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乐知与上海中西书院:古代书院的传承与嬗变

林乐知在创办中西书院的过程中努力实践“中西并重”的教育观。虽然林乐知的本质仍然是基督教文化的传播者,但他到中国以后通过学习、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和理解,其中显示的他的知识适应性和文化适应性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传教士。因而他对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传承与嬗变,是中西书院之所以取得办学影响,至今仍有回顾和研究价值的原因。

基督教经典译介中的“中国化”传统

宗教的“中国化”(包括基督教的中国化)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本文追溯历史,在民国时期基督教界即已提出“中国化”三字。从实践上看,在基督教经典的译介过程中,明清以来,一些译述者便早已看出“中国化”的表述方式的重要性,而在译述实践中予以落实。本文以三个例子来说明这种“中国化”,即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中译本在表达形式上的中国化,林乐知奥古斯丁传记针对中国宗教语境的中国化,以及雷鸣远奥古斯丁传记在语言、人情世故、内容上的中国化。他们体现了基督教有识之士为让奥古斯丁思想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作的努力。

晚清传教士林乐知的翻译与译论

本文从翻译学的角度研究林乐知从事翻译的缘起和动机、与华人合译的翻译方式、其鲜为人知的译论文章《新名词之辨惑》。《新名词之辨惑》体现了林乐知独特且明确的翻译观。他认为,翻译中遇到的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的明显的词汇匮乏,是源于人心不得释放,新学不得发展。林乐知从文化的视角分析译名问题,使其成为继傅兰雅之后又一位对中国译论做出贡献的近代来华传教士。

女学乃今日振兴中国刻不容缓之急务——晚清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女子教育的呼吁

晚清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呼吁对中国女子进行教育。林乐知、花之安等西教士主要从天赋人权、相夫教子、国家强盛等三个方面论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把知识型的贤妻良母与各类专门人才作为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以妇女解放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把女子教育看成是妇女发展与解放的必由之路;并以西方近代妇女观对中国传统落后的妇女观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兴办女学是振兴中国刻不容缓之急务。1907年,清廷终于向女子接受学校教育开了一扇小门。不过,西教士呼吁中国兴女学的最终目的既不是兴学育才本身,也不是中国的富强,而是为了广兴基督教于中国。

论清末来华传教士的学制改革思想

清末是中国学校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时期,当时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以《万国公报》等为主要舆论阵地,提出建立以西方教育制度为蓝本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的改革方案,从而诱发了清末教育改革运动。因此,我们今天探寻清末中国新学制改革的思想来源时,不应忽视或回避在华新教传教士这一因素。

林乐知在华翻译活动研究

林乐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传教士翻译家,曾先后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上海广学会从事译书活动,前后30余年。通过对林乐知在上述两个机构中译著的梳理,比较探寻其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上海广学会从事翻译活动的异同及造成差异的原因。

林乐知与晚清教会女学振兴——以《万国公报》为视点

中国近代女子学校教育是由晚清来华传教士开其端的。《万国公报》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报刊,晚清来华传教士林乐知,作为《万国公报》的创办人和主编,指出"中国振兴女学之亟",呼吁对中国女子进行教育。林乐知以《万国公报》为阵地,宣扬中国女子解放并为此实践,为晚清女学的振兴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从两份手稿看林乐知晚清的政治活动

本文包括了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先生的两篇原始英文手稿及其翻译和介绍.一篇是其在1906年12月7日在上海青年基督教青年会所作的报告,另一篇是会晤革命改革人士的记录手稿.这两份手稿生动如实地向世人呈现了林乐知在风云动荡的晚清中国直接投入社会政治改革活动的一面.他给爱国进步青年做演讲,介绍美国建国经验及方针,激励爱国青年并为他们指明方向.他参与改革人士、革命党人组织推翻清政权、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商谈计划活动.这些原始文献为进一步开展林乐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追溯林乐知在晚清中国真实活动的历史情景提供了空间.

晚清寓华新教传教士的儒学观——以林乐知在上海所办《万国公报》为中心

晚清来华以林乐知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看法和态度存在着“合儒”、“补儒”、“批儒”、“代儒”等环环相扣的四个层次,其中,“合儒”是一种文化策略,“代儒”———基督教征服中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而“补儒”、“批儒”则是从“合儒”到“代儒”之间的必要手段和桥梁。西教士对儒学中的缺陷、不足和劣根性等批语是完全站在西方人立场和基督教的角度进行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对动摇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教育和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不无助益,因而在近代中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启蒙作用。