今世界各国宪法、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以及联合国有关文件的规定来看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已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但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相反却规定其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对于此 ,我国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权衡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利弊和要求其如实陈述的利弊的基础上 。

论确立沉默权制度之我见

本文考察了沉默权制度的历史发展 ,对两大法系的相关作法作了简单的阐述 ,继而论述了沉默权制度的法律价值 ,从而提出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